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香港的年轻人，我们应当有活下去的尊严和权利

全香港的年轻人：改变社会的第一步是认清事实真相。

今日的年轻人，绝对没有必要为「宫营」企业以及家族做牛做马。我们不是畜生，我们也要有做人的尊严和权利。

「李嘉诚」是一个符号，是一个垄断香港社会甚至是中国内地资源以及一切资本的一个符号，它在2019 年8 月16 日的一个发声，是一个严重的警号。

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的年轻人绝对不能替他们的不良立心背锅，半瘫痪的特区政府以及日后重建香港时对香港经济输血是他们最想要达到的目的。

下一届行政长官政纲内的民生和基建开支他们已经虎视眈眈，香港地产和金融利益集团与四季酒店「望北楼俱乐部，大都会」勾结对香港政府全方位施压的影响力是如此强大，让他们养成了一种路径依赖，一种俯视香港的角度。它们自认为有能力迫使香港政府政策发生调整，从而使它们得到更多好处。这就在香港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政治传统」，只要施加巨大压力，特别是游行示威、媒体围攻，再加上暴力骚乱，就会阻吓香港政府，阻绝内地对香港政策的影响力，港府顶不住强大势力集团的围攻，早晚会让步。当然，它们同时也是披着红色的衣服，有恃无恐地高举自己爱国爱港的旗帜。

2001年，江泽民强调必须对社会新阶层开放档的大门他倡导的三个代表成为把资本家和私人企业家合法地纳入共产党的理论基础。

近期香港发生了一系列游行示威活动和暴力事件，虽然存在外部干预，但并非主要原因。因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发生内部分裂，外部势力是很难直接干预的。只有在内部矛盾越来越尖锐的情况下，外部势力才能够趁虚而入、挑动混乱。香港社会现在正是如此，内部出现了巨大的分裂，整个群体分裂为两派，其中一派是家族资本所领导，以及它们孕育跟随在身后的睡后经济受恵者。

“香港没有政治? 有的，只是家族资本政治；

香港也没有政策?有的，只有家族资本政策。 ＂

香港家族资本集团现在已经是庞然大物，全方位操控了香港经济命脉。它们在1997 年之前，由于受到英国殖民政府的压制，虽然能够晋身成为华人上层阶级，但远远没有在香港各行各业占据支配性的地位。 1997 年到现在，这股力量借着「港人治港」赢得一个巨大的自治机会，20 年里逐步发展壮大，对香港的行政长官选举，立法会区议会议员选举，政府庞大的咨询架构委员会成员名单，电力煤气，地铁巴士，媒体舆论等各行各业都具有无远弗届的影响力，再加上打造出「睡后经济」模式，透过高楼价的获利模式拉拢大部份社会上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可堪称为香港第一大利益集团。

而分裂的另外一方是站在特区政府背后的普通市民（无背景，无钱，无发言权）香港特区政府里是有明白人，他们非常明白，香港现在的经济模式存在重大隐患，除了地产和金融，其它任何行业在这么高的地价之下想要获取利润都是天方夜谭。

在超级地租的影响下，香港提早进入了严重的产业空心化，实业大量转移到大陆，同时也使香港社会两极分化愈发严重。地价房价太高，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年轻人看不见希望，大家的生活完全没有幸福可言。香港家族资本集团和特区政府在香港政治舞台上激烈博弈，围绕着香港下一步到底应该走向何方展开了一次重大的斗争。

其实这场斗争在1997 年就已经开始萌发。

董建华在当年的施政报告中讲到：「过去多年来，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是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将来仍然会为香港的繁荣作出重要贡献。但是，由于香港的经济基础过于狭窄，一旦金融和房地产业受到冲击，香港经济便陷入困境。」

为了升级香港的竞争力，董建华打算一方面加大土地与住宅供应，降低创新与生活成本，为香港后续的发展开辟空间；另一方面大刀阔斧，改革教育、增加科技投资以及项目，为香港的未来增加新的增长动力。

他制定的八万五建屋计画、数码港、教育改革、高官问责制、强制公积金制度等政策，可谓高瞻远瞩，改革措施直指香港的弊病。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八万五＂建屋计画：每年兴建公营和私营住房不少于八万五千套，十年内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购住房。

