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从疫情封控的门缝里挤回中国只为了家中的生死离别

收到表姐发来姥爷走了的消息时，王瑶第一个反应是迅速地从微信界面退了出去。她开始茫然地刷起手机，本能地抗拒接收这个讯息，1分多钟之后，她开始感到不知所措。

「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想我妈可能不想让我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还是马上她打了一个电话，我问妈妈姥爷现在怎么样了，她一开始也以为我不知道，她问怎么了宝贝，你还好吧⋯⋯」在王瑶一步步问姥爷的情况之后，母亲突然一下就崩溃了。

那天是1月12日的凌晨，距离王瑶从老家海南回到荷兰还不到一周。去年底，她从阿姆斯特丹赶回了阔别几年的中国内地，因为在三亚的姥爷中了新冠进了ICU。

去年11月开始，中国渐渐取消大规模核酸检测、隔离和封控等动态清零措施，并于12月7日取消了大部分剩余的防疫措施后，各地新冠病例激增，在毫无准备之下，不少高危群体特别是老年人都在感染新冠后引发基础病而去世。

随着中国12月26日宣布2023年1月8日取消集中隔离，重开边境之后，这一批因感染而去世的人们仿佛成为了疫情三年「最后的代价」。而对于三年来因为疫情及中国严格的防疫措施而未能回家的海外华人而言，仿佛是终点之前未能渡过的劫，他们的感受更难以言喻。

王瑶的老家在海南，后来在北京长大，高中毕业后来到香港读大学，2021年又去了阿姆斯特丹读书。她趁着去年圣诞假期回了一次香港，却在此时听说姥姥姥爷全都阳了。两位老人平时和她的母亲一起住在北京，每年冬天都会去三亚过冬，没想到并不怎么出门的两人双双在三亚中了新冠。王瑶向母亲了解情况，母亲说正和几个姐妹都准备赶到海口，「我当时还有点担心，但我妈说目前情况就还好，他们两个还能做饭，起来走路什么的，我就想可能没什么大事儿。」但没过两日，母亲突然打电话问她，能不能买到Paxlovid特效药，85岁的姥爷还是因为血氧过低入了院。

「我根本没想过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赶紧查了才知道，就算我找到，再带过去也赶不上那个五天的时效了（特效药需发病前五天使用最有效）。」那时中国还没有开放边境，海外回国的政策仍是5+3的隔离。已经买好机票准备29日回阿姆斯特丹的王瑶和母亲说，自己想直接飞去海南找他们，下学期的课就先不上了，但母亲没有同意，坚持让她回荷兰完成学业。

然而就在王瑶照计划回到阿姆斯特丹的当日，她一下飞机就打电话给母亲想问姥爷的情况，母亲已经在电话那边哭了起来。 「我就知道这个情况一定是特别不好了，然后我马上我就订了一张第二天早上的机票。」那时候的王瑶并不确定自己具体需要多少时间才能闯过各种关卡回到家，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见到姥爷的最后一面。

我想给自己P一个绿码，犯不犯法我已经不在乎了

从阿姆斯特丹到海南并无直达航班，需要在一个大城市转机。当时中国各地对入境隔离已经有各自不同的管理情况，在小红书上查阅了很多攻略之后，王瑶退了传说中管理严格的广州机票，重新购买了一张飞往北京的。当她从阿姆斯特丹飞到法兰克福等待转机时，才发现因为飞往北京，需要一个绿码。 「我之前是完全不清楚这些，也因为太久不用国内的社交媒体了，有点脱节了。」

当时距离登机还有两个小时，王瑶开始填表格递交阴性报告申请绿码，她本来以为这是一个系统识别后自动生成的绿码，却没想到背后需要递交给荷兰大使馆人工审批。王瑶开始坐立不安地经历漫长的等待，一直等到起飞前40分钟，机场的一位使馆工作人员让她给荷兰大使馆打电话，「那个女士也属于在使馆机关工作的行政人员，我就开始不停地打电话，要么就是一直不接要么就是不停地挂我的电话。我就很着急地去跟她说这个电话打不通，她只是很冷淡地说，打不通你就继续打，我也没有办法。」

