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炉评论｜民族狂欢下的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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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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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小镇青年｜公众人物言论｜电子化时代｜网路行销现象｜责备

「每月评论」是围炉的一个评论类栏目，现时由围炉审稿组成员进行写作。

评论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并且由于篇幅有限，以下短评仅为管中窥豹。

 #1
奥运，民族狂欢还是世界联结？
文| Ronnie

7月23日，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东京开幕。作为万众瞩目的世界级体育竞技赛场，奥运会往往被倾注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特定国家代表队运动员获得的每一块奖牌都能激起本国群众的齐声赞扬，一如他们所失去的每一块奖牌也能激起的失望乃至咒骂那般强烈。

举国上下摇旗呐喊的同时，中文互联网也上演着一次次民族主义狂欢和闹剧，伴随着争吵、抹黑与仇恨。从中国运动员王璐瑶比赛失利向公众道歉被网暴，到日本运动员伊藤美诚遭到全方位“围剿”，随着网友们的情绪越来越激动，运动员在他们眼中成为了仅仅代表集体的一个符号，一切行动都被要求上升到超越个人的更高层面。这种主体性的失落，不仅意味着“运动员”作为一种职业选择背后的社会文化内容及个体能动性的剥离，也意味着与这些内容相关的专业技能等因素在评判一场赛事的成败时失去了话语权，而让步于非黑即白的“人民-祖国”及其引发的“不忠-忠诚”关系链。不论对于特定个体的职业生涯，还是对于体育竞技这一专业领域来说，这种让步似乎都并不是一件好事。

事实上在全球化的时代，这种视国家运动员代表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参战的观念正在逐渐成为一种乌托邦的幻象。 “国家队”作为赛场上的单元本身就面临着挑战，随着越来越多跨国流动的归化运动员出现，民族与国家的一致状态被打破，成员构成越来越多元化的“国家队”也瓦解着赛场上民族国家的边界。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6比特美国桌球球队运动员全部是亚裔的面孔，其中5名是华裔选手，剩下1名是印度裔选手。这些归化运动员们成为了新世界公民，组建起聚集了国际体育人才的“国家队”，当体育技能与人才在世界范围内流动，我们又该为哪一支“国球队”鼓掌呢？如果民族主义的幻想就此被打破，我们是否可以拥抱一种更具包容性的世界观，将全球视作一个流动的共同体呢？

如果我们回到遥远的过去，不难发现这种全球共同体的理念其实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尽管运动项目以竞技为形式，但世界和平依然是奥林匹克精神之一。在奥运会举行期间，各城邦互不交战，奥运项目获奖者赢得的橄榄枝花环后来也演变成和平的象征。

从古希腊时期和谐、共同体作为一种理念，到如今体育界跨国人口流动作为一种事实，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想像和观看奥运的管道，并借此反思由民族主义带来的冲突与伤害。而对于刚刚过去的东京奥运会来说，在全球疫情不断升级、国家壁垒层层加固的时代，这场延期一年的体育盛会或许能给共同观赛的人们带来一些重建世界团结的希望。

延伸阅读|你的奥运队可能是个幻象

#2
小镇青年的希望与焦虑：
小城家乡向左，
大城市向右文| Charles

这几年“小镇青年”这个概念不断被提及被讨论，许多小镇的青年们也以之为自己的标签，以高中生大学生为代表的新一代小镇青年身上承载着的这种身份预设越来越强烈。小镇青年处在城乡之间，在仍未被打破的城乡二元体制中有着独特的位置。他们能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比以往有着更开阔的视野、更好的机遇。相比前几代，他们能看到更大的世界，能看到更立体的大城市生活，这强烈地冲击了他们原有的生活状态和思维模式，把他们往大城市推。大城市的光芒是那么的耀眼，他们根本避不开。中国的大城市有着强大的向外输出的力量，它们是一个个物质和精神的中心，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内卷，种种好的坏的全都向外扩散。向着大城市去的观念，环绕着小镇青年的成长环境。除此之外，还有父母的期待，希望他们通过高考等管道离开家乡去到大城市，找到一份高收入高地位的工作，这样或许能让全家过上更好的生活。

但初到都市的小镇青年无论在眼界、资源还是经济实力上，都远不及都市青年。同样的机会和机遇，他们往往会遇到更高的门槛，比如关系网、通路的缺乏。看到了更大的世界的他们是焦虑的，向上生长、改变命运的渴望有时候会转化成仇视心理，就如衡中张锡锋的一句“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励志去拱了大城市里的白菜”。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来到了大城市，却发现自己无法融入大城市的圈子和生活。内心的理想、父母的期待堵住了回去的路，大城市激烈的竞争、自身在资源和经济实力上的劣势又限制着小镇青年上升的通道。许多小镇青年渴望切断与他们生活多年的小城的联结，但在大城市立足也十分困难。

