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树洞用户：由树洞想像匿名平台的公共讨论（下）|围炉·CUHK

2022 年 3 月 26 日

去年9月，由香港中文大学学生运行的“马料水bb机”（即“树洞”）微信小程式上线，并成为了内地生广为使用的即时讨论社区与资讯交流平台。树洞小程式采用“前台匿名、后台实名”的形式，使用者在发布内容时可选择展示自己设定的昵称或者隐藏昵称。树洞的话题范围广泛，包括分享日常心情，讨论社会时事，测评课程资讯等等。但除了日常的讨论以外，树洞中挂人、谣言、争论社会事件等内容也时常引起舆论风波。本文采访了一比特树洞的网暴受害者，一比特选择淡出树洞的曾树洞大v，以及一比特完成过树洞使用相关课题的新闻传播专业学生，从不同角度聚焦于树洞的使用体验及对各种树洞相关现象的看法，由树洞想像匿名平台公共讨论的可能性。

1 树洞与挂人现象

Vinyl |那么大家如何看待树洞种种挂人、挂渣男行为？

可哥|我认为它是不太合理的，它混淆了私域和公域的空间，将一件个人的事情——无论是他的道德品德，还是说他学术上的问题，放在一个公共平台进行讨论。这种行为在我看来类似于狗仔队偷拍艺员绯闻放到网络上讨论，因为它是对艺员私生活的暴露。而学生就是一个普通人而已，你就更没有资格去把他个人的生活放在网络上，交给大家做道德判断了。

我之前一比特受访者（在树洞曾被挂的人）讲到：他认为很多人不仅是骂他或者评判他，更而是把这种行为作为社交的入场券，已经不在于批判他这个人本身了。这也是我不赞同树洞挂人的原因之一，人们在挂人之后，通常会将那个人本身忽略，而仅仅将他作为一个标签、一个谈资，忽略了他作为一个人本应该有的隐私权和被保护的权利，或是他展现情绪的权利等等。所以我觉得其实挂人这个行为是对人权的剥夺。

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社会的cancel culture，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被原谅的权利，但现实中一个人当他做错一件事，他在这个社会上就是处于一个被cancel被放逐的状态。同时它错误的大小，是不是真的值得被上升到一个被cancel的状态也是应该思考的。

谢宝|我觉得我们去“挂”一个人的时候，总觉得他是不好的、是错的，或者他对我造成了什么不好的影响，我们总是想弘扬这种正义感。但其实很多事情没法说它是对的还是错的，或许你我价值观不一样你就骂我了，这是不对的。我觉得人是没有评论别人私生活的权力的，而且其实很多时候在评论别人的私事时，我们基本上不会大张旗鼓地发表评论。如果没有树洞的话，我们肯定不可能拿着喇叭在街上大喊，谁怎么不好，但其实树洞实际上导致的后果也就相当于你拿大喇叭在街上喊。

但关于这个问题我是很冲突的，因为我觉得我每次遇到一个不公平的事件或者一个很烂的人的时候，我朴素的思想是想挂他，让他社会性死亡。但是我也会想挂人这个行为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我有没有这个权力去挂他，能不能曝光他的隐私？

豚豚|我觉得挂人这件事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初始的动机是一种朴素正义的道德观，把这些事披露出来可能有两重考量，第一重是我要让这个人对他所做出的行为付出一定的代价，要惩戒他的行为；其次，我认为这类事件具有某种外部影响性，当我披露出这些事件后，默认了这件事情会对做出相似事情的人造成同样的惩戒，警示他们之后不要进行相似的行为。

这个问题其实存在几个不同的情形，一种是公开评估同学的外貌身材，我觉得这个可以直接盖棺定论就是不可以、不正当的。挂渣男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泛道德主义的考量，希望更多人去批判渣男，享受这样一种道德审判的快感，同时挂人者也可能会想施加一种符号暴力，在虚拟空间站在道德高地上批判别人，以满足自己现实生活中没有的权力。同时我觉得有些人在虚拟空间释放恶意，是有种戾气和存在性的焦虑，他自己的失意需要通过一个通路来宣泄。