王瑶当时想的是，不管怎么样，今天一定要上那个飞机，「当时我特别着急，因为我觉得就是去见我姥爷临终最后一面了，一直打到起飞前10分钟，我开始想通过一些手段，自己P一个绿码，这是一个人命的问题，犯不犯法我已经不在乎了。另一方面，我也想要他们重视一下这个事情，我开始哭，开始一直求他们，求很多很多人，跟他们说家里现在有人病危，能不能帮我催一下。」

王瑶也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一直飞机起飞前5分钟，「在使馆工作的那个女士就给荷兰大使馆那边的负责人发了一个微信，那边就给我通过了。」如今在电话里叙述这些的时候，王瑶的话音里透出一种苍凉的无奈和自嘲。

就这样过了闯过第一关，王瑶在飞机上「也不知道自己跨的是哪个时区的年」，过了元旦，然后抵达了北京。根据小红书上的攻略，在北京运气好的话可以签一个「责任自负」的文件，不用去隔离。在拿行李的时候，她遇到了一个生活在德国，也从法兰克福飞来的华人，告诉她这个飞机的大家有一个群组，一起商量争取不要隔离。

由于在机场就被催促着排队上大巴，他们只好先跟着大部队行动。 「整个途中基本花了4个小时，我们被拉到顺义的一个酒店，非常偏远的一个地方，看酒店外面的那个情况就像是很久没人住过了。他们也不告诉我们是什么程序，一车车的放人，我们就一直在车上等着。后来有一个大姐说她实在憋不住了要上厕所，非常强硬地让司机把门打开，然后我们一群人就趁机冲下了车，我就去把车上放行李的那个门拉开，我和另外两个大哥，拉着行李就开始朝酒店的大门口跑。有个人就出来拦我们，我们就说家人病危了，非常坚决地说我们必须得走，然后他们也没有一些过多的肢体行动来拦我们了。」

就这样拉着行李在北京郊区一路狂奔，一方面打不到车，另一方面又怕有防疫人员追上来，最后他们在路边找到了一些货拉拉（从事搬运、货运的服务车辆），3人打了一辆货拉拉又回到了北京机场。在车上互相交流之后她得知，大家都是有家人病危，一位大哥需要再转机飞上海看他的母亲，另一位大哥的母亲也中了新冠，因为肾衰竭无法使用特效药，正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疗。

经历了艰难的回国历程，王瑶终于上了飞往三亚的飞机，一路辗转见到了家人，那时姥爷还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但其实我去的时候也没能见到我姥爷，他在隔离病房浑身插着管，打着镇定剂，因为不让病人乱动拔管，手也给绑上，处于一个很痛苦的一种状态，也不好让家人进去探视，医生就帮我跟姥爷打了一个视频，其实那个时候姥爷没有意识，但我想他应该知道我来过了。」

那几日，因为姥姥在家阳过刚刚转阴，王瑶和母亲也担心因为经常出入医院容易感染病毒，也不敢再接触老人，于是在医院旁租了一个酒店，王瑶实际还是相当于和家人一起隔离。由于1月9日就要开学，尽管王瑶再次表达了想留下来的意愿，这学期的课之后再补，但再次被所有的亲人坚决反对。 「其实当时听到姥爷去世的消息之后我也很想再回去，很想和他们待在一起，但是我姥姥也是坚决反对我回去。」王瑶再次无奈地感叹，她也知道自己这次一折腾，为了「所谓的」见姥爷最后一面，花了家里将近三万块钱。

王瑶从小和姥姥、姥爷生活在一起，一直到18岁成年，他们的关系很亲，「这件事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什么实感，好像因为不是我当下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不过也因为是这样，我才能去宽慰我的家人。」在王瑶的想像里，姥爷最后非常痛苦，也非常的孤独地在ICU离开，家人也都没办法在身边。尽管医生说最后姥爷走得比较安详，因为一直打了安定，也没有太多痛苦，但是母亲在告别的时候想摸一下老人的脸，然后发现姥爷的嘴角在流血。她理解，那或许是抢救过程中肋骨给按断了，导致的脏器出血，「所以整个过程中，老人还是遭了很多很多罪的」。

