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叠配文》(The Memorandum)：人人都知官员说的假大空，但……

剧作者一休解释过，把哈维尔本来的剧名《备忘录》(The Memorandum)改为《叠配文》（Ptydepe，中译应为「批剔叠配文」），是因为Ptydepe一词在捷克已成为官方文件的同义词（备忘录是其中一种官方文件），而「叠配」二字也有讽刺低效政府的含意，故删去「批剔」二字。

「叠配文」和「备忘录」看来仍是有分别的。前者是表达内容的语言，后者是公函之一种。在剧里，Ptydepe被指为一种科学的、精确的语言发明，是学术性的产品，所以安插了一个Ptydepe专家在局内负责确保Ptydepe翻译的质素，也有翻译培训班。公函则是政府机关通讯的媒介，是权力实施的工具。若剧名意味着剧团所强调的主题，那么《叠配文》意味着这种人工语言之玩味是最重要的，人怎样透过它去构造「假大空」的言辞，并造成荒谬的处境，主导了这次演出。

但《备忘录》则方向相反，指向本源而非结果── 公函是权力的化身，说到底Ptydepe跟严谨和精确的语文学无关，重心仍是权力如何制造知识，以及人们如何看待知识，怎样「判断」什么是非对错。 「叠配文」和「备忘录」都是权力的媒介，但前者更隐晦，伪装成学术；后者却有一种诡诈，因为公文看来是中性的，上行下效，人只管做个执行程序的机器人，停止思考，却造成了官僚机制的内部矛盾，即台词中的一句「邪恶的循环」。

说Ptydepe也只是一种媒介，是因为在剧中，对大部份的Ptydepe台词都没有翻译成日常语言，教观众不明所以。但那不重要，因为Ptydepe在故事里就是一种几乎无人通晓、毫不实用的语言，连不择手段推行新语言政策的副局长也学不会。所以Ptydepe这戏剧设计只是用来表达「一种无人明白的语言」，而剧中的Ptydepe台词有什么内容，是无关痛痒的。

很多人都说哈维尔在剧里所描写的，以及他创作时的背景，即六十年代的东欧，是一个由谎言组成的世界。但这样的虚谎世界发展到极致，并不单是一个「由假话构成的世界」，因为若全都是假话的话，那么把每一句话的意义倒过来解释，就能得出真的意思。与其说那些全是谎言，不如说那是一个屁话(Bullshit)或空话所组成的世界。哲学家Harry G. Frankfurt在其著作《放屁》(On Bullshit)中指出，「屁话」就是那些说话者根本不关心所述言辞之真伪的空洞言辞；说屁话者不是故意隐藏真实，而是根本不关心是非之辨，甚至是故意把是非之辨的界限模糊了。 《叠配文》中的副局长Balas就是此中高手，凭借似是而非的辞令，把局长Gross玩弄于股掌之上，使后者理不屈也辞穷。而(对于观众来说)没有实质指涉意义的Ptydepe也就是这种空话的象征。即使Ptydepe翻译中心的三个官员看来能流利地以新语言交谈，但他们却是在上班时间吃喝玩乐的冗员，使用Ptydepe也不是谈公事，正好与Ptydepe作为官文而设的原意背道而驰──但谁在乎呢？

看来在乎的角色有两个：局长Gross和翻译中心的秘书Marie。在这次演出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饰演Balas的朱柏谦以夸张造作的风格演绎副局长这个虚伪小人，饰演Gross的欧锦棠则正经八百地演绎这个含冤受屈的主角。哈维尔写的是荒诞剧，但这次演出有时给人的感觉也像一般正剧。倘以正剧视之，《叠配文》就是关于权力场上的正邪对决：Gross一度被Balas夺权，并贬为最低级的监视员，其失败是因为他不像Balas一般能打通人脉，消息灵通又攻于心计，而是懵懵懂懂地高谈原则和理想。

后来Gross得到Marie的帮助，重夺局长之位，似乎是指向Gross如何有所醒悟，最后得以伸张正义。当然，此后剧情一转，Gross回复局长名衔后仍受Balas的操控，只是一个负责背黑锅的「虚君」；另外，麻烦的Ptydepe被下令取消了却又马上迎来另一新语言「错落文」 ，麻烦永远解决不了，万劫不复。这里正剧的感觉减弱，荒谬的意味加强，但最后Maire因违例帮助Gross而被解雇，Gross激昂地再次说了一番有关时代之荒谬、人性之矛盾之言论，使Marie感动不已（剧本所述）。这一段独白，欧锦棠先是哽咽，继而流下一行眼泪，感觉仍然是正剧，其言出自肺腑，大概是其屈服于虚慌体制的临别之言，引向悲剧的结局── Gross转头就跟其他人一样，敲着刀叉，像机器人一般列队而行，一起去吃午饭（搞咁多都系「搵食啫」）。

