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固定電話是完美的工具

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肯定會贊同互聯網。

公共知識分子、激進的牧師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出生在維也納，他在30 多歲的時候開始重新思考世界。 1961年，他經由紐約市和波多黎各抵達墨西哥，在庫埃納瓦卡創辦了跨文化文獻中心(Center for Intercultural Documentation, CIDOC)學習中心，這是一所傳教士語言學校、一所免費學校和一所激進智庫的奇妙結合，在那裡，他聚集了思想家和資源，研究如何創造一個賦予被壓迫者權力和促進正義的世界。

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的成就是用日常的、易於理解的語言，重新構建人類與系統和社會的關係。他主張將社區決策和個人自主權重新融入所有已經變得壓迫性的系統：學校、工作、法律、宗教、技術、醫學和經濟。他的觀點對20世紀70年代的技術專家和適用技術運動（appropriate technology movement）產生了影響——它們在今天還有用嗎?

1971 年，伊里奇出版了他最著名的一本書《去學校化社會》（Deschooling Society）。他認為，學習的商品化和專業化創造了一種有害的教育系統，這種教育系統本身已經成為目的。換句話說，“學習的權利被上學的義務所限制”（the right to learn is curtailed by the obligation to attend school）。對於伊里奇來說，語言經常指出有毒的思想如何毒害了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他說，"我想學習"，已經被工業資本主義轉化為"我想獲得教育"，將人類對學習的基本需求轉變為交易性和強制性的東西。他建議對學校教育進行重組，用自主的、社區支持的、實踐性的學習來取代操縱性的資格製度。他的建議之一是建立“學習網絡”，計算機可以幫助匹配學習者和那些有知識可以分享的人。這種技能分享模式在許多激進的社區很受歡迎。

在《陶然自得的工具》(Tools for Conviviality, 1973)中，伊里奇將他對教育的分析擴展到對西方資本主義技術的更廣泛的批評。他斷言，技術史上的主要轉折點是，在每個工具或系統的生命週期中，手段超越了目的。 “工具可以比預期更快地統治人類；犁使人成為花園的主人，但也使人成為沙塵暴中的難民。”（Tools can rule men sooner than they expect; the plow makes man the lord of the garden but also the refugee from the dust bowl.）這種影響通常伴隨著專家管理階層的權力上升；伊里奇認為技術統治是走向法西斯主義的一步。 《陶然自得的工具》(Tools for Conviviality)指出了一種有用的工具可以演變成破壞性工具的方式，並就社區如何擺脫這個陷阱提供了建議。

那麼，是什麼讓一個工具"友好的"（convivial）？對於伊里奇來說，“工具促進了友好性，使其能夠被任何人輕鬆地使用，根據需要經常或很少使用，以實現用戶選擇的目的。”（tools foster conviviality to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can be easily used, by anybody, as often or as seldom as desired, for the accomplishment of a purpose chosen by the user.） 也就是說， "友好的"技術是可訪問的、靈活的和非強制性的。許多工具是中性的，但有些促進友好性，有些則扼殺了它。對於伊里奇來說，手動工具是中性的。伊里奇以電話為例，說明一種“在結構上友好的”（structurally convivial）工具（請記住，這是在無處不在的公共付費電話的時代）：任何有硬幣的人都可以用它來說他們想說的話。 “電話可以讓任何人對他選擇的人說他想說的話；他可以用電話做生意、表達愛意或挑起爭吵。官僚們不可能界定人們在電話中說什麼，儘管他們可以乾涉——或保護——他們交流的隱私。”

另一方面，一個"操縱性"（manipulatory）的工具阻止了其他選擇。對伊里奇來說，汽車和高速公路系統就是這一過程的典型例子。另一個例子是，諸如義務教育之類的許可證制度使沒有接受許可證的人價值降低。但是這些工具，也就是大規模的工業生產，在一個"友好的"社會是不會被禁止的。 “一個'友好的'社會根本，不是完全沒有操縱性機構和令人上癮的商品和服務，而是在那些創造特定需求的工具和那些促進自我實現的輔助性工具之間取得平衡。”（What is fundamental to a convivial society is not the total absence of manipulative institutions and addictive goods and services, but the balance between those tools which create the specific demands they are specialized to satisfy and those complementary, enabling tools which foster self-realization.）

為了促進"友好的"（convivial）工具，伊里奇提出了一項研究計劃，該計劃有“兩個主要任務：為檢測工具中兇殘邏輯的初始階段提供指導；以及設計優化生活平衡的工具和工具系統，從而使所有人的自由最大化。” 他還建議，"友好"社會的先驅們通過法律和政治系統工作，並要求他們伸張正義。伊里奇認為，改變是可能的。有決策點。我們不能放棄我們的自決權，也不能放棄決定多遠才算夠。 “我所描述的危機，”伊里奇說，“人們面臨著在'友好的'工具和被機器碾壓之間做出選擇的問題。”

伊里奇關於技術的想法，就像他關於學校教育的想法一樣，對那些在20世紀70年代認為我們可能處於另一個世界風口浪尖的人產生了影響。其中一些烏托邦主義者包括早期的計算機創新者，他們將共享、自決和DIY的文化視為應該融入工具的東西。

計算機先驅李·費森斯坦（Lee Felsenstein）談到《陶然自得的工具》(Tools for Conviviality)對他工作的直接影響。伊里奇將無線電描述為中美洲的一種"友好的"工具，對他來說，這是計算機發展的典範：“技術本身對他們來說有足夠的吸引力和可及性，它催化了他們固有的學習傾向。換句話說，如果你試圖搞亂它，它不會馬上就燒毀。管子可能會過熱，但沒關係，它會警告你做錯了什麼。試圖發現技術秘密的人與技術本身之間可能存在的一系列互動，與標準的工業互動模式完全不同，後者可以被概括為'如果你做錯了，這東西就壞了，上帝會幫助你的。'......這給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在我看來，你可以用計算機做同樣的事情。”李·費森斯坦（Lee Felsenstein）描述了傳奇的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第一次會議，在那裡有30多人試圖一起理解Altair計算機，這是"個人計算機成為一種友好技術的時刻"。

1978 年，CIDOC 的瓦倫蒂娜·博雷曼斯（Valentina Borremans）編寫了《友好的工具參考指南》（Reference Guide to Convivial Tools）。這份資源指南列出了20 世紀70 年代的許多適用技術（appropriate technology）的新想法——糧食自給自足、環保住宅建設、新能源。但我們當代友好的工具主要是在通信領域。個人電腦、網絡、移動技術、開源運動和創客運動都是當代友好的工具。我們現在還使用什麼其他友好的技術呢？我們需要什麼工具來讓我們更友好？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會告誡我們仔細考慮我們使用的工具，以及它們正在創造什麼樣的世界。

編譯自：Why the Landline Telephone Was the Perfect T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