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提出一個中共族（垬族）的概念，《1984》式統治下的漢民族內核已經被改變。

一個國家，如果一直處在極權主義下，政府權力不受控制，國家威權主義的蔓延，對於社會的掌控滲透到每一個角落的必然會使這個國家的國民身上留下一種特殊的印記，在精神狀態、審美、認知、世界觀等上造成一種偏差，這個偏差是與自由世界民眾的偏差。

中共政權就是這樣一個政權，並且一直在以《1984》裡的大洋國為樣本改造著中國的社會。

垬族：中共通過教育洗腦、信息封鎖、語言腐敗、政治宣傳、修改歷史、管控言論、抓捕反抗者、網絡監控、娛樂致死、輿論控制的手段，塑造出了一個便於中共統治的，自帶言論審查的，沒有政治訴求、畸形的世界觀、公民意識淡薄的費拉族群。

中共在建政以來的70年一直在對於中國社會改造，以及對於我們漢族傳統社會進行改造，我先從現在的中國社會為樣本分析下中共極權統治下，對於我們這個民族的改變，再與近代漢族社會做對比，來印證垬族的存在。

中共國治下，沒有新聞自由，新聞媒體成為政權洗腦國人的工具，導致了國人認知的偏差。

就拿香港的時代革命來說，中共治下的中國，所有的有關香港6月以來，返送中游行的報導都是負面的。只是節選香港人暴力的反抗畫面片段，用“亂港分子”“恐怖分子”“港獨分子”來醜化追求法治、民主的香港示威者。牆內網絡的民意更是極端與反智，甚至在自由世界的留學生小粉紅都滿口芬芳、CNMB來問候香港示威者，更有海外的紅三代開著超級跑車，來挺中共、反港獨，“愛國、愛港”大遊行。

當你試圖和他們理論的時候，他們一上來就是扣帽子，甚至在自由世界長時間生活學習的留學生，都會在別人問“五大訴求是什麼的時候”用“港獨”“One China”答非所問。喊口號來回應。

中共對於媒體的控制，利用媒體、報紙的掌握，活生生的把《1984》大洋國的真理部在中共國發揮到了極致。利用互聯網圍牆的信息封鎖，改寫歷史，教育洗腦，以及對於媒體的絕對控制達到塑造畸形的國人的價值觀，世界觀的目的，以便於自己的統治。

這種一以貫之，從生到死無死角的全方位高密度洗腦的後果會產生一個族群的集體的迷失，獨立思考能力的喪失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被牆內洗腦式教育後的大腦，適應了黨媒的政治宣傳，就算翻到牆外也已經不適應自由世界的新聞了。中共的政治宣傳已經在牆內民眾的大腦裡寫入了自動信息過濾的程序。

在文明世界，媒體被當作司法權、立法權、行政權以外的第四個權力，起監督本國政府以及幫助民眾發聲的權力。然而中共的控制下的媒體，對於本國發生的人權災難，維權事件從來不會報導，只是在對於外部“敵對勢力”的報導上起監督作用。

盡數近幾年發生的熱點事件，“北京驅趕低端人口” “709維權律師抓捕案”“紅黃藍幼兒園”“武漢陽邏抗議垃圾焚燒廠”“北京昌平崔村鎮強拆事件”“樂嘉公寓暴雷事件”“廣東茂名火葬場的抗議”...... 一件件公權力肆意妄為的侵犯人權，侵占個人財產的行為中共的媒體從來都不會報導，就算報導了之後也要刪帖，或者全網下架視頻，不了了之，息事寧人。

垬族人，他們不知道“潑墨女董姚瓊”在潑墨習近平畫像後被神經病失踪一年，不知道有多少兒童，打了過期疫苗後，落下終身殘疾，他們不知道有多少人，僅僅是在網絡上發表質疑政府不作為的言論，就能被冠以“尋釁滋事罪”關押在監獄的北大保安張盼成。

他們對於同樣為韭菜的“同胞”們毫不關心，他們崇尚的弱肉強食，美國家長董卿的一番激情的愛國言論就能讓他們高潮。香港人對於法治、自由的追求，就能讓他們恨得咬牙切齒。他們被中共奴役著，卻恨著自己一點關係也沒有的香港人。香港人的五大訴求，被說成是“港獨”，自己卻呼吸著PM2.5，享受著這個世界最髒的空氣，最不公正的法律現狀，最封閉的互聯網，最多攝像頭的監控環境，最多安檢，最多收費站，最不獨立媒體的極權環境的國家。

在中共國的極權統治下，漢民族的內核已經被改變，變得無知、歲靜、愚蠢與荒蠻，成為了最容易被統治的垬族人。

近代漢民族的社會最好的樣本是在民國時期，漢族社會的架構基於民間的社團，以及鄉紳、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構成的華夏精英主義下，對於政府公權力的製約，所達到的一種平衡的政治生態。通過華夏知識分子對於西方啟蒙運動的對接，所造就的基於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的國族概念。有人會說，民國很黑暗，兵荒馬亂，哪有什麼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民國的新聞自由，學術自由相當的發達，大小的民辦媒體五百多家。批判當局不作為的社會運動，以及對於國家前途思考的學生運動比比皆是，當時的知識分子最大的職責就是寫文章批判政府，批評當權者。

