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访万能青年旅店（2012）

（2012，原刊于Gigs杂志）

一位因为工作走遍中国许多城镇的上海朋友对我说：她不大能明白万能青年旅店为什么在台湾也能红成这样。她的意思是：若是没有在石家庄那样的二三线中国城市生活过，莫说隔着海峡的台湾，即连北京上海广州那些大城的文青，也未必真能体会万青那种浸透骨子的，二线城市青年的混混气质。

我不曾去过石家庄。我也不曾去过The Beatles的利物浦，或是Bruce Springsteen的Asbury Park。说来惭愧，我什至不曾踏进林生祥的美浓，不曾登上胡德夫和巴奈的大武山。陈升和「新宝岛康乐队」在海峡对岸粉丝极多，我亦不无纳闷：他那属于潮热南岛的土台味，在冬雪封城的北国究竟是如何被理解的呢？

或许我的朋友要说的是：万青之走红，并不等于千万人便都理解了那音乐的来处，他们其实始终都是尴尬而寂寞的。他们红了，也只不过把这份尴尬和寂寞复制放大了千千万万倍──摇滚核心的矛盾，似乎始终如此。你把整付青春献给了这辈子你自认唯一能做的事，从「正常社会」的缝隙掉落出去，一心觉得自己会成为伟大的艺术家。你遍听历代经典名盘，疯了一样地练琴，反覆「和磁带上的外国人较劲」，五年过去，你练出一身绝活，仍然没没无闻，穷得有一顿没一顿。十年过去，团员来了又走，有人后来加入主流乐坛，功成名就，你却跌入忧郁症的深渊，开始认真怀疑自己不属于这颗行星，呆望天空想着幽浮什么时候来接你回家。

你不再年轻，渐渐活过了摇滚史那些早夭神人的岁数。十多年不离不弃的哥们儿替你弹出来的旋律填上了如蜜如梦如刀的诗句，你开始认真把那些歌录下。剩下两人玩团未免太寒碜，你们邀了同在这混帐的城里编摇滚杂志的一哥们儿入团，那哥们儿说他什么都不会就只会吹小号，于是你们的团便有了小号。然后你们拉来一个「九○后」的小伙子，让他坐上了鼓凳。几个人在平常练团的破烂砖房就着东拼西凑的器材录着那几首歌，毫无工业标准可言，土法炼钢边做边学，旷日废时，事倍功半。好不容易蹭出一首半首成品，拿来和那些乐史经典一比，马上摇摇头推倒重来。如是两三年，那耗尽你整个青春性命的七首歌总算录完。

几乎一夕之间，你们征服了全中国乐评人，被誉为中国摇滚的救世主。你们拿下一座又一座的大奖，从小酒馆克难巡演「蹭吃蹭喝蹭住」的世界唱到了音乐节压轴，再唱到了香港和宝岛台湾。你望着舞台底下万头攒动，他们一句句跟着唱那首你忧郁症故事的歌，台上的你面容沉静，不见悲喜：

站在能看到灯火的桥/ 还是看不清/ 在那些夜晚照亮我们黑暗的心/ 究竟是什么于是他默默追逐着/ 横渡海峡/ 年轻的人看着他们/ 为了彼岸/ 骄傲地/ 灭亡

这是万青的故事。主角是吉他手、作曲兼主唱董亚千（大家叫他『二千』）和他多年的哥们儿，贝斯手兼作词者姬赓。从社会人的眼光看来，董亚千和姬赓几乎是彼此的反面：一个是不事生产的社会边缘人，「十多年加起来挣不到几百块钱」，一个是河北师大作育英才的英语教师（学生之中不乏万青乐迷，在网路社群兴奋分享亲炙『姬老师』风采的故事）。然而他俩的搭档，就像Lennon/McCartney、Jagger/Richards、Morrissey/Marr......，两人互为阴阳表里，缺了谁就不是那回事了。他俩中学时代便一起组了团，那还是九○年代，网路尚未普及，舶来摇滚的来源主要是「打口带」──西方国家把滞销的库存唱片、卡带作为塑胶废料论吨运到中国做「最终处理」，外壳都打了洞或者剪了口子以示报废。这些回收废料在有识之士发掘之下，竟成了不只一代人的启蒙材料。通过打口带，他们聆听了大量的西洋摇滚经典，这几乎是那个时代每个玩乐队孩子的必经之路，只不过他们听得更多一些、深一些。

