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及其在埃塞俄比亚的应用和发展

在全球化和工业现代化的背景下，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高速增长是一个特例，同时也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中国从一个落后的经济国家崛起，从所谓的崩溃中走出来。1992年初，继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学者和媒体开始关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战略。“北京共识”、“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等术语开始出现在学术界。2004年5月，美国学者约书亚·库珀·雷默发表了《北京共识》。雷默在本文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和经验进行了全面的分析（雷默，2004）。

“北京共识”的论调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能否提供新模式的争论。支持者称赞它解释了自非殖民化以来，南方能够遵循自己的政治方向，找到不符合西方愿景的合作伙伴、国家和企业（Gresh，2008）。批评者可能会质疑“北京共识”的有效性和真实性（Zhao，2010）。虽然中国发展模式的确切特征仍有争议，但“中国模式”往往因其快速经济改革的战略而备受推崇，同时又保留了中国以前的政治制度（Kennedy，2010）。许多学者将中国的经济成功归因于其非常规的经济政策方法，即混合所有制、基本产权和政府干预。但事实上，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中国一直由一个公正的政府统治，当不同社会和政治群体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政府会采取中立立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比其他威权政体更有可能采取有利于增长的政策的原因之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姚期智，2010）。众所周知，中国的发展是“国家驱动的发展”，发展的最强大动力来自国家，而不是市场或社会。国家对发展的投入使其能够动员全国的力量来纠正一切不利于发展的观念、政策和举措。也有人认为，“中国模式”其实只是东亚模式的一种改良。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很多方面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如新加坡和韩国的经济相似。当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政治威权主义恰逢出口导向型发展的时机，从而导致了快速的现代化（赵立坚，2010）。

更令人不安的是，即便在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模式”这一概念也没有达成共识。尤其是，由于该模式没有明确中国未来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长期宏观战略目标，因此人们认为其难以预测。清华大学秦刚教授也表达了对中国模式的担忧，他认为不受约束的国家权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秦刚，2010）。因此，所谓的“中国模式”这一概念充满了模糊和难以界定的特征。更令人费解的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对中国模式的存在和概念化作出官方定义（Hodzi，2020）。在中国，这种“中国模式”更多地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这种模糊性似乎并没有阻止北京寻求向其他国家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近年来，最受关注的莫过于习近平 2013 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和框架，这是一个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国际贸易网络（世界银行，2018 年）。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将改变欧亚大陆的经济核心，标志着中国政策的重大转变，表明中国正寻求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以配合其不断上升的实力和地位。

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在非洲取得了重大进展。据官方声明称，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于 2000 年，为加强中非外交、安全、贸易和投资关系提供了磋商和合作机制平台。通过“一带一路”，非洲获得了中国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同时吸引中国企业投资经济贸易合作区，建设港口、铁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目前，中国已与 17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 200 多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其中包括 53 个非洲国家。事实上，从1956年与第一个非洲国家埃及建交，到1971年中国以至关重要的三分之一票数加入联合国，非洲一直是中国近70年来突破国际孤立的外交步骤。自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领导中国进行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摆脱对非洲的无偿援助，开始与非洲开展经贸关系。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非洲国家既有中国需要的资源，又有巨大的市场，为中国资本和技术的利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连续数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同时也是最大的债务国。

尽管“中国模式”的定义模糊，人们对中国参与其中也存在担忧和怀疑，但中国模式在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坚持认为，其在非洲大陆的大规模参与是“南南合作”的典范，有助于非洲释放其发展潜力，其经济参与比“北方”更具合作性，更能满足当地需求。2006 年 6 月，在南非开普敦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上，津巴布韦政府率先提出了“向东看政策”，寻求加强与中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政治和贸易联系。

21世纪初，“发展型国家”理论再度被提起，非洲各国政府和学者积极学习东亚国家的发展经验，结合非洲本土情况进行探索和实践，掀起了发展型国家的热潮。但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否真能给非洲国家带来启示？下文我将以埃塞俄比亚为例，考察中国模式在这里的应用和发展。