此外，树洞它有群组功能，虽然你作为个体，在这个空间当中你没有原始的群体，但是你可以通过相似的观点形成这样的群组，进而通过这样的群组批判他人。在形成这样一个群体后，你的风险其实就转移了，由个体批判变成了群体批判。很多时候你处在这样的群体当中，你会认为自己所代表的利益是团体的利益，你自己的行为会被去责任化，因为这样的责任就是群体的责任。所以这些匿名使用者会更倾向于用团体的资源进行冒险，既享受了快感又转移了风险，就会导致非常多的极端言论，挂渣男的行为正体现了这一特征。

但所谓的“渣男”的定义非常模糊，这种模糊就会导致权力不断地膨胀和泛化。定义他人的权力又是一个非常值得去讨论的东西，谁有权定义？凭何定义？我们是把它置放在一种怎样的道德框架之下，这种道德框架本身是否值得商榷？

我觉得在树洞和朋友圈挂人的区别就在于，朋友圈挂人会强调一个中心权重，首先是一个实名的状态，其次是一个中心对中心的状态，可能它这个中心不一定对等，但是它起码存在这种状态，而在树洞中挂人则是完全权力不对等的，也不用承担行为造成的风险。

可哥|但其实我觉得在朋友圈挂人这个行为也不具有正当性，它是把你的行为公布在某一个地方，让所有人看见，挂人就相当于在贴大字报。

一旦一个人被赋予这种贴大字报的权力，它是会泛滥的。就像我现在可能认为一个人是渣男，有真凭实据拿出来证明他是渣男，然后我挂他。但这种权力会不会慢慢的就衍生为，我觉得这个人好像有点要渣我的意思，好像是个渣男，我为了预防所以把他挂出来？下一步再继续演变成为我看一个人不爽，没有什么原因，我就是看他不爽，所以我说他是渣男将他挂出来。这样的权力一旦拥有，就有被不断扩大的风险，而且同时这又是一个很难自证的事，就像当一个人说可哥你是渣女的时候，我很难去自证，无论它是不是莫须有的罪名，要去自证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他其实是将压力诉诸给了被指控的一方，但是这个开端本身就是错误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挂人是一个不太应该具有正当存在意义的权力。

Vinyl |我们刚刚讨论到了挂人的问题，那接下来再来聊聊挂人很可能引发的人身攻击，造谣以及网暴的现象。豚豚可以稍微概述一下，你当时被网暴受到了哪些攻击，和不同的舆论对你的影响之类的吗？

豚豚|那天我通宵准备presentation后，回到宿舍正好就看到了一条树洞，是我们社团的一个新招的成员问怎样退出我们社团，还有嘲讽我们社团的苏联笑话，我看了以后很难过，就在宿舍里面哭了，哭累了我就去上了网课，然后就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发现手机里面接收到了200多条消息，有几十个人给我发消息，还有一个是我们社团的交接群，我就看到交接群里的东西是转了那几条树洞，才发现有点不大对劲，但是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想到被网暴的对象是我。

我就往下翻，那些树洞的整个主题就是围绕着某个社团的P（社长），说她的私德怎么样，大致就是说她逼走了社团的干事，上过四垒（有性经验），还有和现男友在前男友隔壁的客厅做爱，结果往下一看才意识到是在说我。我当时整个人脑子空白，那些树洞包括但不仅限于把我的个人隐私，专业资讯暴露出来，还有很多人说求瓜，放耳朵一类的话。也有人声援我，说希望你不要受到这些的影响，你很好抱抱你晚安之类的。然后出现了很多在以一种调笑玩梗的态度暗示这件事的相关树洞，比如“今晚四垒”“客厅就行”等等。

我当时的情绪是一种囫囵吞下的痛苦，和出离预设范围的震惊。整个人被抽离至大脑一片空白，手机里的字元和我身处的世界仿佛阴阳两隔，接下来的几天没有力气回消息更没有力气辩白。但这种痛苦会回溯到我的脑海当中，我在不断咀嚼这种痛苦。