花了好几年，董亚千戮力练琴，苦追那些西方摇滚宗师。他的吉他师承并不仅仅止于九○年代的美国另类摇滚风潮，而是一路回溯Stevie Ray Vaughan、Duane Allman、Jimi Hendrix，直追芝加哥，远眺密西西比三角洲，一派正统的蓝调底气。因为喜欢九○年代美国另类摇滚团Blind Melon，他们把团名取作The Nico，那是二十八岁嗑药而死的主唱Shannon Hoon襁褓中女儿的名字。这个团在石家庄摇滚史上并没有留下太多痕迹，成员变动频仍，大多数时间等于半解散状态。 2002年，他们决定改名「万能青年旅店」，这是从董亚千寓居河边那排破房子得来的灵感：各路人马经常在那儿闲混，俨然石家庄的嬉皮公社。据说路上随便问个面熟的人都有那儿的钥匙，除了董亚千自己。

就在那一阵子，姬赓尝试为董亚千的旋律填上中文词。 「不万能的喜剧」是第一步的尝试，歌词很短，却有极长的尾奏。这首歌，网上流传好几个版本，是万青历来五六年反覆实验的痕迹，不插电版、纯演奏版、无小号版......。直到2010年专辑出版，这首歌最终落实了每样乐器的位置。抒情的前段转入暴烈的后段，棉里藏针，高潮迭起：

哎，愉快的人啊/ 和你们一样我只是被诱捕的傻鸟/ 不停歌唱哎，悲伤的人啊/ 和你们一样我只是被灌醉的小丑/ 歌唱......

万青沛然莫之能御的力量，来自每一个环环相扣的部件：老辣无双的电吉他，璀璨夺目的小号，声嗓毫不自恋却收放自如的主唱，层层叠叠汹涌澎湃的鼓和贝斯，柔情似水的提琴笛子和曼陀铃，美不胜收的旋律，还有诗──在演唱英文歌词为尚的独立摇滚圈，万青让我们省悟：语言的拣择，便决定了精神的去向：

是谁来自山川湖海/ 却囿于昼夜，厨房与爱？

还有更模棱、同时也更直白的：

在这颗行星所有的酒馆/ 青春，自由似乎理所应得面向涣散的未来/ 只唱情歌，看不到坦克

姬赓曾说：若是把「酒馆」代换成「广场」，就全明白了，毕竟那时候「他们确实把坦克开上街了」。但他不愿意那么写，宁愿用「酒馆」保留一点儿希望，让那件「特别残酷的事儿」退到背景。在中国，政治无所不在，哪怕你不想招惹它，它也时时来招惹你。一部中国摇滚史，几乎有半部都是音乐人和它周旋的曲折历程。万青这几个「八○后」身处「后改革开放」的经济狂飙时代，自然不复崔健「一无所有」、「一块红布」那种荒芜中苦苦挣扎的大叙事、大史诗。他们的苦闷自有别种质地，像这样的词：

不事劳作/ 一无所获厌恶争执/ 不善言说终于沦为沉默的帮凶

听者有心，或不免把「争执」听成「政治」。这歌叫「十万嬉皮」，开头虽写「大梦一场的董二千先生」，其实岂止一代人的集体状态。

初次看万青演出是2011年春的北京「草莓音乐节」，那时专辑刚出半年。老实说，对照他们录音制作简直无懈可击的专辑，那天现场看到的万青，感觉只算还行，总觉得少了点儿什么。或许囿于现场硬体条件，又或许从live house来到这样大的户外场地，能量不免有点儿涣散。不过，底下观众是很high的。那是沙尘暴和杨柳飞絮成灾的季节，风极大，吹得人人灰头土脸，很有几分悲壮神色。万青登台的时候，天色缓缓暗下来，草坡上几千青年挤在一处，虔诚望着舞台。压轴曲照例是「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全场齐齐念咒一般跟着董亚千唱：

在八角柜台/ 疯狂的人民商场用一张假钞/ 买一把假枪保卫她的生活/ 直到大厦崩塌夜幕覆盖华北平原/ 忧伤浸透她的脸......