在得知姥爷死讯的那个凌晨，王瑶一直到4点多才睡，她原本约了牙医当日早上8点去拔牙，她当即心想起不来就算了，但就在约定的时间内，她自然地醒了过来。于是她对自己说：我仍要照常过我的生活。拔完了那颗牙，她小心翼翼地把它收了起来。

离家三年的一餐团年饭却是在奶奶的灵堂里

和王瑶有着相似经历的是在香港工作的小鹿，去年12月28日，她在广西南宁的奶奶得了新冠后被送进了医院，一天后就进了ICU。当时香港回内地仍需要在深圳抽健康驿站，小鹿急急忙忙找人一起帮忙抽健康驿站的名额，和她在香港的堂妹一起回南宁。虽然抽到了30日的驿站名额，然而就在这一天的凌晨，收到的奶奶已经走了的消息。奶奶已经94岁了，病情恶化的特别快，从入院到离世只有一天半的时间。

「那个时候抽到驿站那天晚上，我妈打电话让我们跟奶奶视频，就是说看看奶奶叫一叫她，让她再撑一下就等我们回去。」视频里的奶奶带着吸氧面罩，小鹿能听到她很大声的呼吸，「你就知道她的肺已经开始衰竭了，其实之前奶奶都一直不想让我们回去，她还分别发微信给我和我妹，说不要回来太麻烦了，因为她也知道当时还没有放开。我们就口头答应她说，『好好我们不回去，你好好在医院待着』，但其实已经在着手准备回去了。」可惜天意弄人，直到凌晨3点，奶奶还是走了。

家依旧要回，关依旧要闯。小鹿也搜寻了大量相关的攻略，不少攻略写到，在入关时如果健康申报表的目的地填写深圳龙岗，很多情况下是不用隔离了，「就比如说大巴拉到那个驿站就是那个隔离酒店，很多有些情况就是把你的证件还给你，然后你当天就可以走了。」

当时的政策特别混乱，但是她们那一车的运气比较衰，拉到龙岗之后仍然被要求隔离，遭到了整车人的抗议，「我们就说别的龙岗都不用隔离啊，他就说反正现在的政策还是『5+3 』，就算不用5加3 你们也要至少隔个一天两天之类的，」小鹿觉得非常离谱和乱来，「当时在驿站门口，我们就死也不肯进去，跟工作人员磨了大概两个半小时。」

和王瑶的遭遇一样，在这个官方已经宣布即将开关而实质又未开关的「真空期」，没有紧急情况的人根本不会挑这个时间点回来。小鹿同车的人中有三四个家庭都是有家人病重或奔丧的，「当时我们就给他出示病危通知书，而且他就说那就先给我们这些要奔丧的家庭先走。」小鹿被要求填写一个承诺书，承诺自己不会在深圳停留，马上搭高铁离开。

据小鹿所知，这一车的人后来加了个群，在抗争后都陆陆续续地得以离开了。再后来小红书上也有人写，如果到了龙岗还让你隔离，就和他们吵，最后就能争取到不用隔离，「很多人都用这个方法，后来一两天后也说这个方法行不通了。」

小鹿的奶奶一个人住，另外有一个住家保姆，平时除了买菜也很少出门，被发现感染的第一天，老人只是有一点轻微的咳嗽，并没有发热，大家都觉得应该没有什么事，到了第二日，老人的状态明显变差了，只好叫了救护车送到了医院。

奶奶在医院吸完氧明显精神好了很多，大家都觉得可能没有大碍了，「当时医院也没有说要照个CT，那段时间南宁的医院也人手不足，有经验的医生可能都阳了，医院里都是年轻的医生，没有什么经验。只有我爸坚持要照CT，照了CT就发现，我奶奶已经白肺了。」

「当时整个南宁都没有辉瑞的特效药，只有一个国产的阿兹夫定，那个都非常难弄到，我奶奶还是吃了，但是都没有用。其实已经白肺了，我奶奶又这么大年纪，又有基础病，吃这些已经没有用了。」