就很像围城里面的那段描写，方鸿渐把信还给唐小姐时， “痴钝并无感觉。过些时，他才像从昏厥里醒过来，开始不住的心痛，就像因蜷曲而麻木的四肢，到伸直了血脉流通，就觉得剌痛。昨天囫囵吞地忍受的整块痛苦，当时没工夫辨别滋味，现在，牛反刍似的，零星断续，细嚼出深深没底的回味。卧室里的沙发书桌，卧室窗外的树木和草地，天天碰见的人，都跟往常一样，丝毫没变，对自己伤心丢脸这种大事全不理会似的。奇怪的是，他同时又觉得天地惨澹，至少自己的天地变了相。他个人的天地忽然从世人公共生活的天地里分出来，宛如与活人幽明隔绝的孤鬼，瞧着阳世的乐事，自己插不进，瞧着阳世的太阳，自己晒不到。人家的天地里，他进不去，而他的天地里，谁都可以进来。”

我当时整个人是一种抽离的状态，我手机里面看到的所有的字元，全部都变成了符号，它涌入到我的眼中的时候，我是完全理解不了它们到底在讲什么的，我不太能够感知的到这些字元背后的意涵。在那一段时间我整个人的大脑是停滞的，停止感知，停止思考，我觉得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很像是一种急性应激障碍。

它说患者初期是盲目的阶段或者麻木，伴有一定程度的意识范围的狭窄，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非常贴合的，我没有力气去思考这些东西，一开始我觉得如果说我遇到这些东西，我的思维应该会是蛮敏捷的，我应该可以去思考这些背后的逻辑，或者说这件事情整体的结构框架性的问题，但在当我自己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整个人没有任何去思考的力气。

直到现在我再看到扒隐私和爆瓜的原树洞，还会有一种面对荡妇羞辱的耻感。虽然我什么都没做，这些树洞根本就是凭空出现的谣言。

后来当天晚上7点多钟我就发了一条声明澄清，但是对于我来说那个时间过去太长太长了，也对于整个树洞的反应机制来说。其实也就是一天的事，它就已经发酵的很严重了。有人质疑我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澄清，首先是因为事情发酵的当晚我在睡觉，醒来时事态已经发展到了很严重的程度，且充斥着大量对我的谣言和攻击。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我很无力于辩白与回复消息。作为被网暴的当事人，如果我要澄清这些事情，一定是需要我针对原来的这些树洞梳理出来一条路径，再针对这些点用事实进行回应。但让我自己重新再去看那些树洞，对于我来说是伤害非常大的，我不仅需要经历这种二次创伤，还需要去思考这些事情背后的一些东西，并且梳理出来进行回应。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消耗太大了。

我此前真的是基本上就没怎么感受过那种茫然的状态，对外界的刺激毫无反应，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让我去“理性“地解释澄清就太傲慢了。当时那几天我都处在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中，我的大脑选择性地让我失掉这样一种反应和思考的能力，让我变得迟钝，因为迟钝才是能够保护我的最好管道。

实际上我感觉我自己在经历网暴前是很少去关注这件事情的，或者很少会去关注被网暴者的心理创伤和感受，因为我之前在微博上面看到一些网暴的事情，发现这些被网暴者在站出来澄清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心理创伤只会一笔带过，只是说类似于我最近非常痛苦，几乎处于一种崩溃的状态这样的话。但是这种泛泛的说法其实对于我这种当时完全没有经历过相似事件的人，是没有办法共情的，我没有办法去想像他是经历了如何的创伤，怎样的伤痛。这种叙述管道会让我以一种更为宏大的视角去看待这些东西，但是对于网暴的受害者，这不是用几笔可以寥寥带过的，不是说所谓的我被攻击了，被伤害了就可以带过的。

当我是受害者的时候，我需要经历的那些东西是非常琐碎而具体的，就是那么一个字一句话涌入到你的眼前，最后进入到你的脑海当中的。你所经历的创伤，它就是由那一条条树洞组成的。而且匿名的树洞会有一种虚假的代表性，个别人的声音会被成倍地放大为很多人的声音，变成周身环境包裹着渗入自己生活的声音。当我说所谓的创伤，伤害这种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它太大了，大到没有办法去概括或者表达我当时的心理感受。