當時的民權運動，社會的包容度也是最高的，漢民族的社會形態是基於民間社團與學術獨立的。催生出很濃厚的公民意識也形成了明確的族群訴求和族群認同感。從1911年的辛亥革命的走向共和再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華夏社會用了僅僅8年時間，就完美對接了西方啟蒙運動的成果，架構起憲政體制與現代的三權分立的民主、民權的共和國。

華夏民族在民國時期完成了理性主義與浪漫主義的融合

就像民初學者章太炎把莊子的“逍遙”解讀成“自由”，把“齊物”解讀成是“平等”一樣。一個剛剛拜託滿族所創造的奴才文化的民族，在理性與浪漫的道路上疾步向前著，用最高效的學習能力，快速汲取著啟蒙運動以來所有的製度經驗和人文成果。

在當時民眾崇拜的是高喊“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陳寅恪，是怒罵蔣介石“新軍閥”的劉文典，是怒砸袁世凱官邸的章太炎。一個民族，表達出對於科學以及民主的訴求，在政治上自然體現在五權分立的民國憲法上。

隨後在面對當時已經擁有世界第二強海軍和空軍的現代軍事強國日本的入侵後，卻能發出空前的能量。 “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衛國精神，22場百萬級別的會戰，重要戰役200餘次，大小戰鬥20萬次的全面抗戰，由90%的地方部隊組成的國民革命軍，卻能打出上百萬的會戰規模的大型戰役，為國家奮勇捐軀，共赴國難的愛國主義，最終也贏得了應有的勝利。如果按照鋼產量算，（1936年）日本帝國是當時中國的一百多倍。面對幾乎能吊打100個自己的強敵，華夏人還是堅持了8年（14年）直到勝利。

民國就是漢民族社會最好的樣本，一個民權、民生與民族，浪漫與理性相融合，汲取西方人文理念，又在強敵入侵時爆發出巨大的能量，團結抗戰。

垬族與之相比卻截然相反：漢民族的內核被改寫，垬族的設計，就是圍繞中共的統治，利用一切手段去給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做背書。

像《1984》裡的真理部那樣，“黨”把歷史刻意的掩蓋，歪曲，來達到自己統治的目的。所以蔣介石成了“下達不抵抗命令”的民族罪人，由於恐慌，以及幼稚的判斷能力，連自己家鄉都拱手讓人的張學良，卻成了“促成國共合作”的“民族英雄”。 89年的64天安門事件被從新一代的中國人腦海裡抹去。民國的自由，獨立的學術，有個性的大師學者，都成了當局口中的“腐朽、反動與腐敗”。

49年後中共建政30年的動盪，“破四舊”的暴虐、文革的野蠻、土改運動的血腥，大躍進的荒唐，以及“三年自然災害”上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這些歷史都被刻意的淡化與掩蓋，也阻止了被中共統治的這群人反思與思考。 64事件可以說是華夏人最後一次民權的反思運動，在這之後，中共利用“打黑除惡”“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尋釁滋事”“擾亂社會秩序”“擾亂公共秩序罪”進一步打壓自我覺醒的靈魂，進一步完成漢民族向垬族的徹底的改造。

中共在建政以來的所有政治運動，旨在抹去民國的華夏精英主義，通過煽動仇恨以及對於社會的掌控，實施了一場規模浩大的族群改造工程。

中共前30年的血腥鎮壓式的社會運動，實際上是在做基因篩選，把“正義、良知、道德與良善”的基因都清洗掉，把權力從“城市資產階級”“鄉紳”“民間團體”“地主階級”的手裡，以暴力的手段，集中在政府之下。利用絕對的集權，把整個漢族社會的鄉紳階級，精英階級的話語權剝奪，再把漢族社會的架構重新打散，建立一黨專政，個人崇拜的專制極權體制。

中共建政的後40年也一直在鞏固前30年所建立的垬族社會的架構，一直在不遺餘力的通過高科技手段進一步洗腦、利用社會達爾文主義所建立一個血腥的叢林法則。牆內網絡的小粉紅化，防火牆、控評、大數據，智能屏蔽，日趨嚴重的語言腐敗，田園式的“愛國主義”都是中共加固塑造垬族的手段。

“愛國主義”這個詞，就是當下中共製造的語言腐敗最嚴重的成果。在牆內，愛國的解讀就是堅持中共的絕對領導，為一黨專政的暴虐統治做歌頌的言論。這種韭菜愛鐮刀式的言論，對於趙家人極權統治的歌頌，以及對於公民意識的淡薄讓牆內發生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林清盜卷”“董卿愛國”......

然而這個Patriotism，在牆外自由世界的解讀卻是截然不同的。

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杰斐遜：

真正的愛國者，不會容忍任何一個黨派或個人，凌駕於祖國之上;不會容忍自己的政府，對人民暴徵暴斂;不會容忍貪污腐敗橫流; 不會為了個人利益，只為君王唱讚歌，不為蒼生說人話。愛國是愛人民，是承擔民族的苦難!而不是愛邪惡的強權或組織。異議是最高的愛國形式。

牆內垬族的無腦、拍手式的“愛國主義”實則是奴才為主子叫好的，表忠心式的反智現象。垬族在對於國內維權者的冷漠，在對於“低端人口被驅趕”的不知情，在對於p2p暴雷受害者的忽視.....他們的“愛國主義”就已經變成了加固一黨專政的幫兇，共黨剝削體制下的受害者同時也是體制的加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