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兰索瓦・波娃：一名人物的名字

正常来说，大多数人看到「佛兰索瓦・波娃」时大概会想到她与名人「西蒙・波娃」有关系，可能会说她是一位女性主义者、哲学家的母亲——这是一个母亲的名字，却鲜少人会提起她也是一名人物，故此篇文章标题特意强调「人物」，但并非她生出了西蒙才值得被纪念，只是若不是她的女儿写下那些文字，也不会有人在她离世六十年后提起。

西蒙波娃在《一场极为安详的死亡》最后提到在母亲的告别式上神父说出了「佛兰索瓦・波娃」时，强烈的感觉刺痛了她们姐妹的心——与母亲生活了大半辈子却对她的名字如此不熟悉。不只是波娃女士的母亲，许多文学中皆有提到不为人知的女人，她们是某人的女儿、妻子或母亲，几乎无人提起她们的名字，甚至在许多文化中，当她们离世时，姓氏也是换上了丈夫的。

我从以前读波娃的文字能感受到的一种同理并不是因为她是名女人而是她提出的那些想法刚好与我很契合——这么说感觉我好傲慢——也刚好在自己患病时刻读了《一场极为安详的死亡》，那是西蒙．波娃用很平易近人的叙述方式记录了母亲离世前六周的生活，此时她不再是一名畅销女作家、哲学家、女性主义者，而是佛兰索瓦的女儿。

面对死亡或疾病，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太过平静。西蒙说，她母亲无法在最后祈祷，或许有些人会感觉她不如自己说的虔诚，但西蒙认为正是因为「祈祷」对母亲而言不只是形式化的动作，那是需要消耗她能量的事情，才无法太轻易地祈祷。

这几天我看着自己病房上的门牌（虽然去除单名也只有姓氏）也想着：「最终我的名字也就只会出现在这种地方吧？」

但她终究生出了一位名人

我很厌恶住院时势必要搞清楚的族谱，说是以遗传学的角度但我认为护理师终究会以社会学的观点来评价我。

在书的中间段，西蒙・波娃提到自己在青少女时期决定放弃信仰时，母亲霸道的阻绝她与妹妹的单独联系，她当时正在寄宿学校会写信给妹妹，母亲担心她的信仰观会影响到妹妹也或许是嫉妒（或羡慕）两人的情谊。

佛兰索瓦自己也有一个妹妹，她把大女儿西蒙投射在自己身上而小女儿海伦是她的妹妹（也就是西蒙的阿姨），佛兰索瓦的父亲更疼爱妹妹，这也导致她潜意识的排挤小女儿，她总夸奖西蒙有才华、天资聪颖——这也可能是西蒙的父亲常像外人夸起大女儿有男孩的心智——对小女儿海伦的赞美就很少出现，但她们之间反而更紧密。

母女之间的情谊总是很难说清楚的。

海伦十八岁时决定成为一名画家，也是佛兰索瓦不顾丈夫的反对想办支持女儿完成梦想。而在她住院期间，一次精神状态不太好时与西蒙说：「我会怕妳，因为妳很聪明。」我想到母亲在女儿面前不总是那么的自在，有时也会害怕自己理解的不够、学识不如其女⋯⋯也许女儿也不应该在母亲面前表象的太过灵敏。

女儿更能理解母亲？

我从小就深信，我肯定比我妈了解我更加了解她。毕竟我们「认识」时，她已经是长成一个固定的人了，我最初的价值观与信仰也来自于她。反之，我很可能在妈妈教导我之后逐渐改变，我在她看不到、触及不到的时候接受到其他的知识，也默默地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很多时候这也像是一种背叛。

西蒙写完《女宾》（或《一个乖女孩的回忆录》）后，受到保守人士的挞伐，家族中的人也不谅解，妹妹海伦则在母亲身边帮忙安抚，当时海伦跟她说，「母亲总以为自己了解女儿，其实是相反⋯⋯」

西蒙说若她放弃信仰时母亲试着多理解她而不要对每个人说「帮西蒙的灵魂祈祷」或许她们间的关系会更和谐，她也提到母亲在知道她放弃信仰后哭了，后来她明白那是为了自己的教育失败而难过。西蒙文字中的「理解」是我喜欢她的最主要原因，她不因为自己不再相信天主教而批评别人的信仰，她也没强加自己的价值观在别人之上，仅管她确实有个好头脑。

最后，当西蒙整理母亲的遗物时看到一篇笔记上手写着：「若我在二十岁那年遇见一名高尚的前辈对我讲述尼采、纪德与自由，那我便会与父亲的家断绝来往。」其实母亲的内心是很痛苦的，她多么想试图了解并合理化女儿的想法，对于一个虔诚的人而言，想的是一家人的灵魂都要得救，才能在天家重聚。

想想佛兰索瓦是一位出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巴黎外省虔诚天主教女性，愿意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女儿的信仰与不受婚姻束缚的感情已经是很进步的行为了，虽然她在大众视野中是「西蒙的母亲」，但我相信西蒙之所以有如此的自由思想，绝非只是其父亲将她当成儿子的培养长大。

同时也在方格子｜ 个人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