2012年三月八日晚上，在爆满的台北The Wall，我再次听见全场跟着董亚千齐声唱起这首歌，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只不过卷着舌头的北方腔普通话换成了台湾腔的国语。隔了两天，在高雄「大港开唱」，码头边搭起的舞台底下挤着好几千人，我又听到了台湾腔的齐声合唱──这是多少年来，我所亲见第一支能在台湾展现如许魅力的对岸乐团。那两天的万青，较诸十个月前我看的那场演出，台风更稳，能量更饱满，换句话说，更不愧他们横扫乐坛的声望了。

The Wall演出前一天，万青刚下飞机不久，我便约了采访，和董亚千、姬赓、史立在永和一间泡沫红茶店面对面坐下，一时无话，彼此都很拘谨。为了打破尴尬，我和姬赓聊起「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的几个细节：「八角柜台」是专有名词么？ （不是的，只是个意象，想像出来的，其实人民商场没有八角形的柜台）人民商场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小时候石家庄最热闹的百货商场，现在破落了）河北师大附中是顶好的学校么？ （说不上顶好，也就是还行吧）......。

弄清楚了这些，就能更完整地理解这首歌么？好像也不见得。诗的魅力，往往在于那些不能解释不该解释的，就像这首歌与世纪初那场实有其事的靳如超爆炸案若即若离的牵连，未必需要坐实。歌里这样的句子，即使从未去过彼地、不知那间教室的模样，也不妨碍它在心里激起的千层巨浪：

河北师大附中/ 乒乓少年背向我沉默的注视/ 无法离开的教室生活在经验里/ 直到大厦崩塌一万匹脱缰的马/ 在他脑海中奔跑

姬赓倒是解说了几句：乒乓球在对岸素有「国球」之称，是师长眼中不妨提倡的正当活动。于是在这儿，「乒乓少年」暗喻着一个压抑的乖乖牌，打球或许是他郁闷的青春时光唯一的宣泄。言罢，唱过这首歌无数次的董亚千笑道：唉唷原来还有这层意思！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这段儿！

话说万青大概真的是很红了──听说有乐迷自己组了石家庄观光团，设计「万青主题之旅」，一一造访歌里提到的景点，徘徊留影。

或许，多年之后，它们都将因为万青的歌而不朽：河北师大附中、疯狂的人民商场、秦皇岛那座「分割世界的桥」、甚至林立的洗浴中心。他们在自己的歌里预示过的：

肥胖的城市驱赶着所有拒绝沉没的人那首疯狂的歌又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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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万能青年旅店对谈

访问：马世芳

采访随行：gigs团队、陈德政文字整理：卢一嫥时间：2012/3/7，下午4:30-6:00
地点：永和乐华夜市旁泡沫红茶店

万青团员profile：

董亚千小名董二千，1981年生。担纲乐队主唱、吉他手，负责作曲。

姬赓
1981生，乐队Bass手、作词人。现职为公共英文教师。

史立
1982生，乐队小号手，现为中国「最邪恶的杂志」《我爱摇滚乐》编辑。

马世芳（以下简称马）：这是第一次到台湾来？之前去过国外的演出吗？

姬赓（以下简称姬）：第一次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演出。

马：以台湾生活经验很难想像在石家庄长大是什么样，都说石家庄是二级城市，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二级城市？

姬：中国有十大城市，就算最重要的十个城市，包括大城像武汉、西安、成都，之后稍有规模的叫二级城市，石家庄在二级城市里也算后面的，叫三级城市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外资、大的成熟企业，较大的企业像三鹿牛奶，还有药厂，药厂养活了很多人。

