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兲朝聽“敵台”的往事

1990年代，我在一個沿海城市待過幾年。沿海地區有一個好處，那就是收音機能收到“敵台”，而我最愛聽的“敵台”就是VOA。

當時的兲朝，在經歷8964之劫後，為了給共匪政權續命，已經再次開啟改革開放，大抓經濟建設，對收聽“敵台”這件事，並沒有文革時代那麼敏感。事實上，為了學英語，很多人都在明里暗裡交流聽“敵台”的經驗。

記得那時我正在準備考研和考托福，每天回到宿舍，一有空就打開收音機，聽VOA的英語廣播。現在已經不太記得具體都聽了什麼，應該都是國內的一些負面新聞吧，但可能並沒有什麼特別轟動的，要不然我就能記住了。

不過有一點我倒是記得：VOA的廣播三天兩頭說起計劃生育，說它侵犯了中國人的人權。每次聽到這類有關計生的廣播，我最直接的反應是：切！瞎扯。

但當時我沒有深入思考：為什麼自己覺得那種反對計生的廣播是瞎扯？

我只是直覺地認為，VOA說那些話時，並沒有站在女性的角度考慮計生問題。至少，我周圍的女性中，因為生一大堆孩子而陷入不幸境地，遠比那些因為遵守計生政策（即按照政府規定戴上節育環，也就是VOA所說的被計生“侵犯”人權）、沒有生一大堆孩子而陷入不幸境地，機率要高得多。

這一點從我外祖母和我母親身上就可以看出來：我外祖母一共生了9個孩子，存活下來的不到一半。但因為這9胎生育落下的月子病，卻跟了她一輩子：每天晚上睡覺，外婆都會劇烈咳嗽，吃啥藥都不管用，從我記事時起，她就一直這樣，從沒有睡過一個安穩覺，有時我覺得她都要把自己的五臟六腑咳出來了。而我母親呢，部分因為計生的緣故，她只有我這麼一個孩子，因此沒有像外祖母那樣忍受那麼多次的生育之痛，也沒落下什麼月子病。

不管我對VOA批評計生的報導多麼不屑，我聽“敵台”這件事，到底還是被舍友向領導打了小報告。有一天領導在開會時不點名提到有人聽“敵台”的事，倒也沒說什麼，只是提醒聽“敵台”的人要注意影響。

之後也沒有領導找我單獨談話，更沒有派出所叫我去“喝茶”——那會兒還沒有“喝茶”的說法呢。

對於領導這種或許不無善意的提醒，我的反應是在心裡默默地想：切，都什麼時代了，還抱著這種文革思維不放，老古董！

然後我回到宿舍繼續聽VOA，只是有捨友在場的時候我會戴著耳機聽。

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共匪和VOA都沒有多大改變：共匪為了阻止網民訪問境外網站而修築GFW，本質上跟當年禁止國人聽“敵台”是一樣的。它們那麼做，是因為它們心虛，明白自己這個政權這個江山，並不是像某些五行缺爹的五毛狗說的那樣，從“父親”中華民國或滿清王朝那里合法繼承的，而是“打下來”的，也就是通過使用非法的恐怖主義手段，顛覆合法的中華民國政府，從中華民國那裡搶奪來的。

至於VOA，他們也仍然沒有站在中國女性的角度看待計生問題，仍是年復一年不憚其煩地像個複讀機一樣老調重彈。如果說跟先前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他們引入了造假大師易富賢之流的反節育派的謊言。

有變化的是我。現在我想明白了，VOA的複讀機主播們沒有意識到一個關鍵的問題：在計生侵犯中國人的“人權”之前，中國女性在生育方面一直都被這個夫權社會侵犯人權。因為這個社會通過各種歧視女性的社會習俗和輿論（七大姑八大爺的風言風語），以及在教育、經濟和政治上貶低和壓榨女性，使得女性無法獲得獨立的經濟地位，無法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如此一來，丈夫公婆七大姑王八大爺們就能不顧女性的意願，逼迫女性充當繁殖工具了。

計劃生育的施行，實質上是在無意中壓制了夫家對女性生育權的侵犯。當然我也並不否認計生施行過程中，有做得過火的現象存在。但不能因為有這種現象，就否定計生在其他方面具有的積極意義。

回顧過去幾十年自己的經歷，我認為不管是“敵台”還是牆外網站，都沒有共匪想像的那麼可怕。但共匪就是由一群膽小如鼠、扶不上牆的爛泥組成的。習瘟豬那句“更無一人是男兒”，是共匪對自己最準確的描述。

幸好這個國家還有一些腦子比較清醒的女人存在。不管是共匪還是“敵台”，在你們用各自的謊言欺騙世人之前，都該好好想一想：不要以為你們打著“解放”、“自由”、“人權”之類的漂亮旗號，人們就會張開雙臂歡迎你們。國人已經被共匪的漂亮謊言騙過一回，沒那麼好騙了。

至於那些嘴裡說著human rights、腦子裡卻只想著man'r rights，甚至公然聲稱女權不是人權的自由主義者，也請歇歇菜吧。對於女性來說，你們跟共匪也就是半斤八兩而已。如果你們不學會傾聽女性的聲音，尊重女性的想法，即便有一天你們真的推翻共匪，建立民主社會，女人們也會用選票讓你們下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