不过「八万五」计画恰逢亚洲金融风暴，香港楼市凄风惨雨，当年房价即下跌2 至3 成。当时香港有60 万个负资产者，帐面损失达6000 亿港元。要求取消「八万五」目标的呼声趁势而起。为了安抚负资产者、稳定楼价，1998 年港府宣布冻结卖地，2000 年董建华发表声明正式放弃「八万五」计画，不过香港家族资本集团并不满足，2002 至2003 年经济形势好转，房价进入上涨周期，董建华可能重拾扩大供地政策，这让香港家族资本集团非常焦虑。

恰好在同时，香港爆发了反对《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示威游行。从时间逻辑上讲，这其实就是为了赶董建华下台，迫使他辞职下台。

从当时到现在，香港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示威活动，每一次都发生在港府要改革土地政策增加供给之后。这说明了什么？香港家族资本集团对政府政策施压的影响力是不断增强，让他们更加有恃无恐，并且让它们定下决心要在香港特区政府培养「自己人」。它们自认为有能力迫使香港政策发生调整，从而使他们得到的产业垄断地位以及好处能够世代相传。这就在香港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政治传统＂，只要施加巨大压力，特别是游行示威、媒体围攻，再加上暴力骚乱，就会吓住香港政府，阻绝内地对香港政策的影响力，香港政府顶不住强大势力集团的围攻，早晚会让步。

不过，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董建华被迫让步之后，香港家族资本集团的胃口变得越来越大，使得董建华的第二任期没有走完，在2005 年被迫称病请辞。

董建华辞职之后，香港的政治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香港家族资本集团变得非常嚣张。他们认为可以通过示威游行、暴力骚乱这样的手段，改变或者推翻港府的政策，如果不满意，甚至可以换掉特首。这个时候香港家族资本集团势力膨胀，已经能够深入影响港府内部的很多运作，安插人脉直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接替董建华的曾荫权，可能就是地产商非常好的一个代理人。

在其任内，香港土地供应量直线暴跌，填海工程几乎陷入停顿，每年平均只卖出8 幅住宅地，土地及房屋供应出现断层，私人住宅落成量在低水准徘徊，每年平均只有1.2 万套，据当时市场调查估算认为香港每年需要有5 万多个住宅单位供应，才能满足包括新增和改善需求。曾荫权任内，供应持续短缺叠加人口持续增长，而且整个任期内都没有发售新居屋，香港房价在此期间飙升超过一倍，超越了1997 年的高峰。

2002-2017 年，港岛、九龙、新界的私人房屋均价分别从4.46 万港元/平米、 3.32 万港元/平米、 2.92 万港元/平米提高到19.45 万港元/平米、 17.57 万港元/平米、10.72 万港元/平米，分别增长3.36 倍、4.29 倍、2.67 倍；而同期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从19.2 万港元提高到32.76 万港元，仅增长0.71 倍。 2018 年房价收入比接近48 倍，居于全球前列。

这种超级地租的存在，意味着香港年轻人永远也不要梦想靠自己的力量来置业。这就是深深藏在香港基层年轻人体内的一道诅咒，也是歌舞升平下香港的一个深层次矛盾，矛盾会迎来大对决；计时炸弹一定会爆发。但是爆发的方向应该指向谁？应该是控制了政策的香港家族资本集团，甚或乎它们所控制的特区政府高官。当我们把利益问题分析清楚的时候，就会发现香港曾经年轻的60后，70 后，乃至于今天的80 后，90 后，00 后年轻人实际上是被严重地误导了，在曾荫权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爆出了大量他本人向香港家族资本集团输送好处的丑闻。当时的公众舆论纷纷质疑，是不是港府的政策在向地产商进行严重的倾斜？

成功尝试了操纵港府政策的甜头，家族资本的领导人还想如法炮制，在下一任特首竞选中，唐英年获得了大部分香港地产资本的一致支持。香港高地价导致的民不聊生早已世人皆知，但唐英年却极力为地产商辩护。最终在2012 年特首选举后期民望急跌，败输给了梁振英。梁振英站在了地产商的对立面。