所以其实我的转变是非常大的，我自己在经历网暴前，对受害者的感受是非常缺位的，后来重新再去回顾的时候，会觉得那时候我有点残忍。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它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心态上和视角上的转变。

可哥|关于网暴这件事我想到的还有许多时候树洞会要求被挂者实名回应，并且他们对这个回应有一定要求，就是你要非常理智的去告诉所有人前因后果，去实名分析这件事情，证明我没有错。

昨天树洞就又发生了网暴，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大型的、过分的网暴了，然后我看到很多人都说就算这种网暴是不对的，但是你（指被挂者）不能去这样去骂人，不能去用一种非常激烈的管道回应，如果真的觉得自己没错，应该理性地实名地，有逻辑地去证明你没错，来回应这件事。但我觉得要求回应和证明是一个非常荒谬且过分的事情，就是因为在这些舆论和网暴语言产生的那一刻开始，其实对人家就已经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二者的力量是完全不对等的。

其实我觉得好比在法庭上原告应该举证，去评论一个人的过错的时候，应该是你去找出证据证明他有错还是没错，而不是没有来源的指认后，其他人去要求被指认方来证明自己有错还是没错。首先，要求自证是一个很过分的事情，但是好像在现在的树洞公共讨论当中总被要求自证，并且认为只有正面的回应才是一个正确的管道，好像只有回应才能证明我没错。但其实从一开始本来就应该是指认者去举证，而被指认者不用自证的。

我觉得受害者承担的是一种无妄之灾，他需要站出来回应，二次解剖自己的伤痛，来证明他没有做什么，就像证明自己不是荡妇，不是渣男，不是渣女等等。这种证明其实是来源于其他人的指责，但这种指责有时候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像我在树洞上挂你是渣男的时候，也许你并没有做什么，而是我定义了你是渣男，像大字报一样把它钉在树洞上，并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据来证明。

而一旦挂人者挂出了这个大字报之后，就会让其他看到这张大字报的人，也就是浏览树洞的其他用户，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认定：“谁是渣男”，这就变成了一个前提，进而被挂者要去辩驳这个前提。但因为人们总会有着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证明一件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或者是说证明自己并不是道德上那么不完美的一个人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实际上没有谁在道德上是完美的。我觉得所有的树洞使用者都没有权力去要求一个人证明他是一个好人。

囙此我觉得其实受害者会承担这种被指责的无妄之灾，其实是因为我们在使用树洞时，甚至在我们整个社会当中都对受害者有种期待。像一个“完美受害者”的概念，就是要求受害者一定要在受害之后受到伤痛，但是又足够理性，他要经历了非常大的创伤，他要主动的来向大家剖析我怎么难过，怎么受伤，但同时他要保持理性地一条条证明我没有做过那些事情，好像真的只有这样，他才算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同时他在道德上不仅是他的行为，他各方面都需要是完美无瑕的，这样他好像才能被称之为一个受害者，才能被大家接受，他说的话才能被大家相信。

这就是第二点我想说，人们总要求受害者要足够的理性，人们会认为受害者不应该用偏激的舆论去反驳去对骂。我觉得要求受害者理性，其实一是对于情绪化的污名；二是像关于煤气灯效应的那篇，讲为什么有那么多疯女人的文章中提到的，当给一个女性画上情绪化的标签后，对她的指责好像都被合理化了，她的所有行为都被曲解了。如果大家认为她是不理性的疯女人，那么当她再去用一种比较激烈的语言证明自己没有错的时候，大家只会认为她在发疯。所以当大家将这种情绪污名化之后，就认为有情绪的反击是不对的，应该完全不带情绪的“纯理性”的去回应。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理性，为什么情绪化就是错，为什么当一个人不够“冷静”的回应之后，他的发言、回应、反击等等都会被人们套上情绪化，非理性，甚至疯言疯语的标签呢？

