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青年反槍運動：被高估的青年，被誤解的運動

這是一周多前給土逗公社寫的，潔平讓我轉發過來。寫這個其實不是想討論反槍議題本身，而是探討如何看待民主國家青年運動的問題。在多大程度上這些運動的成功是少年/青年的功勞，多大程度上我們可以去借鑒他們的抗爭手法。

未編輯稿：

三月末的March for Our Lives, 吸引了全美各大城市一百多萬人的參與，又為美國當下的社會運動圖景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這次反復被傳媒提起的，是運動鮮明的青少年色彩。佛羅里達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的學生們，在年初的悲劇後迅速行動起來，在傳統控槍和擁槍派的混戰出現之前，就提出了自己響亮的議程。他們的年輕和無畏，吸引到更多同齡人加入組織團隊，為自己贏得了潮水般的輿論支持，以及寶貴的主流傳媒版面。

但是，在慶祝遊行階段性勝利的同時，我們也有必要從運動結構、媒體報導、核心訴求等多個層面去反思這場胜利的意義。甚至思考這次的成功，在致力於推動政策議程的同時，是否也暴露出美國社運的內在矛盾？

被高估的青年

對年輕世代的支持，大概是超越派別和國界的，這也是為何一群美國高中生們的倡議，可以在社會上引發積極的連鎖反應。但是，這場March for Our Lives遊行卻很難被概括為一場純粹的青年運動。媒體所謂的“ 越戰後最大的青年運動”，更是極具誤導性。

華盛頓遊行現場對抗議者的抽樣調查顯示，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參與比例只有區區一成。而抗議者的年齡平均數是49歲，反而高過此前大部分類似的遊行。

將學生視作唯一發起人，將所有功勞都歸於一堆中學生，也忽略了民主國家社運的動員特色。學生運動家的背後，有著龐大的組織網絡的支持。這次遊行，除了得到控槍組織“支持槍支安全城鎮聯合會”（Everytown for Gun Safety）等的協助以外，泛進步陣營的鼎力支持更加關鍵。主要的組織包括婦女大遊行團隊、美國計劃生育聯合會(Planned Parenthood)、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CCP) 等全國性網絡。 Women's March官方團隊旗下的青年組織在3月中旬的時候，已經發起過一次全國范圍內的校園出走(Walkout)，為24日的遊行積攢了人氣。

進步陣營的組織和不少商業公司都是策略性地參與其中。由於前兩次婦女大遊行的成功，華盛頓舉行的類似活動，已經給各路進步組織造成了不小的同輩壓力：即使不那麼贊同運動主訴求的組織，也感到需要參與其中來獲得更多的曝光度。 NAACP和運動的主訴求就不是完全重合的，但自從槍擊發生後，NAACP一直在支持全國學校分部的控槍討論， 贊助組織裡的青年運動家去遊行現場。 NAACP的訴求並不復雜，因為之前除了Black Lives Matter外的幾乎所有社運，黑人都只是被邀請參與來證明運動的多元性，而從來進不了決策層。這次，他們派出全國各地的黑人青年運動家加入遊行，試圖把黑人社區的貧困、公立教育的凋敝、警察暴力、白人至上的討論帶入控槍的大訴求之中。

講台上美國青少年們的勇氣和智慧，當然值得激賞，但我們也不需要高估他們所能迸發出的能量。在民主國家，只要選對議題，發動一場一天的遊行並不困難，難的是運動之後怎麼辦，這也需要青年運動家們珍惜並批判性地看待手裡擁有的運動資源，區分真正的同盟和策略性的同盟。

被誤解的運動

遊行的人數，演講人的出色發揮，是否是最重要的運動指標？社交媒體時代的運動幾乎都是靠弱聯繫動員，規模本來就容易高過傳統媒體時代的集會，破人數紀錄並不說明問題。更重要的指標在於參與者的特徵和動機：他們為何參與遊行，何誰一起遊行，之前是否參與過類似的活動，他們是否也積極投身其他公共領域？從運動的參與者結構來看，近三成的人是第一次參與遊行，這些人平時的政治參與也相當有限。在這場遊行後，這些人是否會繼續參與各類社會和政治運動，哪怕是否在中期選舉投票，都要打上一個問號。

媒體也忽視了天氣這個變量。此次大遊行選在三月末，正值很多公司和學校的春假，日期又和華盛頓的櫻花節重合，恐怕也是遊行人數爆表的原因。天氣對社會運動的影響，絕對不能被低估：今年美國國際婦女節的罷工集會人數較少，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前一天正值東部嚴重暴風雪，道路積雪未化，影響了潛在參與者的出行。

最後，如果美國所有的進步社運都能有效推動政治議程，也許各類棘手的問題早就解決了。問題恰恰是，傳媒對進步社運的高度關注，使得它們往往忽略保守派在同一時間的反擊。這也是為什麼在槍支話題上，儘管每次槍擊後公眾輿論都會大幅波動，但總體來看，二十年來美國人觀念並沒有朝著支持控槍的方向移動，千禧一代和年長者之間的差距也沒有想像的這麼大。

佛羅里達槍擊後，和往日一樣，各類擁槍組織的會員數都出現了明顯增長，這還是在公眾集體抵制NRA的背景下發生的。 24日遊行後，NRA會員和槍械製造商等詞彙的谷歌搜索熱度也出現了飆升。雖然網絡搜索並不代表實際行動，這樣的數字依然值得人擔憂。事實上，很多社會學的研究都顯示，從福音派到茶黨，這類保守派的運動之所以可以長盛不衰，常常就是藉助對進步主義的妖魔化。進步主義運動的高漲，往往反而成為保守派蓄力的契機。

美國傳媒與社運的安全區

遊行結束後，我所在的一些美國社運郵件組中，不同城市的行動者紛紛發回了自己的遊行見聞。大家普遍的感覺是：這次確實有些不一樣。具體來說，多年來被白人壟斷的美國主流社運，終於有了更多少數族裔的深度參與。在洛杉磯等城市，BLM的青年運動家們站上了前台。雖然在絕大部分城市，參與者依然是白人居多，但他們對於Black Lives Matter之類的標語，接受度明顯高了不少。各族裔的參與者會跟著一起喊口號，這在一年前都是很罕見的。

但這些有意思的細節，在傳媒的過濾下統統消失了。對青年世代的稱讚取代了更嚴肅的討論，運動的控槍議程，指向的是以NRA為主導的利益集團、保守政客。似乎一切問題都可以通過投票箱來解決，一切社會運動也都是為了投票服務。這再次顯示出美國媒體的忠誠反對邏輯：成功的運動只能針對政策，不能反對國家。傳媒報導的時候，也要突出青年積極向上的精神，而弱化更激進的，超越兩黨政治的少數族裔解放、反監控社會和反警察國家的色彩。連紐約客的評論都提到，這大概是近些年“ 反建制色彩最弱的一次社運”。

依照這個思路，我們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兩年前的反達科達輸油管抗議，同樣有青少年運動家領導，卻幾乎不被主流媒體提起的原因。因為這場抗議無法被轉化為選票上的成果，商業公司的支持也沒有好處。運動不僅直接反對國家，還直接挑戰到私有產權的觀念。有些青年，永遠比其他青年更平等。

只有在所有的激進元素都被悄悄抹去的時候，美國的運動才會被拿上檯面作為榜樣。歸根結底，這樣的社會運動，只是一門有著正面社會意義的產業。社會運動的商業化、產業化和製度化都沒有錯，它常常能夠更簡單粗暴地擊中目標。但這遠遠不是當代政治運動可以採取的唯一模式，也遠非被寄予厚望的下一代所能介入政治的唯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