本世纪头十几年，埃塞俄比亚被世界呈现为经济高速增长的正面形象，是“非洲崛起”的典范，甚至被称为“非洲版中国”。但事实上，作为非洲唯一没有遭受过殖民统治的国家，埃塞俄比亚人口众多但缺乏矿产等自然资源，农业一直是其支柱产业。在政治环境方面，中国与埃塞俄比亚有相似之处。当代，两国都是一党制国家，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EPRDF）自1991年起执政直至2018年政治转型（Ziso，2020）。这都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和结构转型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实际上有着相当悠久的经贸关系历史，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始于20世纪50年代。埃塞俄比亚自1991年埃革阵执政以来，一直致力于发展型国家模式，并开始进行结构调整，中国被视为潜在的经验来源。随着埃塞俄比亚寻求复制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的经验并复制发展道路，两国关系变得更加紧密（Nicolas，2017）。21世纪初，埃塞俄比亚采取了工业化政策战略，目标是将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在这一战略中，政府在经济快速增长和发展的同时，大力推进国家建设，基础设施成为国家优先事项，2010年以后，制造业快速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成为中心目标。这一时期受到东亚经济增长和发展实践的影响，工业发展战略侧重于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行业（Oqubay，2015）。

中国的发展模式基于对基础设施和公共部门的大量投资。在中国，“基础设施带动经济增长”战略一直发挥着推动作用，但同样的战略似乎在非洲和埃塞俄比亚显示出了巨大的局限性。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一直是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在能源和亚的斯亚贝巴机场、公路、铁路、码头和天然气管道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一个主要项目是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该铁路于 2018 年完工，连接了埃塞俄比亚内陆和海港。铁路的建成将一周的行程缩短到 12 小时，促进了埃塞俄比亚 90% 的对外贸易，并降低了货物运输成本。尽管铁路按计划进行，但仍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第一个问题是电力短缺，这使得铁路设施和设备的安装和维护变得困难，并阻碍了铁路高效运行。其次，客货短缺，运力利用不充分，盈利能力和收益也受到很大影响，从而产生债务压力，埃塞俄比亚政府面临着偿还中国商业贷款的压力（Weng et al.，2021）。另一个巨大的运营障碍是当地的民族冲突。埃塞俄比亚有大约80个民族，主要民族奥罗莫族和阿姆哈拉族相互争夺影响力，这种民族和领土争端使铁路项目成为“影响目标”（Cheru，2016）。同时，铁路建设雇用的劳动力大部分是埃塞俄比亚人，但他们往往从事低技能工作，这阻碍了专业知识的转移并引起不满。

中国发展模式的另一个成功之处是建立了经济特区和工业区，它们可以理解为描述各种经济举措的统称，包括自由贸易区、工业区和自由港等（Tiefenbrun，2012 年）。这类投资条件优惠、政策环境可靠的经济特区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埃塞俄比亚的工业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样的工业区。目前，该国有 20 多个工业区，至少部分投入运营，还有更多工业区正在建设中（EIC，2021 年） 。其中一些是由政府通过工业园区开发公司建造的，另一些则由私营部门建立。东部工业区（EIZ）是埃塞俄比亚的第一个工业园区，曾被认为是该国经济成功的案例之一。东部工业区最初于 2007 年规划，随后于 2009 年启动，计划在五年内吸引 80 个独立投资项目并创造 20,000 个就业岗位（Brautigam and Tang，2011）。然而，将工业区建成制造业集群的混合用途工业区的愿景并没有真正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政府采取了许多创新政策和制度，地方政府的灵活管理和变革性政策试验是其成功的关键（Zheng and Tang，2017）。虽然中国也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但这种国家更符合宪法和政治，而在经济和财政方面，它允许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区域权力下放的框架下（Xu，2011），地方政府可以自主管理其管辖范围内的商业活动。中央政府将任命和晋升作为对地方政府的最大激励，并创造有利于投资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在埃塞俄比亚，工业园区主要以中央集中管理为主，与地方政府的协调较少，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缺乏协调与合作，有时甚至出现地方政府不愿意接受外资的现象，这对工业化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中国快速工业化可以归因于两大优势：庞大的制造业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与中国一样，埃塞俄比亚在制造业方面拥有大量年轻人口。该国制造业在过去几年经历了强劲增长，是非洲表现领先的经济体之一（世界银行，2020 年）。人们都希望制造业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甚至提高当地的生活水平。但这一愿望的实现仍不明确，尽管经济增长强劲，但制造业并没有真正发挥其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它实际上并没有在这个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部门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而制造业的大多数劳动力仍然主要集中在低技能、低薪的工作岗位上（Giannecchini 和 Taylor，2017 年）。劳动关系是造成严重挑战的关键因素之一，与东南亚等其他低成本制造业地区相比，埃塞俄比亚的劳动生产率低、缺勤频繁、工作能力和离职率高（Zheng 和 Tang，2017 年）。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复兴是埃塞俄比亚和非洲面临的一大困境。正规就业岗位相对匮乏，制造业就业增长大多来自小型非正规企业，与东亚国家快速的工业化经历形成鲜明对比。有研究表明，大企业虽然表现出强劲的生产率绩效，但并未扩大就业，机械化和高科技应用比例较高，不利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小企业吸收了劳动力，但对生产率增长贡献不大。其结果是，埃塞俄比亚虽然正在实现工业化，但复制其他国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模式却很难实现（Diao et al.，2020）。