过完奶奶的头七，小鹿第二天就回到了香港，直到小除夕的时候再回了家。因为还没有过七七四十九天，小鹿一家还是决定按往年和奶奶一起吃饭的习惯，一起在奶奶家过年。在奶奶的灵堂里，对于疫情以来一直无法回家的小鹿来说，却也是这三年来终于寻回的一餐年夜饭，是无线趋近却再也无法圆满的一个年。

3年没回家，小鹿和妹妹原本计划的是今年一开关就回家过年，只不过没有料到因为突然开放，关还没开，奶奶却突然走得那么急。最后也没能见到奶奶一面，小鹿无法否认这遗憾，却也是无计可施的无可奈何。 「我妹妹是奶奶带大的，她的打击比我更大，她有时候就会说如果当初怎么样怎么样就会好一点，我就跟她讲说，这个世上没有如果这回事，没有人是活在如果的，你现在总是活在懊悔，是没有益处的。」

被炒上天的特效药：「普通人根本不会想到的东西吧」

在那一波中国新冠高峰期中，辉瑞Paxlovid特效药成了一个如同救命仙丹一般的存在。去年12月中旬的时候，Paxlovid以自费药的形式有限进入中国市场，但距离普通老板姓来说，这个救命药仍然十分遥远，在网络上，Paxlovid的黑市价少则一两万，最紧俏时高达5万人民币，并且只在北京等几个少数大城市有货源。

根据官方发布的新闻，1月初Paxlovid已在上海、北京等社区医院获分发，可以经医生开处方拿药，但家人在上海的苏西直言，「说是说社区可以开特效药，但实际上操作起来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开药条件非常严格，比如有一个条件是要求患者亲自去到现场，当着医生的面吃药。」苏西的外婆住在4楼，没有电梯的上海老式公寓，本身已经好几年没有出门，而当时上海已经很难叫到救护车，「反正种种条件，我外婆根本满足不了。」

苏西居住在德国，1月4日，她收到母亲的留言：外婆得了新冠走了。在此之前她没有得知任何零星的消息，一切发生的很快，外婆没有去到医院，就在家里过了身，「或许他们觉得告诉我也没有任何意义」。

苏西的外婆快95岁了，并且已经患有阿兹海默症十多年，她的离世本来不该令她意外。但是，死亡还是和苏西想象中的太不一样了。 「我以为会有消息说她身体虚弱，我会订一张回上海的机票，然后如果我幸运的话我会见她最后一面和她道别，就算见不到，我也会帮忙处理葬礼的事。」结果现实更糟，根据上海的规定，无法举行葬礼，火化都困难，「尸体放在家里等火葬场的人来接，等了三四天」。

在苏西看来，特效药这个东西当时在中国属于普通人根本不会想到的东西，「能够想到，基本上也是觉得自己可以出很多钱，或者觉得自己可以动用很多社会关系。」

苏西最后一次见到外婆已经是2019年的春天，尽管外婆的记忆早已停留在苏西的大学阶段，外婆去世的当天，苏西在自己的blog上回忆了自己所知道的外婆的一生，「我无能为力，只能把她记住。」

这是一个阶级游戏：我的幸存让我觉得我是有罪的

当然，确实有人费尽心机通过地下渠道买到了Paxlovid特效药，林悦的家庭就是为数不多的「幸运儿」，她94岁高龄的爷爷在阳了之后及时服用了Paxlovid，在医院里逃过了一劫。只是她自己并不觉得这是一种运气，她形容自己像是一个「有罪的幸存者」。

早在去年11月的时候，在澳洲的林悦看到石家庄作为内地「试点」放开的城市，已经隐约预感到会有一些变化发生。她提醒在成都的父母，或许应该买一些退烧药备着，但是由于当时国内买感冒退烧药等都需要登记身份信息，还容易引来社区防疫的关注，因为种种不方便，家人对买药显得非常抗拒。

