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會邁向大公傳統的第一步——翻譯研究早期教會文獻

封面圖：拆的可不只是十字架

本文是《 為何中國教會要回到大公傳統》的續篇，本文要回答的就是中國教會邁向大公傳統的第一步是什麼？答案就是：在學術上，從原文閱讀，翻譯和研究早期文獻。

筆者對早期教父的愛是從讀橡樹出版的一系列書開始的，尤其是聖巴西爾《論創世六日》，神學家格列高利《神學講演錄》，阿塔納修《論道成肉身》。感動我的不僅是他們的思想，更是文字下面清晰可見的靈性，雖然相隔上千年，我卻覺得他們無形地牧養了我。是他們的靈性埋下了我打算從原文翻譯希臘教父著作的種子。如果教父們的靈性是海，那我只想藉著翻譯取一小杯水，以解我心之飢渴。

這種從原文閱讀並翻譯教父著作的渴望帶領我到聖十字架神學院學習，進而從希臘教父拓展到敘利亞教父，甚至景教研究；也正是這種渴望告訴了我中國教會邁向大公傳統的第一步的答案：從原文閱讀、翻譯並研究早期教會文獻。 [1] 筆者列舉三條理由來論證此點。

首先、大公傳統不等同於聖經研究，更見於早期教會文獻，尤其是早期東方教會文獻

何為大公傳統？我已發文《 再論聖經與大公傳統》、《 論對唯獨聖經的誤解和誤用》和《 教會、聖經與大公傳統》中做了一些反思和談論。現筆者總結如下：

如果把大公傳統比喻為一個人的話，那麼那不可見的聖父、聖子、聖靈（尤其是聖靈，因為五旬節降臨了，我們應許受聖靈）三位一體在教會內的工作就是它的靈魂，而其心臟的兩個心房就是聖禮（主要指洗禮、聖餐禮，包括傅油禮）和聖經，然後由此延伸出軀幹、頭腦、四肢等。具體而言，就是大公會議信經，決議和教規；地方會議（後來教會都認同的）決議和教規；教父眾口一詞的教導；靈修傳統及文獻、教規和禮儀文本（甚至包括聖徒傳記，紀念日等）。

在這些大公傳統的文獻中，東方教會在會議決議、禮儀、靈修和教父文獻中佔據著相當大的比例，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大多是從東方教會開始的（這也是筆者取網站名為“光從東方來”的原因之一）。

然而與之相對比的學術狀況而言。基督徒學者中（似乎是因著唯獨聖經中正確解經的顧慮）出現了一大批研究聖經、改教時期的學者（亦包括一些研究中國教會的學者），但研究早期教會歷史的比例偏少。在非基督徒學者中，多是從哲學宗教的角度來研究教會歷史，他們的研究偏重於西方教會，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教父，比如奧古斯丁、托馬斯阿奎那。對於筆者所涉獵的早期東方教會歷史和景教研究，卻不多見。

其次，不從翻譯和研究早期教會文獻開始，我們對大公傳統的追尋將毫無根據

正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有對一手材料的翻譯和研究，談回到大公傳統是沒有根據的。雖然對前沿學術的研究和翻譯也很有必要，但從學術追根溯源的精神看，我們必須達到從原文閱讀、翻譯、研究的地步，才能為大公傳統的追尋找到切實的材料基礎。

最後，環境的艱難恰恰表明中國教會必須邁出這第一步，才能看到未來

現今中國教會的艱難是不言而喻的，面臨著在學術、出版、教育、社會公共領域等的全面萎縮和不友好狀態，可以說中國教會正面臨著生死存亡的考驗。在筆者看來，這個考驗正是中國教會能否回到大公傳統，從其中汲取力量得以站立得穩。如果中國教會是浪子，那麼，現在是回家的時候了。

比如說使徒時期的殉道精神和之後延續的修道主義精神恰恰是中國教會所缺，用以對抗世俗化的靈性資源；大公會議的決議，教父們眾口一詞的教導也能給中國教會力量去對抗各類異端和“個人化”解經的傾向；教會留下的禮儀文獻能為教會平信徒提供靈性生活的指南，幫助他們養成虔誠生活的習慣；教會留下的教規抑制教會分裂的趨勢。所有這些資源都能在靈性上，教義上，禮儀上和外在面貌上給中國教會力量，向下紮根，向上結果，真正形成一個整體的見證和風貌。

為何是早期教會文獻？早期教會文獻包括哪些？

早期教會文獻是離根源更近，也是最少受爭議的文獻，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宗派之分。並且對大公傳統的追求，也應該是從耶穌基督開始，從地區上向外延伸，從時間上往後走，不拘他們操什麼語言，是否在羅馬境內，都一視同仁地學習他們的語言，閱讀翻譯他們的文獻，了解他們的思想。

按筆者理解，我們應該從使徒時期開始（聖經的學者已有不少研究），然後按語言分為三大傳統：

• 希臘傳統走到8-9世紀，約到認信者馬克西姆，大馬士革的約翰時期。
• 拉丁傳統走到9-10世紀，甚至追溯到經院哲學興起之前。
• 敘利亞傳統走到7-8世紀，以敘利亞的聖以撒為代表。

至於其他傳統，如科普特傳統，亞美尼亞傳統，埃塞俄比亞，保加利亞傳統，以及後來的俄羅斯聖統可以放到第二步去研究和翻譯。當然，目前就俄羅斯聖統而言，國內已有學者涉獵，筆者不再詳述。

[1] 關於中國教會為何要回到大公傳統，以及阻礙中國教會回到大公傳統的兩大障礙：君士坦丁之後教會墮落說和教派的門戶之見，請參見筆者專文《 為何中國教會要回到大公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