这是我关于现时树洞的公众讨论引发的挂人和网暴最让我窒息，也是最让我感到难受的两点。

豚豚|而且我觉得树洞上公众对于他人私生活的入侵是没有边界的，树洞会让窥探他人隐私的欲望变得合理且正确，再加上道德审判的名头，去对别人的隐私进行一波接着一波的围观和消费的狂欢。

并且我觉得整个树洞的舆论环境其实体现了一种社会大环境急剧转向道德保守的倾向，我自己的认知就是在道德保守的时代，受伤最大的一定是相对来说更加弱势的群体，我当时针对“挂渣男”写过：“和所谓惩罚一个坏人的痛快相比，私人领域和个人生活空间的全面沦陷，还有这种滥权的无度和道德保守，实际上是更可怕的。”

这样下去总会有一天只剩下道德榜样这样一种泛道德化的范本，但是道德本身又是一个非常混沌不清的论述框架。他们对于我的抨击为什么会被合理化？是因为他们会觉得他们实现了某一种道德判断和道德惩戒，而道德话语在整个社会是非常容易被唤醒和认同的。他们对于我的谴责，实际上是需要去通过批判完成道德约束。

这个事情是非常可怕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自我说服，说自己对“失范者”的惩戒规训是一种道德上的约束，但是实际上我们到底是为什么会去惩罚这样一些被指控的失范者？这个是人性中一些很卑微的东西，我们真的只是为了所谓的正义和道德吗？是不是还是会有一些获得权力的快感？

然后刚刚说到网暴者和被网暴者，二者的力量我觉得是完全不对等的。首先就是匿名和实名的不对等，挂人者是匿名的，并且他们的个体是隐形的，因为之后所有的舆论中心就会转移到被挂的人身上，而被挂者需要承受的不是匿名的压力，而是要以实名的形态出现在所有人的视野当中，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度不对等的状态。

第二个就是关于我说到的，情绪和事实的不对等，很多时候挂人的事件本身可能只是一种比较事实化的陈述，但是在底下评论的那些人会带着某种情绪去批判。可是这个时候被挂的人只能对事实进行澄清，这让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围观群众会说你怎么能用这样一种情绪化的管道反击，但是当事人受到的抨击就是情绪化的，为什么当事人在受到这样的情绪化抨击后，会被要求不可以带有情绪去回应？这是很不对等的。

谢宝|我觉得有时候被挂的人以一种所谓“情绪化”的管道回应，其实是一种保护机制，很多时候我们发现的情况就是，一个人被欺负了，忍气吞声还是会被欺负，所以说想让别人不欺负自己的话，不是自我保护得很好，是让别人意识到欺负你的话他们也会很不舒服，或者说同样会被反过来骂，这样他们欺负人的心理快感得不到满足，才不会欺负你。

豚豚|但我在想这算不算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我不知道这样描述是否准确，就好像是别人欺负我，我要反击回去让他难受，才能够在之后不被欺负，但是其实从一开始别人就不应该来欺负我。其实我觉得当我们有时候去要求受害者以自我保护机制的管道去回击别人对他的欺负，当这个环节进行到他需要去回击的时候，他就已经处于弱势了，是一个迫不得已的状态了，所以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让欺负别人这个事情发生。我们说是鼓励受害者，让他去反抗，顺从或忍气吞声，让对方也感到不舒服等等，不管我们认为哪种管道回应好，其实都是在要求受害者。但是从一开始受害者他是不应该被要求的。

还有一重权力的不对等，就是这种施加暴力的权力和反击暴力的权利之间的不对等。施加暴力的权力在后期是非常外显的，尤其是对于受害者来说，但在之后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施暴者他仍然在施加一种持续的隐形的暴力，我自己至今为止都没有收到那些曾经污蔑过我的，对我施加暴力和攻击的人的道歉，反而会有一些理中客要求我对他们道歉。

谢宝|我最终决定退出树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发现我周围一些我觉得很理性的人，也会在这种情况下，说出很伤人的话，他不会思考所谓的真相，我就觉得这个环境让本来很好的人变得很坏，然后决定退出了。

