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迷失在“正常化”時代的大陸人

We won't return to normality, because normality was the problem. -----香港示威者

1968年，蘇聯的坦克開進布拉格，結束了短暫的“布拉格之春”，隨後直到蘇東劇變，捷克斯洛伐克處於“正常化”時期，改革停滯了，改革者被除掉，取而代之的是當局不斷保持現狀的努力。 2019年的今天，當香港局勢越來越激烈，朋友圈和熟人間的民族主義情緒將要吞沒個人的情感紐帶之時，我想到是這個詞。作為一個在大陸出生成長的95年的青年人，我的自由主義思想並不來自於家庭，很大程度也不來自學校，更多是2008-2012年間相對寬鬆的網絡媒體，包括微博和人人；也得益於相對寬鬆的出版行業，使得歷史類書籍和政治科普類書籍能夠進入到我這個普通中學生的視野；當時的維基百科還沒有被牆，在斷斷續續的連接中，我粗略地看完了中國近現代史那些被遮蔽的歷史；當時元氣大傷的南方系尚有批判的勇氣和調查的精神，我記得有一年的新年獻詞被推遲，頭版放了對於上訪時“意外死亡”的錢云會的調查。所有的這些意外，建構了一個傾向於自由主義的頭腦，即使這樣的自由主義顯得粗糙和膚淺。但歷史給我開了一個玩笑，就像它曾經對80年代的中國年輕人／魏瑪共和國的德國人開的玩笑一樣，所有的希望似乎在這7年間以難以置信的速度消失了，我們迎來了一個“正常化”的時代，一切似乎都按照黨的意志和計劃進行了，“雜音”被消滅殆盡，任何的反抗顯得不僅毫無效果而且失去了意義，尤其是當民族主義將你的同學／家人／朋友／素不相識的陌生人變成了你的敵人，反抗顯得不僅無效而且可笑。這種感覺在今夏的香港帶來的又一波民族主義狂潮中達到了極點，當朋友圈被“我支持香港警察，你可以打我了”刷屏，當發出不同的聲音不僅不能帶來更多的交流溝通，而只能帶來毫無意義的攻擊時，越來越多自由派的朋友選擇了沉默。

“政治性抑鬱”成為了越來越高頻率的詞語，我想這種一是來自於被迫失語的狀態，這種失語背後是想要抒發的情緒因為恐懼而無法抒發的無奈，也是對於公共討論的希望的破滅。這種抑鬱帶來的“孤島感”讓人不斷自我懷疑，“我是不是錯了”，最近遇到了一些有相似遭遇的朋友，大家驚人一致地在得知對方與自己有相似看法時表示“原來我不是一個人”，是呀，在萬馬齊喑的時代下，不管在國內還是國外，發言必須要小心翼翼，怎麼才能知道有志同道合的伙伴呢？我並不想誇大自己遇到的抑鬱情緒，它還遠遠達不到抑鬱症的程度，只是在那些失眠的夜裡，在那些走神的瞬間，在那些看新聞的揪心中，忽然升騰起那種無力與絕望感。我也不知道這樣的情緒還要持續多久，畢竟利維坦的刀劍越來越鋒利，老大哥的監視越來越無處可逃；想要躲進音樂中，李志，林夕，達明一派....... 越來越多的名字消失於播放器中；想要躲進影院中，不斷撤檔或是刪減的消息讓人無法安心，《我和我的祖國》等主旋律更是填滿了大部分的銀幕。或許，這種抑鬱會越來越多，或許它會持續很長的一段時間，而我只能選擇去適應這種情緒而不敢奢求它的消失。