问题是：Gross最后的言辞是真诚的吗？还是包装成高尚辞令的另一种空话？他的眼泪是原著剧本中所没有的，就如舞台上的巨大五角星标志，都是这次演出增添进去。五角星标志背后是监视员的藏身之处，明显是那个隐藏的政权（权力更高者）的象征。备忘录、人工语言、监视员以及那些身份成谜的人（Balas身边的Kubs和Suba），都是无孔不入的权力的痕迹。这般强调权力之恶，其对人性之扭曲（连理想主义者Gross最后也屈服），就让这次演出变得更像一出正剧，而非荒诞剧。

原剧名叫《备忘录》，如前文所述，凸显出官文（和语言）是权力的形式，而内容是次要的，甚至是无关痛痒的；而《叠配文》反而有暗藏的信息，即政府行事与架构皆「架床叠屋」，低效无理之意。权力世界之荒谬在其空洞无物，而荒谬之真相正是，每当有人凭一腔热血想查究下去的话，最终发现「真相」是：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理想」和「正义」，你只能屈服（如Gross），或被放逐（如Marie）。但这次演出的效果有点模棱两可，在正剧和荒诞剧之间拉扯，观众有点无所适从。

或许剧团改编时带着批判社会权贵和伪善者的良好意愿，那种沉重认真的态度影响了演绎的方向，使荒诞剧变得像悲剧。据悉哈维尔初次执导这剧时，刻意演绎成爆笑喜剧，让那些长年活在高压环境下的国民有娱乐宣泄的机会；反而在今天「娱乐至死」的香港文化语境中，一休则降低了喜/闹剧的元素，让更多认真的讯息流向观众。这样的改编有其合理之处，若剧团选择演绎成疯狂喜剧的话，也许会让观众分心，欢笑过后少了反思。然而，「爆笑」和「反思」并非不能共存，若为了表达信息、引人深思，而让这出戏变成正剧的话，也会失落了原著的特点。

哈维尔的荒誔剧强调结构性和音乐性，节奏感强，例如会在情节和对白设计上使用重复、变奏等技巧。朱柏谦和欧锦棠各异的演绎方式，是他们二人各自惯常的风格，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歹/丑角和正气的主角的对比。但观乎整个演出，就没有怎样强调节奏感，例如演员念白有时颇为含糊，咬字不够清晰利落（特别是前半段）。朱柏谦说对白和肢体语言都明显比欧锦棠更有节奏感，于是Gross的角色设计就更加正经、沉重，那是与正剧形式保持一致的。但Gross是那样正直到最后吗？

回到「Gross最后一番话是否空话」的问题。这次演出的选择是倾向正面处理，因为那滴眼泪，令人感觉那是Gross的真心话。但那就牺牲了剧本的荒誔性，因为Gross是以此番话回应Marie请求他以局长之权力把她留局内。结果Gross是高言大志一番以后，说为了高尚的原因，必须明哲保身，不能与Balas一伙正面冲突，所以无法帮助她。然后他便跟大伙儿去吃午餐了。这不是跟Balas一样虚伪吗？但他那番关于人性矛盾和时代虚荒的说话，的确可以直接解读为他（或剧作者）对时代和人性的批评。于是这番话可以如此理解：这是Gross从「讲真心话」过渡到说虚假「屁话」的关键转折，前半段是真的，后半段是鬼话，但听起来流畅通顺，似是而非，连Marie一时间也被感动到了。这种虚辞废语比Balas那种「听起来好像有点问题但不知道怎样反驳」的「语言伪术」更高深，也更可恶。

哈维尔说过，他想探讨的人性真伪，不仅是撕开人的「假面具」而揭露其「真面目」，而是在揭开面具之后，那赤裸的人性却腐朽下去。 Gross最后一番话就是人性腐败的见证，在其被察觉之前，赶快把面具盖上。若Marie被骗到的话，与其说她是希望的象征(会带来改变)，不如说只是仍未绝望而已（未跟其他人一样）。但这次演出的结尾是Gross成了悲剧人物，Marie成了希望的象征，恐怕有点捉错用神。

[原载于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网页【艺术节即时评论】栏目]

节目︰ 叠配文»

主办︰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演出单位︰ 7A班戏剧组»

地点︰香港文化中心剧场

日期︰10/11/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