很多人内心中就是没有受害者应该怎么被保护这个概念，更多是想“替代”受害者这个位置，想像站在受害者的位置上自己会怎么做？他就觉得你应该按他规划的那样做，如果没有这样就是你不对。但是他们又不是真正的受害人，只会说我觉得应该怎么样，你怎么就不澄清一下。其实我觉得让受害者出来澄清这一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暴力，他就没做过什么事情，为什么非要澄清？我觉得是某些人的窥视欲在作祟，希望看到受害者自曝隐私。

豚豚|我真的很能理解这种人的想法，这也是我在被网暴之前的普遍想法。我曾经会认为这些东西是所谓理解的偏差导致的情绪化表达，当时我还觉得明明可以有更加平等的讨论，更加清晰，有价值的看法，形成更加完整的认知，但是他们选择去用这种情绪化的管道来表达，只会让公共讨论的机会被情绪宣泄掩盖。我当时会从宏观角度想如何减少误解，怎样会让事情更加理性的被解决，从如何扭转舆论这种比较功能性的视角去思考。我当时觉得受害者需要理性对话，才能最大程度的平息事情，让双方都减少伤害。在此之前我一直持有这种看法态度，但是当我经历这件事情之后，会发现实际上很多时候不是受害者不想进行理性对话，而是在一个创伤状态中没有办法做到理性对话，本身处在舆论风暴中心的人是没有机会平等地、抽离地讨论问题的。

我觉得我们的叙述当中是非常缺乏受害者的叙述视角的，我们所认知感受到的都是整个事件的发生，而很少会感受到受害者情绪上的波动，所以会站在局外人的视角，更多的思考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这个事件达成一个理想化的状态。但究竟是什么让网暴受害者陷入到这样理性对话的框架和陷阱中？

还有就是之前我跟别人提起这件事情，我确实都会以一种看上去非常平静的状态，以很理性的视角去剖析事情本身，而非讲述我自己的感受。我弱化这种当事人的身份，因为当我是受害者的时候，我潜意识里会认为表达这种受创伤时激烈的负面的情绪是不好的，是繁琐又絮絮叨叨的，而我应该提供一些我作为当事人的新的想法和视角，一些更为理性的表达和评估。我什至会用戏谑的管道来消解这件事情的给我带来的创伤，觉得当我以这样的管道描述创伤显得更加的真实不夸大。

我耻于表达情感实际上是担心招引过度利用创伤博取同情的责备，另一方面就是整个社会对于表达负面情绪的污名太严重了，我们通过模糊表达情绪和情绪化的中间边界，再把情绪化和非理性等同起来，来加固这样一种不平等的结构，这种污名会反过来约束我的行为。所以我会尽可能的做完美受害者，而完美受害者的标准之一就是弱化敏感情绪。

可哥|我发现我在采访一个受害者的时候，我会更加希望他向我表达一些悲伤的情绪，我会预设网暴给他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他囙此而感到悲伤，从而对网暴事件进行批判，由此我作为一个记录者，采访者，就可以写下网暴会给人造成多么大的伤害，然后怎样去呼吁大家停止网暴。

但事实上，当时我采访的另外一个受访者的反应非常平静，他在讲述网暴给他带来的伤害的时候，从头到尾都非常的平静，当他讲述他一天会被多少人发帖子，包括各种偷拍辱骂等等，他的反应都异常的平静，平静到让我一直在去揣测他是不是在假装，我什至会想他为什么要在一个采访当中这么不真实。

但是在我后来下来慢慢想的时候，我发现我在一开始去质疑他为什么如此平静，质疑他是否在假装的时候，其实我就预设了受到网暴的人应该难过，歇斯底里，表现出他的不满和悲伤，我预设只有这样才是真实合理的。

其实在整个看似很顺畅的过程中，我忽略了受访者本身被网暴的感受，一是要求他去表达自己的悲伤痛苦，其实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二是我觉得我是将这种个体受到的伤害上升到了一个对网暴事件的整体评估，用一个更宏观的视角去概括这个问题，而忽略掉了这一个个体的痛苦。