2013 年其首份施政报告指出，将加大加快资助房屋的供应，从2018 年起，5年内至少供应100 000 套公屋。梁振英还出台了宏大的填海计画。 2012 年香港政府公布《优化土地供应策略：维港以外填海及发展岩洞》，并在2013 年施政报告中公布填海选址及人工岛规划，人工岛可以提供1,400 至2,400 公顷土地。

填海对地价房价的作用可谓「釜底抽薪」。截至2013 年3 月，香港从填海工程获得的土地面积逾67 平方公里，仅占香港土地总面积约7%，却容纳了27%的香港人口及70%的商业活动。照这个势头发展，填海造地将很快大幅缓解香港的土地供求矛盾，地价房价有可能应声而落，而这显然与香港家族资本集团的利益相悖。

所以在胜选之后，对梁的抹黑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以地产商为主的工商界对其批评不断，其中李嘉诚更是从不掩饰对他的厌恶。

香港家族资本集团此时祭出了他们惯用的手段——抗议示威。梁振英就职仅半年之后的2013 年元旦，便有大量市民组织游行要求其下台。组织者宣称有13 万人，第三方估计为3 万至3.3 万人。但是此时梁振英携竞选大胜之势，并未被扳倒。眼见一计不成，地产集团又生一计。 2013 年年初，发起人戴耀廷开始策划「占中运动」，并于2014 年实行。主办方声称整场运动参与人数约120 万人，占全香港人口的1/6。该运动严重冲击了港府的威信与梁振英的声望。

梁振英最终也没能战胜香港家族资本集团，2016 年宣布因家庭原因放弃争取连任。香港家族资本的领导人们此时再次确认，这一招可以有效打击政治对手，甚至迫其下台。而且此时开始，媒体的倾向性愈发明显，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政府。其中原因，除了部分媒体的后台老板就是地产金融集团，还因为媒体要生存就得靠广告，而在香港能够有钱投放广告的人，多数属于香港家族资本集团阵营。因为他们不仅控制地产，也控制了香港的自来水、电厂、超市零售业、码头等等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哪家公司投钱做广告，背后的资金来源无非就是这些大家族们。作为媒体，自然不敢针对他们，还要主动迎合才行。

2017 年，林郑月娥上台后在楼市政策方面继承了董生、梁生的方针。她在施政报告里写到：香港楼价高、租金贵，形成巨大的生活压力，是严峻的民生问题。住的问题亦影响了家庭结构，扭曲了价值观；不少人的目标就是尽量赚钱买楼供楼，青年人选科和择业都要向钱看。住的问题也是香港最严重的安全隐患，不少家庭走投无路，甚至要住在工厂大厦内的劏房。

因此林郑月娥大力推行改革，将政府资助房屋（俗称「居屋」）的定价与市场价格脱钩，并以申请人实际承担能力定价，变相将居屋的定价由目前评估市值的70%降低至52 %。林郑月娥还继承了梁振英的填海造地方针。 2018 年，她提出《明日大屿愿景》，其中填海计画预计建立规模达1700 公顷人工岛，兴建26 至40 万套住宅，7 成为公营房屋，可供70 至110 万人居住。

面对林郑月娥的正面出击，香港家族资本集团故技重施。 2019 年出现了大规模骚乱，这次他们给出的表面原因是「反修例」。不过这明显跟普通老百姓完全没有关系，却引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甚至演化成了暴力。背后有份参与角色众多，既有2019 年6 月份7 月份担任冲击立法会的伪争取民主青年（由香港三和会新义安，14k，和合图，水房等无地盘生意的年轻一代伙同大量留台香港大学生）共同参与，又有动员大量香港纪律部队内政治部成员进行内部斗争，更有2019，2020 香港区议会立法会选举作利诱。再加上西方在港的情报人员利用不同渠道惨透香港，再加上「猪队友」香港中联办的不作为和慌报军情，推卸责任。

让本来摇摇欲坠的香港，现在已经处在一种相当深度的分裂状态和危机关口上。这既是两派力量真正的大决战，也是决定下任行政长官能不能够团结香港年轻人在未来成功带领香港再次进入黄金十年，廿年的历史机遇时刻！