但其实小城家乡也给了小镇青年很多独特的优势，给予了他们独特的生命体验，家乡的环境塑造了他们的很多特质和为人处世的管道。而来自小城的力量、愿望和泥土的气息，便是他们在任何地方立足的凭依。之所以大家都希望在大城市里生活，是因为大城市有着更好的生活条件，更多的资源，而且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的差距在短期内不会缩小。小城里的生活虽有着压力小、潜力大等独特的优势，天南海北的小城也各有独特的文化风俗，但这些特质都被大城市超强的经济实力掩盖了，小城市越来越依附于本地区的大城市，成为卫星城和劳动力输出地，难以成长为大城市。而少数大城市不断膨胀，它们在资源、条件上的这些优势又恰好与大多数现代人理想的生活环境相契合，于是我们都往大城市里去，尽管大城市的容量有限。而小镇青年一直夹在这中间，家乡的发展让他们有了更多的期盼，但他们也是生活在大城市阴影下的焦虑一代。

从苛刻指责到迷失方向：福斯对公众人物的言论是否愈加宽容

文| Winter

近期，公众人物言论翻车事件频发，刘晓艳因侮辱运动员道歉后被封号，张哲瀚以无知解释其触犯民族底线的微博内容。公众人物作为福斯目光的聚焦点，一言一行都无时无刻牵动着人们的神经，任何公开言论都会被立即解读，稍有不当的字眼则会迅速引发热议，甚至牵扯至道德层面，造成人身攻击。随后，公众人物为抑制舆情发酵不得不“发声”，催促着一场短暂的网络闹剧尽快落下帷幕。在如此屡见不鲜的运转模式下，我们是否达到了规范公众人物言论的目的？而公众人物自己真的认识到了错误吗？

首先，公众人物也是人，他们有保留自己言论自由的权力，却也应当承担不当言论造成的后果。同时，行销号解读公众人物言行、扒出槽点以此获得流量的手段无可非议，既然贴上公众人物的标签就意味着其言行需经得起正当解读。在互联网时代，资讯传播的及时性赋予了福斯了解实情走在“吃瓜”第一线的便捷，却也使得人们接触到的资讯大多成为二手资讯，被动的灌输了大量人为加工过的评判结果，这类速食讯息从一些博主和行销号的主观解读转换为福斯应当接受的客观认知，从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人们对“标准”的定义，在福斯心底烙下了既定的容忍底线。然而，在多次食用速食资讯后，我们内心的要求准则真的“健康”吗？我们能否保证真实理性的处理这些信息源？

除了个人心中的“秤”已经失灵，福斯对于公众人物言论的处理底线也在其承担过错的管道上直观地体现出来，从以身作则彻底肃清到以道歉信迅速了事，公众人物选择解释后果的管道越来越廉价，呈现在道歉信中的语言避重就轻，使不端言论造成的影响被无限弱化。在利益驱使下，公众人物的道歉并非代表着其本身明确地意识到了事件的严重性以及如何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而是迫于舆论传播对其流量的造成负面影响的局势下，选择快捷的“灭火器“加快此轮舆情结束的行程，证明言行错误永远不会成为其事业发展的障碍。而不可否认的是，资本的簇拥和饭圈粉丝的疯狂洗白越发使公众人物有恃无恐，无论其言行是否严重逾越福斯道德底线，都能盲目追捧的管道为自家偶像开脱，博得福斯的同情心，这无疑助长了公众人物逃避责任的作祟心理。

无论我们处于什么时代，保持独立和冷静的思考管道永远成立，恪守自我标准越发弥足珍贵。公众人物的身份不是免死金牌，不能成为糊弄福斯的理由，甚至在我们讨论公众人物是否被我们过于苛刻对待的时候，我们本身存在的底线就被无限宽容了。

#4
绿码、数位化、
还有更多？
文|阳澄湖外语职业技术学院二年级

如果大数据行程码出现问题，该找谁反映问题？当我的父母问及为什么健康码的行程资讯和大数据行程码为何不同，我却实在不知道该由谁负责。是通信运营商、政府部门、还是行程码应用程序客服？资讯错误缺漏造成的误会事小，但由此却带来更多问题：我们似乎还没有那一条法规甚至草案可以规制“健康码”、“行程码”这些事关敏感资讯、至关重要的电子服务。电子化、智能化是否已经无意间裹挟走一部分人的权利？