所以这一次采访让我深刻觉得我的视角太过宏观了，在采访之前的预设也太多了，囙此我会希望被访者说一些符合我期待的话，或者是做出一些符合我期望的反应，从而我能够去呼吁号召些什么。但是其实从一开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最真实地记录下他们的感受和想法，用他们真实的感受和想法让别人明白这件事，而不是把他们作为一个工具去呼吁和宣导。

Vinyl |感觉是你对对方的社会角色期待，你期待他去扮演一个悲伤的受害者。

豚豚|我还有一点想要讨论，即使这件事情不是谣言，那么这种伤害和他所应得的惩罚又是否是对等的？在法律当中一般都会说到罪罚是要相应的这样一个原则，它应该是成比例的。但是在网暴的权力机制当中，这种成比例是不可能的，一定会不可避免的走向对于个人私生活的全方位的渗透，对于当事人无限度无边界的指责谩骂。

我当时觉得一个蛮有意思的点是关于所谓的“吃瓜”，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权利差就体现在一段叙事当中，谁的行为被描述为是可被谅解的人性，而谁的叙事不是。比如说他在描述我的过程当中，所谓一个NTR四垒瓜的主人公行为，就是不可被谅解的；但是这些吃瓜的人，这些窥探他人隐私的人被描述为可被谅解的。这就是人性使然，他们的窥视欲是正当的，但是这种所谓的性欲是不正当的。

还有当他们秉持着一种吃瓜的态度要求资讯和言论自由，牺牲的是我作为个体的人权，消耗了个体的自由的边界，这件事情是很还蛮危险的。

可哥|我感觉树洞不管对男生还是女生，只要牵扯到情感都会走向极端化，男生就是渣男蝈蝻，女生就会被荡妇羞辱，包括我昨天有看到有人说一个女生是鸡是绿茶等等。虽然我并不是这些事件的网暴受害者，但平时当我自己在被荡妇羞辱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去证明我不是荡妇，这就掉入了语言陷阱。当他指责我是一个荡妇的时候，其实我的反应该是你为什么会指责我，你没有权力来指责我审判我。

豚豚|我又联想到了保护受害者视角的缺位，就会导致非常庞大的来自吃瓜群众的二次伤害。它经常被忽略，一方面是由于吃瓜群众非常庞大，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追责，其次是我们自己在很多时候也扮演了这样一个吃瓜的角色。

我受到的二次伤害是非常多的，一开始在陷入到舆论漩涡当中的时候没有去考虑到吃瓜群众，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的本性，他们就有这种窥探欲，我是更多的想去追责一些传播谣言和攻击我的人的责任。但在这件事情过了很久之后，我再重新回看这个过程，觉得他们也必须要承担这一部分传播的责任。

如果说他们的对我的这种指责和语言暴力是一种直接、显性的暴力，那么吃瓜传播瓜就是一种间接、隐形的暴力，并且通过所谓的“瓜”这样的符号消解了暴力的色彩，扩大化了网暴的伤害，通过合理化不正当的私欲，间接合理化了传播的责任。

然后还有一个是当时我在发那条澄清谣言的朋友圈之后，一个我很喜欢的高中语文老师跟我说“要强大”，这三个字非常尖利地刺痛了我。我能够理解他的立场和他说话的脉络，但是我不能谅解这个内容本身，为什么我们默认了这样一种暴力是正当的，为什么我们要合理化这种暴力？

日常生活当中的言语，本身就具有这种结构性的制约力量，这种力量比权威垄断的暴力更隐蔽，但是它又比赤裸的暴力更广泛而深刻的作用在每一个社会个体身上。所以我们每一个个体消极地使用这样一种未经反思的言语，可能已经造成一种实质上的暴力。这种结构性的暴力是每一个人造成的。

以及公私领域分离这些都是比较现代的价值观，但是这些价值都怎么会让步给了对于别人让遵守传统道德标准的期待，对于这样模糊资讯随意处理造就的人工丑闻的围观欲望，和对于隐私尤其是他人性生活的窥探，以及对他人可能的失德行为加以惩戒的欲望，这些都在匿名的平台被无限放大，但是我觉得也不应该把所有的罪责都归咎在所谓的匿名平台。