总结一下，现在已经到了香港两派力量大决战的时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如果林郑月娥这次也被迫下台，那么就不再有人敢挑战香港家族资本集团的利益，香港将走向一条不归路，超级地租模式会一直维持，底层民众的愤怒将无以复加。

香港回归，一如所有英属殖民地，被英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分别埋下了毒蛊。经济上，一九八三年底英国将港币发行制度转换成了联系汇率制度，一九八四年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锁死了土地供应。英国人非常厉害，两个动作就分解转移了香港的金融主权和财政主权。回归后的中国政府，其实并未掌握香港的经济主权。英国人双管齐下，送香港进入了万恶的超级地租模式。

政治上，英国人在香港进行了高度分权，特别是将涉及主权的立法权混同于治权，将真正的政治主权留在了香港而未上缴北京（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此，凡涉及主权问题，都会掀起滔天巨浪。从二十三条立法，到今年的修例风波，已经清楚证明香港的立法权不在北京，也就是说北京未能掌握香港的政治主权。回归二十二年了，香港政治主权竟然虚掷，可见英国政治家的老谋深算。香港，回归之后，更像是无主之地，官僚、买办、财阀横行霸道，中产阶级已经悄然消逝了，普通民众陷入了相对贫困的窘境。如此香港，岂能不乱！

李嘉诚在香港商报公开发声，力挺乱港废青背后的指使者香港四季酒店望北楼俱乐部逃犯们，称当初废青反对修改逃犯条例本是最好的因，还呼吁不要再抓在香港的三百多名重大逃犯了，说什么“黄台之瓜，何堪再摘“黄台之瓜，何堪再摘的典故出自《新唐书》。唐高宗时期，朝政由皇后武则天主持，武后废太子李忠立李弘做太子，后把太子弘毒死，立李贤为太子。他日夜忧思作《黄台瓜辞》，也不敢明说，“贤终日忧惕，每侍上，不敢有言，乃作乐章，使工歌之。其言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

李嘉诚明明自己摘到亚洲首富了，把资产转移完还不让别人摘了，说你们再摘就抱蔓归了。佩服啊，不得不佩服李嘉诚的脸皮。最广为人知的逃犯藏匿地当属有“望北楼＂之称的四季酒店。这家位于香港中环的五星级酒店，香港的《逃犯条例》对中国其他地方不适用，所以不少被追逃的人，可以自由出入香港。据了解，目前内地的追逃名单里，有约600 人滞留在香港，主要集中在数间五星级酒店里。从内地逃到香港的重犯高达300 多人，全部“有名有

姓＂。

不管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日本房地产泡沫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危害，还是2008 年美国因为房地产泡沫造成的金融风暴，这些都是高房价带来的恶果，最有代表性的是李嘉诚家族，问题是李嘉诚家族想尽所有的办法炒房炒地获得暴利后，对香港经济和社会没有任何意义，只不过是所有的香港人为香港家族资本集团发大财而买单，而李嘉诚家族在香港和大陆炒房炒地发了大财后，全家都移民，并把所有的财产从香港和大陆转移到国外，而留给香港和大陆人民的只有高房价带来的生活压力和痛苦，最后的结果是因为高房价让香港所有的产业失去了竞争力，让香港所有的年轻人失去了创业的机会，让香港所有的年轻为了生活奔波，再也没有创新的动力，再也没有了创业的激情。请问李嘉诚家族在香港炒房炒地对香港经济发展有任何意义吗？只留了一个高房价的香港，让几代香港人为香港家族资本集团发大财而买单。

不破不立。香港必须真正落实一国两制，在破与立的动态平衡中实现五十年不变。请牢牢记住政治哲学的基本逻辑：秩序与自由，互为因果，一体两面，没有秩序，就没有自由。一国就是秩序，两制就是自由。不落实一国，绝无两制。国家丧失了立法权，就没有香港的司法独立，就没有利益民众的行政管理。治港的最高原则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的利益，当然高于官僚、买办、财阀的既得利益。基于此，香港的改革方略就清楚了。