就健康码和行程码本身而言。其大范围推广的前提，一是能安装相关程式的智慧终端人手一个、且使用者能够自行上传相应的准确的资讯，二是运营商科技足以根据SIM卡锁定每一个人的行程轨迹。

第一个问题显然有逻辑上的问题。依托身份证、且也不是每人都需要的国铁电子客票系统就足够麻烦，在人流量超大的车站需要脱口罩的人脸识别在疫情防控的大环境下简直是脱裤子放屁。更遑论各省标准不同，平台各异的健康码系统。对农村某些只有基础文化扫盲水准的老年人来说，让他们在旁人协助下拿着身份证填完健康码资讯并调出就足够不方便。加上疫苗和核酸检测要求，多数智能手机刚捂热的老年人只能被迫“在家”支持国家抗疫。尽管健康码的功能经过多次反覆运算在便捷性上有了长足进步，但不够傻瓜就还是一样难用。

针对第二个问题，正如笔者所述，由于健康码已经带有行政强制性，所以不管我们是否同意那些冗长千篇一律的使用者协定，我们都必须同意让通信运营商、健康码外包公司抓取我们的、甚至不能保证精确度的行程资讯。巨量的个人行动轨迹资讯，似乎就又是一个不怎么管也不知怎么管的东西了。

这样的担忧并不是第一次出现，19年的“中国人脸识别第一案”让电子化浪潮下资讯安全的讨论上升到另一个高度。随着身份证和身份证号上“网”带来的，是我们将我们的资讯与身份证绑定在一起，并让我们在使用身份证时，也无意识间被迫地将这些依附其上的资讯一一袒露。现在的长隆允许游客选择是否接受人脸识别，但在更多场合下，我们不知、也别无选择。

说回健康码，现在对老年人没有健康码的解决措施，要么是大量志愿者不厌其烦地帮他们做着打开识别填资讯的工作，要么就是像农村市场对带盖建筑都需要扫码的规定熟视无睹。这样看似倒退的“变通”，在保障这些电子时代难民们的权利时，确是大踏步前进了。

当一种灵机一动式的创新变成雷打不动的规定和依靠，我们应当关照在那之后潜藏的电子化的浪潮，也更应当关照那些被我们不经意间让渡的权利和遗忘的人们。

想红”到底是谁的错？

文| Alisha

如今，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在热搜上看到有关网络炒作、行销的话题。这类话题的评论区里常常充斥着网友们的吃瓜玩梗和尖酸刻薄，包括这样的评估——“这人就是想红，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样的脉络下，“想红”变成了一种道德谴责、一种人格羞辱。

每个人对名利的欲望来源不尽相同，或许出于对认可的需要，或许出于对财富的渴求，但难以否认的是，这种欲望在人心中的存在是相当普遍的。那么，“想红”又为什么会被贬为十恶不赦的罪名呢？

“想红”这个愿望其实本身并没有错，毕竟哪个年轻人没有听说过“出名要趁早”、没有做过“一朝成名天下知”的梦？从古至今，普通人通过努力赢得功名都是符合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传统规律的励志故事。然而，今时不同以往的是，我们处在一个资本当道、流量为王的时代。现今，网络带来的高曝光使安迪·沃霍尔那句著名的预言“在未来，每个人都能成名15分钟”逐渐成为现实，成名开始变得无比简单。同时，使用刻奇手段来剑走偏锋的“歪门邪道”也流行起来，导致大胃王吃播、虐待动物、胸口碎大石等畸形秀在直播平台上不断涌现。这些表演者挣扎的姿态或许并不体面，他们通过伤害和贬损自己及他人吸引了福斯15分钟（甚至更短）的注意力——在那个瞬间他们成功了。但是，想要维持这种“红”，持续吸取流量，巩固和提升知名度却是一件成本极高的难事，而这场名利的大逃杀中绝大多数的参与者也只是通往天梯之路上的踏脚石罢了。

当少数人搏杀出重围，站在高台之时，他们享受着资本的青睐和观众的爱，然而那些落了下来的失败者，却好像比所有人都低了一头，可以被随意吐上一口口水、踩上两脚，落得一句“不过是想红”。他们的痛苦被平台作为敛财的工具加以推广，观众也十分配合地买帐，吸引更多的人来成为资本的炮灰，形成难以斩断的恶性循环。