马：像你这岁数的同学、朋友离开家乡的多吗？

姬：没有办法的就离开，有办法的留家帮忙，感觉上离开的是比较多。事实上大陆的二级城市大多是这状况，当地机会不是很多，不太公平。

马：石家庄也有一个玩摇滚的圈子是吧？

姬：基本上是没有。我们开始玩是14岁，大概是1996年，乐队叫The Nico，那时候还有个圈子，但过了2000年，好的乐手就离开了。

马：因为北京挺近的，到北京发展是蛮直觉的事情。所以你们当地有Live House，有可以演出的场地吗？

姬：也没有，那个时候就是礼堂、小酒吧或是迪厅（Disco，舞厅），表演完自己还要把东西摆回原位。

马：以你们的岁数，打口带（西方市场滞销的音像制品，在外壳打上缺口当成回收废料运到中国，流通于中国非主流管道）是你们小学的时候，记得最早听到的打口带是哪些东西？

史立（以下简称史）：重金属像是Iron Maiden，很少，没什么选择，来什么听什么。那时九〇年代初有外国来的磁带就挺牛逼了。网路是我们高中上了一半时才有的。

马：你们一开始听西洋音乐就是听打口带吗？还是之前也有听流行歌？

姬：小学时代有听港台流行歌，像赵传、郑智化、张雨生，罗大佑后来也有听。

史：小虎队是我小学时候的偶像！为了买一盘正版磁带跟我妈哭了好几天。 （众人大笑）

马：网路流行起来就改变很多事情了。你们开始玩团是九〇年代末的事情，那时候就听很多了吗？

董亚千（以下简称董）：其实不多，我们消化系统比较好，学习能力也强。那个年龄做什么事都特别重要，那时候听的音乐是绝对塑造性格，反而现在听多了，影响就没那么深刻。

马：一开始应该都是先翻玩别人的歌？有一件事满有意思：你们好像没考虑过唱英文词？

董：在The Nico时代有考虑过唱英文歌，因为以前听摇滚已经习惯了英文发音的结构，编的旋律也都是以英文发声为主写出来的，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去解决语言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心理障碍，过了就没事了。

马：第一首写的是〈不万能的喜剧〉吗？

董：对。那时候写完就有信心了，觉得唱中文也挺好听的，然后就接受了，但还是过了很久才把专辑完成。接下来姬赓写了〈秦皇岛〉跟〈揪心的玩笑和漫长的白日梦〉歌词给我，花了特别长时间练，一年后才完成。

马：因为你在音乐动机形成的时候是英文的语法跟感觉。一下变成汉语会不习惯。

董：一开始我们老想各自的问题，到最后能唱成，是终于明白一首歌有了旋律，也有要一个意思把它支撑起来，一个旋律只是一个皮，有了歌词之后它就张开了、进来了，后来我体会了，就进行的特别快。一开始他写来的词，我总说这儿改、那儿改，后来他写什么我也不管了。

姬：其实我想对写流行歌的人来说，根本不把这当问题，但我们得先说服自己才能做下去，一卡就是好多年。

马：这问题其实在不同世代华文世界写歌的人都碰到过。七〇年代的台湾现代民歌运动，一开始他们也是在听Bob Dylan，满脑子都是西方民谣、摇滚乐的旋律，那时候有个争论：那种摇滚、那种民谣是不是根本不适合用中文来唱？因为听的太熟了，脑子里都是英文语法的东西，一张口唱汉语觉得别扭，也听得别扭。后来才想说：用现代诗的语感来试试。早年写流行歌的人会回头去听上海时代的流行歌，那时候的人写歌，会自觉地处理词曲咬合的问题。

董：词曲咬合是一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歌词本身的力量。有时候你可以忽略那些生硬的咬字，但如果歌词的画面带出来了就是另外一回事。

马：你们会在乎听众听懂你们在唱哪些字句吗？

姬：听得乱七八糟也挺好的。像最早（著名乐评人）张晓舟就把我们歌词「妻子在熬粥」听成「妻子在澳洲」，其实听完也就是他的，大概是他自己生活的投射。 （众人笑）

马：你们这张唱片是在自己打造的家庭录音室慢慢做的？那是什么样的地方？

董：我们乐队的性格不适合去录音室录音，所以基本上是在我家。 2008年开始想录音，我偶然得到一支U87（Neumann U87，录音室麦克风），歌还没写完就要开始录音，后来又买了Fender Deluxe音箱，但还是奇怪录了怎么没唱片放出来的好听，这才明白话放（麦克风扩大机）特别重要，又花了一万六买话放，〈秦皇岛〉、〈十万嬉皮〉的电吉他这才录好了。后来想录鼓，但我房间实在太小了。

