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回忆录04：煎熬
从深圳闯关回到香港，惊魂初定，却感前路茫茫。边防人员说「下次回来要照公安局规定」，而我在无法照那个新规定做的情况下，意思就是不能回来了。除非规定改回正常。这不是我能够预知的情况，即使改正了我也无法知道。也就是说，如果我还要回家，那就是一次不可预知的生命赌博。更担心的是丽仪的遭遇，她虽然性情温和，但对于是非一向很坚持。她说中共文件指「香港回来的人有70%是特务」，那么若要她指证我是「特务」，就她个性来说，那是不可能的。但自从1966年文革开始以来，我已经见识了许许多多「不可能」的事。在逼供之下，她恐怕也难再坚持。那么，我们的婚姻关系就要破碎。我很难想像那会是怎样的情况。而更坏的可能性，就是她也被屈打成「特务」，坐牢、枪毙都有可能发生，那么我两个可爱的女儿怎么办？我每天想这样的结局，每一次都一身冷汗。
文革以来，有什么荒唐的事呢？香港的非左派媒体大量报导，许多著名的、我所敬仰的作家知识分子被揪斗，老舍自杀，从香港回国的兵乓球名手容国团自杀，许多中共元老、政要直至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批斗、虐待，我在北京和广州的两位叔叔及其家人没有消息，我在大陆的姐姐、弟弟、妹妹，都不跟我也不跟爸爸通信。这些都还不是我的直接遭遇。
文革开始时，在中国，接听电话第一句不是「喂」，而是大声叫「毛主席万岁」，把人吓一跳。过中国海关时，有段时间海关被红卫兵夺权，过关时关员要我先站在一旁念「毛主席语录」，然后问我「来深圳做什么」，我说「看我的爱人、小孩」（那时在大陆都把妻子、丈夫叫「爱人」）；问「看他们做什么？」答「讲讲话啦！」问「讲什么？」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些无知的问题。
那时候，一切都颠倒。干净整洁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习性，肮脏才是无产阶级本色；礼貌是资产阶级思想。妻子带学生外访时，晚上给学生盖被，帮学生补衣服，文革大字报被学生揭发她「对同学进行资产阶级母爱教育」，连动物都有的母爱天性也被指为「资产阶级」。还有什么奇怪的、颠倒的事情不会发生？
我睡觉、起床、工作、写稿，每月繁重的编辑出版《七十年代》月刊。生活着却总像有一根刺顶在心中。
我去找丽仪在香港的地下党员哥哥。他没有为自己妹妹着急，而是镇定地说，如果你没有做什么事就用不着惊怕。言下之意是他的党性凌驾了对他妹妹和对我的信任。
《七十年代》的出资者上海书局是华侨「爱国」资本，但我的实际领导人则是中共出版界的蓝先生。更高级的唐先生，那时已经找不到了，据说他也被调回大陆批斗。我把遭遇告诉蓝先生，想他通过组织关系去沟通，至少让深圳专案组知道我不是英美特务，而是在中共领导的杂志担任总编。但他听到我说丽仪受审查，即不作声。于是，我知道他或者无能为力，或者不想淌一个嫌疑人的浑水，或者相信组织多于相信他自己对我许多年的了解判断。
我每月寄100港币给丽仪，并到银行去拿有她签收的回条。从回条中知道她仍然活着，这是我们之间唯一的联系。
整整3个多月，每一天都像被煎熬，我勉强支撑着近乎崩溃的精神，维持杂志按月出版。
（发布于2021年4月28日）
《失败者回忆录》连载目录（持续更新）
（《失败者回忆录》此前发布在《苹果日报》，现正在Matters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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