在我们高举着道德审判的利剑，指责一些人费尽心思只为博取片刻关注的狼狈姿态之时，也应该反思，这难道只是他们一人之过？正是福斯、正是每一个人在资本潜移默化的引导下造就了对名利趋之若鹜的病态潮流。观众在直播间砸下火箭、投下硬币、摁下转发的时刻，就是在给这种风气添砖加瓦。无数人怀揣著成名的幻想被资本利用，又被资本抛弃，观众也开始对感到疲倦和愤怒。在这场疯狂的全民造星运动中，除了资本，很难说还有谁是赢家。

想要改变这种社会价值观，仅仅依靠官方的“清朗行动”显然是不够的。如若福斯不从根本意识到自己在被资本操纵，发现自己除了被资本定义的“商品”及“消费者”之外，在这个社会里还可以担当更多有人情味的角色，资本的野草是不会被公权力的野火给烧尽的。

 #6
失去理性的责备，
也同时失去了力量文|何亦阳

人人都会犯错，其中有些错误是严重的，而且是会伤害到别人的，理应受到严厉的惩罚和责备。 2021年8月16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经依法审查，对犯罪嫌疑人吴某凡以涉嫌强奸罪准予逮捕。法律程式已开始对吴某凡执行惩罚。作为线民，我们无法参与惩罚的过程，那么我们该如何利用好“责备”这件武器呢？

一.认清视频内容“蹭热点”的本质

在8月初，b站上涌现了大量吴某凡相关的视频，其中新闻与分析的严肃内容占极少数，大部分内容是以蹭热度的形式出现的，包括鬼畜等。举例而言，有人将吴某凡的作品改编为监狱相关主题的歌曲，有关吴某凡的视频在当时都具有很高的阅读量和互动。首先，我们应该意识到，在视频内容产出者的眼里，吴某凡事件是一个热点，是获取流量的手段，是换取收益的途径。囙此才会有大量的相关内容产出。而且这并不只在今天发生，以前每一次的类似事件（霍尊聊天记录、郑爽代孕等），视频平台都会大量涌现相关内容。作为读者，保持清醒是最为重要的。你要清楚，我们所看到的舆论方向，其实已经受到了带有利益目的的视频内容的影响，已经在逐渐偏离问题本质。这些视频的用意并不是解决问题、防止更多的伤害，而是获利。看看开心开心当然没什么，但请不要忘记你原本产生愤怒的原因，请不要忘记你真正想要责备的是什么。

二.“连带”的责备往往是不理性的

在浪潮一般的视频内容中，有一部分视频内容是在回顾吴某凡的音乐作品，并且进行吐槽。而这类视频的评论区无一不充斥着对他创作能力的吐槽。（由于有关吴某凡的演艺内容已经在最近被视频平台全面下架，我无法对这类视频进行追溯。）而在他出事之前，对吴某凡音乐能力的评估并不是一边倒的。在出事之后，吐槽他的音乐水准俨然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失去了客观性。 “墙倒众人推”是很常见的，只是我们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偏离了问题的本质呢？

在我个人看来，他的性犯罪和他的音乐作品并没有直接联系。我们应该保持理性。如果你责备的初衷是想要宣泄，你要知道这和足球场馆里的人群高喊着的脏字并无二致。但如果你责备的是想要聚焦于问题，甚至避免往后类似的伤害重演，那么请一定坚持理性。其一，一个人犯了错误，我们不应该连带着、不客观地否定这个人的其他事情，虽然我知道这很难做到。举例而言，我认为一个人可以同时是一名表演造诣出色的人，和一个品德败坏的人；其二，否定这个人的其他事情也对于问题本身没有任何帮助，社会舆论只会越来越偏离问题本身；其三，我们应该聚焦于问题，应该聚焦于问题背后的原因，聚焦于如何避免类似的伤害发生。以吴某凡事件为例，我想应该思考的是，是不是应该有更好的通路提供给性犯罪受害者或潜在受害者，比如求助热线、直接负责性犯罪案件的相关部门等；性丑闻案件层出不穷，吴某凡并不是个例，会不会是我们性教育做得不够好，会不会是有关性骚扰、犯罪的普法做得不够好，会不会还有什么其他原因，才让施害者肆无忌惮？

当我们失去理性时，我们甚至很难意识到自己失去了理性，我们以为自己在伸张正义，其实不然。其实我们反而在偏离问题本身，距离解决问题的本质更加遥远了。认清视频内容“蹭热点”的本质、避免“连带”的责备，我们就能掌握好责备这把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