在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埃塞俄比亚成为“发展型国家”的战略稳步推进，但2012年总理梅莱斯·泽纳维的突然离世改变了这一局面。2015年底，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工业扩张引发了奥罗米亚州民众对拆迁补偿不公的不满和抗议。随着事态的发展，奥罗莫人和阿姆哈拉人开始表达对在政治和经济进程中被边缘化的不满。抗议活动在埃塞俄比亚境内蔓延，最初是对政府的抗议，很快扩展到对就业不足和不平等现象的追责。由于缺乏与政府进行建设性对话的渠道，当民众的诉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们被迫通过暴力表达不满，从而引发政治变革。埃塞俄比亚首任奥罗莫族总理阿比·艾哈迈德自2018年4月起执政。为了使经济更加自由，他向西方捐助者求助，也向中东的阿联酋求助。自2020年11月以来，中央政府与前掌权者之间的战争或内部冲突使埃塞俄比亚的可控性和稳定性受到质疑。

埃塞俄比亚的发展型国家经验反映出一系列问题。一是当地社会问题复杂，民众对发展型国家缺乏认识和共识。发展型政策要求各阶层为了国家发展的长远利益而做出短期牺牲。中国和东亚国家的普遍观点是政府有责任推动经济发展，分歧仅在于政府如何推动经济发展，而埃塞俄比亚尚未形成这样的共识。而埃塞俄比亚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感较弱，尚未形成推动国家发展的共识。二是执政党未能解决高经济增长引发的社会矛盾。执政党执政初期，全国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民众更关心经济发展，以经济建设为重点、依靠国家力量推动工业化的战略并未引起太大争议。但经过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埃塞俄比亚的人口结构，如更庞大的年轻劳动者群体，为争取更多民主和权利提供了动力；大部分民众仍处于贫困状态，并不认为自己从经济增长中获益，希望通过游行抗议等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根深蒂固的矛盾则通过族群矛盾表现出来。三是地方政府能力不足，政商难以实现良性互动。地方政府缺乏治理能力和帮助工业园区克服发展中具体困难的动力。此前，执政党高效的组织控制能够弥补国家机构能力的不足，政策执行更多地依赖于政党能力而非行政机构，而埃革阵内部的两极分化则进一步削弱了其发展能力。埃塞政治变革使其发展型国家的战略规划面临极大的破坏风险。艾哈迈德总理对自由市场的拥护以及与IMF等西方援助机构的密切关系，意味着他对民主、发展以及国家在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对这三者的优先排序与梅莱斯有着不同的看法。在可预见的未来，埃塞俄比亚当局的“民主发展型国家”战略可能会发生转变，但短期内官员们也很难找到民主发展型国家的真正替代方案。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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