我非常不喜欢的一种论调是说树洞是粪坑，树洞是新型的微博，我并不希望在叙事当中把所有责任归咎在所谓的树洞上面。在此之前我是一直非常认同这种系统会怎样的放大激发和诱导人的一些本能化的暴力或欲望。但是就在这件事情之后，因为我所受到都是非常具体的人对我的攻击，所以我会更多的关注具体的人是怎样去利用这些平台的。当然不可以假定人的所有行为不会受到这种结构性的因素的影响，但是也不可以免除这些人的责任。

因为个体总是有可以选择的空间的，起码你在某一个限度当中是有选择的自由的，当我们有这样一种权利和自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去选择谨慎的使用自己的权利，放慢对隐私空间的消耗，保持一点自己最基本的操守，不要去作恶，或者说尽可能的控制自己不要投入到这样一种民粹声讨的大会中。我觉得这起码是你可以去选择做到的，实际上你去贴大字报，进行全民的道德审判，投靠民粹召唤铁拳这件事情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当你有觉知，有选择的权利时，是不是可以考虑如何减少这些东西？

2 理想的公共讨论空间

Vinyl |你们有没有设想过一种理想的公共领域或者说公共讨论的空间？

可哥|其实我理想的一个公共讨论空间更类似于symposium型，或者说类似于一个讨论会，大家坐在一起。我希望是面对面的，因为我觉得一旦网络失去了声音、动作、表情等等，在传译方面仅仅通过文字很容易造成一些偏差。

而且我觉得针对公共议题来说，如果是匿名的话，就一定无法避免地会出现发言者责任的缺位，囙此我觉得如果实名的公共讨论会更健康。

但我觉得如果放在树洞上的话，第一点就是大家不要再匿名了，你可以实名地发表出你自己想要发表的观点，实名的说出自己想要表达的想法，对自己的言论负责，这是让树洞走向一个更加健康的空间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并且大家不管是在发表各种言论观点，还是要挂人等等之前，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把人当成人来看待，不是当成一个个瓜，也不是当成一些极端的标签，男权女权、蝈蝻还是田园女权等等，大家都把人当成人看待，我们的树洞，我们的网络生态，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会好很多。

谢宝|我理想中的讨论公共事务的，适合于学校的空间，是一个封闭型的贴吧，且它的用户者要跟现实中的人实名挂钩，我希望它是即时的，非匿名的，有中心的讨论。中心主要指的是有聚焦的讨论主题。如果真的想好好讨论一个事情的话，贴吧里面就会有管理员，把这跟这个事情无关的人为鉴别出去。不过由管理员来鉴别就又会引入一重权力机制，一旦出现一个权利，就会有一定的权利扩大和泛滥的风险。

我觉得先前的匿名平台制度建设还是不够。我们无法形成一个权力受约束的，有高效管理的组织。我们要有一个权力去管理树洞，但是这个权力怎么设计是个很大的问题，平台需要一群受到所有人认可的高效管理者。

虽然我现在已经退出树洞了，但我退出树洞主要原因是我能力不足，第一我不能够很好在树洞生存下去；第二我也很难去改变树洞；第三就是说我觉得退出树洞能给我生活减少很多麻烦。但是我依然衷心希望树洞可以变得更好，希望中大内地生能有一个很好的讨论平台，我现在是在逃避，我觉得理想中的这个平台还没有出现，但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话题。

豚豚|我觉得因为树洞现在的现状令人失望而不去看树洞，这在现实操作当中是一个能够有效减少你接触负面的情绪和资讯的管道。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都希望构建一个更为平等或者理想化的对话空间和公共讨论空间的话，我们就不应该逃避现状当中的一些问题。这个平台的搭建，公共空间的构成和维护都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

不仅是树洞，对于更大范围的我们如何构建更好的网络生态，构建更好的公共话语空间，如何使个体行为和制度的互动能够达成我们所希望的状态，都是我们需要去共同面对的话题，也是现代后现代社会一个永恒的命题。

（文中提供的树洞截图均经发布者同意）

文| Vinyl

审稿| Nicole

图|来自截图

微信编辑|张宇轩

matters编辑| Gi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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