马：而且你录鼓也不能只用一支U87吧？

董：对，连借带骗去弄来器材。有了经验就知道电吉他不能用U87录，因为房间不好录出来效果就是不好，明白之后我头也大的不行了，想说还是先编曲吧，根本歌也没写完。

马：所以网路上〈废人们在忙什么〉是你们那时候的小样（demo）吗？

史：那根本只有一个封面，不知道为什么就传到网路上了，但其实没有歌。现在网路上早期小样都是朋友传上的。

董：后来我又得知了一个叫Studer（多轨录音座）的东西，请朋友写信去法国网站买来两条特别便宜的，我专辑里唱的就是用那录的。那时在石家庄其实我已经快疯了，从冷天开始录音录到热天、然后又录到冷天……石家庄不能待了，我就拿了所有设备去北京，也想换环境。想说北京朋友的房子大一定好，没想到回音严重，一筹莫展的时候，朋友说有个台湾人录音棚要撤了，我就去拆吸音板回来改装，后来长笛、木吉他……就在北京录完了，也花了两天录鼓。小号、唱、Bass是后来回石家庄录，全部完成就有了信心。

姬：最后就是混音，觉得有些地方不特别满意，然后我们就开始争吵，唱片设计也有问题，但马上就要面临巡演，想说就这么办吧，反正还有进步空间。

董：另外还有个特牛逼的事，就是（用Auto-Tune之类电脑软体）修音准。我前期录唱音准可以唱到80%，但混音师说要修音准，修完后我听了发呆，大家想说怎么变这样，把音都修平了，没感情了，才恍然大悟：你还是别修了！

史：我小号刚录完，想说特爽、特帅，修完也是怎么变得像电脑做的，这应该不是我吹的吧！

马：你们第一次进录音室正经八百做一张唱片，做到最后也是充满意外，因为都不是标准规格，而且你们也没有在标准录音室的工作经验，不晓得跟业界人士沟通的语言。

史：对，家庭作坊。

马：十年做出一张专辑确实不简单，当中发生很多事情，包括团员来来去去，二千也待过一阵子疗养院，后来是怎么恢复的？

董：跟我的性格有关，挺好强。我就是想要搞音乐，想要写出好的歌，很坚持想做完，若是做完精神就会好些，我也不敢说现在完全好了，还是每天不高兴的时候多一点。 （停顿）但我现在挺好的。 （众人笑）

马：那时候有替未来设定具体里程碑吗？

董：音乐方面一开始总想说要跟某某乐队一样牛逼。像我高中时代开始听盲瓜（Blind Melon）那些，觉得摇滚乐真是太爽、太好玩了。高中时代听的音乐觉得那就是我的美学，那时下定决心这辈子就是要玩音乐。

马：姬赓是不是陪着二千去了疗养院一阵子？

董：我是2000年左右得忧郁症，跟石家庄的变化也有关系。小时候石家庄工业没那么发达，家门口就是菜地，印象里那时候每天阳光特别灿烂。长大后石家庄变得拥挤，突然意识到怎么变得特别难受，呼吸困难，自己做事又不怎么顺利。会逃离去秦皇岛是那边海边干净，后来就在那儿写了〈秦皇岛〉这歌，姬赓放假来找我玩，他词里就是在描述秦皇岛：荒凉的海岸、远处的灯火……。

马：〈十万嬉皮〉是姬赓想借着歌里的「董二千」去述说什么事吗？

姬：就好像戏剧里面有个主角嘛，其他是现在年轻人身上看到的特点综合在一起。

马：二千一开始好像不愿意唱？

董：对，想说难道我在你心目中就是这个样子吗？当然不愿意接受。后来有次演出，就把自己放进那角色里唱了，唱完心里也舒坦了。姬赓那首歌本来是讲算命，那歌词很像签诗，就是算命抽到一把烂签的感觉。

马：到现在为止，你们有时来运转、总算熬出头的感觉吗？

姬：还是如履薄冰，但生活条件有好点儿，其实是之前太低了，很容易改善。 （众人大笑）

董：很多年没收入，就这样长大了。十多年只挣了几百块，不知道怎么活过来的。

马：是的，社会应该供养你们。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