第一，必须立刻终止「香港动乱」动乱局面

擒贼先擒王，香港动乱，启于美国系统的组织和策动。中国有必要采取非常规手段，揭露真相，终止干预，斩断黑手，清理门户。同时，对同胞，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有关部门，不能局限于记者招待会，必须走到中产阶级和劳工阶层中去。告诉他们香港未来的国际定位和国内定位，告诉他们西方大国挑动动乱的真相，告诉他们中央解决问题的决心，恳请他们留出解决复杂问题的过渡期（两年时间）。必要时，必须以铁腕手段恢复秩序，国家机器义不容情，不必顾忌说三道四。

第二，必须坚决收回香港的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

一直以来，习非成是。我们将主权误认为，一面五星红旗，一支驻港部队，一个外交公署。其实，真正的主权，是政治主权（立法权），是经济主权（财政主权和金融主权）。全国人大必须立刻行动起来，立法区隔香港的主权与治权。

首先，收回政治主权，将涉及国家主权的立法权全部收回全国人大（如二十三条立法等）。其次，收回经济主权，将涉及地权的财政主权与涉及币权的金融主权全部收回全国人大。在给予香港双普选之前，必须真正落实“一国＂的全部内涵。未能落实一国，何谈实现两制。

第三，必须建立合理、合宪而高效的香港宪政制度

中央政府对香港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实现严格的阶层与区域的比例代表制度，实现以中产阶级和劳工阶层为主体的代议制度模式。大陆各地方的港区人大代表和港区政协委员，应以香港优秀青年为主体，结束全部由工商界子弟参政议政的荒唐现象。要给底层港民众与中央政府沟通的权力与通道，他们需要真正的代议者。在充分体现阶层和区域代表性的基础上，实现立法会普选。落实香港特首普选。落实一国之后，就应该落实两制，应该还给港人双普选的权力。

第四，必须重建香港的税政体系

必须终结香港万恶的超级地租制度，建立香港直接税税政体系。香港于二零零五年取消了遗产税，香港从此再无真正意义的直接税，香港的税政制度邪恶而荒谬，成为全世界富豪的天堂，成为中国土豪的洗脚盆，香港居民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一切，必须结束了。香港必须建立，以遗产税、赠予税、离境税、房产税等直接税为主体的新型税政结构。让食利者感到羞耻，让劳动者感到光荣。我们必须让香港，重新成为创业者和创造价值者的天堂。

第五，必须开启香港大规模基本建设

香港需要四大基本建设：

一是，未来十年香港需要建设两百万套居民住房（必须落实居者有其屋）。

二是，香港政府（含中央机构）需要搬离港岛商业区（可以考虑香港的前海地区）。

三是，香港需要建立数字经济发展基地（将老工业区变成数字经济特区）。

四是，香港需要重建高科技农产品生产基地。必须大力发展生产，让香港具备创造价值的能力。

结语：

管与放，是一个哲学问题。秩序与自由的平衡，是国家治理的最高境界。香港六七暴动后，社会主义者麦理浩爵士，在总督高度集权专制的模式下，释放了被英国人垄断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香港居民在获得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后意气风发，他们用短短十年时间就创造了令世界震惊的香江奇迹（每每听到《狮子山下》都激动不已）。过去二十二年，我们的失误在于，属于主权范畴的事情不敢做主，属于治权范畴的事情不肯放手，结果是主权与治权都烂成了一笔糊涂账。

香港问题，貌似复杂，其实简单，要点在于各就各位。一国两制，确实是伟大的制度构想，我们不能辜负中国两代伟人的仁慈悲悯和远见卓识。这里多说一句，我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仔细守护香港的司法制度，洋人出任大法官并不可怕，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恰恰是香港的核心价值，不要因为一些事情掣肘就粉碎香港的核心价值。

另外，请关闭多如牛毛的港澳研究机构（它们本质上是官僚、买办、财阀御用的宣传工具），他们恰恰是二十二年来香港变得集体弱智的根本原因。全香港的年轻人，要珍惜未来两年的过渡期，你们应当有活下去的尊严和权利，做好动乱的善后工作，准备迎接二零二二年后香港历史性的腾飞。

（一位香港90后青年：魁罡写于2019年8月16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