直到12月初，随着被林悦称为「防疫标兵」的大姑率先中了，父母两人也前后中了。就在他们在家隔离养病的时候，医院打来电话通知，早些时候因心脏衰弱已经入院封闭管理的老爷子，在日常核酸检测中测出来阳性。

「那个军区医院本身非常不人性化，连医生和医护都是轮班制，一周只能回一天家，所有的住院病人不能离开病房，每天把餐车推到病房门口发饭，每个人一天24小时就关在病房里面，我就没想到这样的一个管理，他还是中了。我后来觉得我当时太天真了。」

在医生口中，老人并没有额外的病症，也没有发烧，「我觉得老人可能就是本身白细胞已经不太工作了，免疫系统对病毒入侵没有任何应激反应。那个医生直接说，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打抗生素，你们家属如果有办法，最好赶紧找到辉瑞口服药。」在医院直接把压力给到家属身上之后，林悦一家人开始慌忙行动了起来，最后家人通过人脉，当即飞到北京，花了将近两万买到了Paxlovid，带回了成都。

家人幸运度过这一劫并没有让林悦赶到庆幸，「其实我心里非常的五味杂陈，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阶级游戏。钱、医药、人脉都是一种资源，在这个社会里，你有资源就能拿到一盒救命药，好像所有的人的生命就是不平等的，好像人命分贵贱。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我不能说这是一种运气，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特权。因为这种特权，你免于了一些别人随机会承受的苦难，侥幸逃脱了出来。」

无数叩问打在她的心上，她不停地问，凭什么自己值得，别人就不值得？ 「过去疫情这三年我无时无刻都有着这样的感受，我觉得就是那句话——大巴车翻车的是我，火灾被困的是我。如果这些不是我，那么接下来就是我……我的幸存让我觉得自己是有罪的。」林悦在电话里显得激动而又痛苦。

林悦最后一次回国已经是2018年，听到爷爷阳了的消息，她也产生了赶回去的念头，「当时我就觉得，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搞这个特效药，本来又有基础病，可能我爷爷熬不过去了，得赶紧买最近的机票，看看能不能有机会见到。但我爸就觉得我特别莽撞，特别幼稚，因为当时一还没开放，你从境外回来还得隔离，二是人家医院封闭管理，也见不到，实质上除了能缓解一些你情感上的焦虑，你回来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帮助，他就觉得很没有必要。」

林悦后来觉得父亲说的是对的，自己主要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我是一个心态比较不好的人，这几年我缺少了很多和原生家庭在一起的日子，我就觉得我的人生错过了一些东西，这个东西本来不应该被剥夺的，就是这种在物理上建立亲情的可能性，现在被强行剥夺了，我觉得我被生生剥离了一个生而为人的权利⋯⋯但是我又完全没有任何办法，当时就觉得特别生气，特别遗憾又无计可施，我就像是特别情绪化地想要去反抗它⋯⋯你说是恨也可以，更多是遗憾吧，因为我的恨太轻如鸿毛了。」

林悦觉得，这是这三年来在海外的华人共同经历的情感煎熬，但父亲告诉她，不用有遗憾，「『你选择每一条路都会有遗憾，你出国觉得失去了和家庭紧密的联系，但如果你没有出国，被关在这里三年，你又错过了外面更大的世界，那也是一种人生的遗憾』，他的话也说服了我。」林悦反覆想着这几年远远望着的国内新闻，以及发生在自己家庭的这次经历，她认为自己首先要体认到自己在享受一个特权，第二是她承认这种特权是不正确的，所以她决定选择到一个相对社会更愿意提供平等环境的地方再重新开始人生。

「如果我有下一代，我希望他生活在一个有同理心的社会，对弱势群体有关照的社会， 就是不要觉得这种privilege就是一种优越感，是有罪的。」

2023年2月1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2022年11月以来，我们围绕「保健康、防重症」，不断优化调整防控措施，较短时间实现了疫情防控平稳转段，2亿多人得到诊治，近80万重症患者得到有效救治，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 」

（王瑶、小鹿、苏西、林悦皆为化名）

刊于歪脑：https://www.wainao.me/wainao-reads/return-to-China-COVID-farewells-0223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