"多难兴邦"的起源：政权合法性宣传中的吊诡逻辑

不得不说疫情给来的长假确实是个适合读书的时期。推友 @songma 很早就半开玩笑地说这次疫情期间会不会有堪比薄伽丘《十日谈》的巨著涌现出来——结果只看到了不少的巴尔扎克和莫泊桑。噢，还少不了马克·吐温，我不忘加了一句吐槽。

昨晚，我阅读了几页《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之后就早早睡下了，丝毫没想到过凌晨时的简体中文互联网会又经历一次新的舆论风暴。早起之后打开手机，一边翻阅着隔着屏幕汹涌而来的情绪，一边在心里盘算着诸如天津和济南这样的“互联网审核之都”的网评员们还有多久打卡上班（笑），心里突然浮现出去年夏天所看完的《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那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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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七月从香港书展上的中大出版社摊位购入此书时，我并未预料到本书对 1942-1943 年间河南大饥荒的剖析会解答萦绕在我心头中的一个长久困惑。在那之前，我所熟悉的抗战期间的意识形态案例只限于延安方面，譬如《西行漫记》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熟悉发生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也对共产党作为“友党”时，在陪都重庆办《新华日报》的故事略知一二（得益于名声在外的《历史的先声》与傅国涌先生所着的《笔底波澜》），却对抗战期间一直代表着中国的合法政权的propaganda 知之甚少，更别提将之与21 世纪的当下联系起来了。

然而，正如我很久之前就开始隐隐约约地察觉到在20 世纪叱咤风云的革命领袖们——列宁、孙中山、毛泽东——的言行与政治遗产中有相当可观的继承性关系，北京与南京的政权合法性宣传在某种意义上也一样可以视为镜像。 1943 年时的国民党党报将指导了两千余年帝制的“养民”和天命论的警告含义创造性地解释为对政权和人民的考验——当然，明显后者是重点——从而将可能冲击政权合法性的力量扭转了方向。这样一来，原本该出现在上层官僚中的对合法性动摇的恐惧大大减轻，本该弥补上的赈灾和问责便更难实现了。

经历过 2008 年汶川地震的同一代人对这套宣传话语并不陌生。如果说2003 年SARS 疫情的相关宣传还只是着重于个人（钟南山）或者群体（“白衣天使”）而鲜于提及国家或民族，那么当“多难兴邦”这套宣传逻辑跨越了巨大的时空与意识形态间隔，再次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时，宣传者已不仅仅只满足于中性的“考验”，而更进一步地强调了“复兴”的民族主义话语。这套宣传话语是如此容易驾驭，我们在接下来几年中发生的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灾害事件中仍能反复品味到。

大部分人将 2012 年末的十八大与 2013 年年初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视为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收紧的开始。但在我看来，2008 年是个更重要却更难察觉的年份。汶川地震与奥运会——前者是灾害，后者是盛会——分别从不同的方面让政权真正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管制与动员能力的上限与潜力。更深层次地，合法性的稳固。如同1988 年汉城奥运会前后，全斗焕政权迫于国际压力（特别是里根政府的压力）而逐渐开放了民主化进程，2008 年北京奥运会对中国而言是也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隐喻：从这之后，北京开始逐步打破世纪之初积累起的脆弱平衡与共识。

不知不觉间已经过去了五分之一个甲子，我们仍然囿于这一历史惯性的回归当中。时间真的会给我们答案吗？我不知道。

PS: 本文仅站在业余爱好者的视角叙事。如有谬误，敬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