作為大陸人，遠距離地觀看香港局勢是一種奇特而復雜的感情。我既無法像香港人一樣帶入到“保衛我城”的決戰氛圍中，因為那不是我的城市，即使你對它有著多麼深厚的感情或是期待，與其說它是你的城市，不如說它是你想像中的城市；另一方面，我又對於國內宣傳機器宣傳控制下那種大眾帶著真誠情緒的憤怒感到厭惡且恐慌，厭惡是因為我清楚地看見信息被扭曲，仇恨被製造；恐懼是因為，我清楚地意識到這種宣傳是多麼有效，以至於這些聲音的至少相當部分並不是一種表演，而是那麼多人的一種真誠情緒。同樣時刻困擾著我的，還有對於運動中各種現象的評價，如果說香港在2014年雨傘運動之前的社會運動教育了自由／公民社會／結社自由／獨立媒體的力量，那麼雨傘運動就教育了我何為“公民抗命”，不遵守具體法律的行為在某些情況下如何反而是正義的，而這次反送中運動則在教育新的社會運動形式，以及不斷將問題拋給我：“和平理性非暴力是否是社會運動唯一的正義形式？如果不是，那麼一個有著暴力的社會運動如何能夠正義？”我到現在為止並不能完全地回答這個問題，林三土老師和長平老師的論述讓我反思“和理非”觀念的形成過程和適用限制，也有原本在自由派一端的知識人選擇站在示威者的反面，其中李佳佳的選擇性無視已經在我心中失去了作為一個媒體人的可信任度，但張泰蘇老師對於示威者“真誠的理想主義裡摻雜著自我陶醉式的悲觀；“被壓迫”的憤怒與骨子裡的優越感相互作用，發酵成極富攻擊性但又充滿自憐自艾的行動力；還有那不加掩飾的崇洋媚外與文化奴性。”的評價則讓我疑惑，我感到因為學識上的差距而產生的敬重使我難以對這一論斷做出判斷。除了這些知識人以外，還有像小白的鸚鵡螺這樣的學者對於示威者的部分行為提出批評，但整體上肯定運動；也有夕岸老師對於運動是否轉為右翼表達擔憂。這些不同觀點讓我對於運動有著極為複雜的感情，我整體上支持運動，也很能理解在自由日益受到打壓和和平運動受到殘酷對待後走向暴力的憤怒，但對於運動中部分的行為，如超出比例的私了等感到憂慮，同時，運動是否具有排外性質也更多的讓身為內地人的我敏感。我無法不在感情上支持運動，當系統性的警察暴力可以不受到懲罰，當政府可以如此高傲地蔑視民意時；我也無法不在理性上支持運動，當這幾年共產黨對於大陸尚未形成的公民社會的打壓愈演愈烈，對香港的承諾屢屢落空的威權表現不受到製約時。但終究我不是香港人，無論多麼熱切，這場鬥爭並不屬於我，正如一個因為反對一切暴力而反對示威者的香港朋友在拉黑我之前說的，“你不是一個香港人，你不能感受到我的痛苦”；一個支持示威的香港朋友給我說過類似的話，那是當我們討論燒人行為導致運動過激的危險時，他說“你不是香港人，你不能理解我們的憤怒”。是呀，我不是香港人，我是大陸人，可大陸這片土地上發生的什麼能讓我感到身份認同與自豪呢？但我可以不是大陸人嗎？那我是誰呢？

於是我想要逃離，在異國的求學過程中，涉及一個學習-工作-移民的計劃。在異國的孤獨中，有很多新的挑戰，文化上的隔膜，職業上的未知，是否能夠留下的不確定，以及因為無處不在的民族主義華人帶來的恐懼。但我又能怎麼做呢？回去嗎？回去不僅不能做什麼，還要面對閉嘴或是隨時潛在危險的兩難抉擇。終究沒有別的辦法，終究只能在可能長久的流亡感中尋找新的身份認同／新的人生價值。

曾站立在布拉格的瓦茨拉夫廣場，在那裡，蘇聯的坦克開過，查理大學的學生自焚過，哈維爾在數十萬示威者面前演講過，如今那裡又是新的抗議的發生地。 “正常化”時代終究會過去，因為“正常化”的規訓無法長久地彌補合法性的缺失和社會的矛盾，這是在捷克曾經發生過的歷史。問題是：在“盛世中國”的“正常化”時代會持續多久呢？歷史真的是進步的嗎？會有一天，這個我出生成長的地方的強大讓我無處可逃嗎？抑或有一天它會轟然崩塌，如果有那麼一天，一個缺乏社會組織的大國又有多大的可能走向一個光明的未來呢？而我身處時代洪流中，又怎麼能分辨潮水的方向呢？我並不期待能回答這些問題，擺脫這些困惑的折磨，我需要準備好長期或者永遠帶著這樣的困惑生活下去。希望這篇文章能給有相似困惑的讀者一些啟發，至少，“沒有人是一座孤島”，“活下去，像一個有尊嚴的人那樣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