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毒品,二战日军也说赞
作者:程伟恒(「在帝国边陲讲故事」成员)
「黄」、「赌」、「毒」一向是澳门热门题材,上年曾介绍一位叱咤港澳的鸦片大王利希慎,反应相对不错,决定继续谈谈澳门与「毒」之间的故事,而今天主角就是恶名昭彰的二战日军。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在战争中犯下罪行之日本人遭到审判,其中不少甲级战犯曾犯下贩毒罪,虽然这与其他罪行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但背后所藏历史仍然值得后人深思。
学者李恩涵研究指出日本政府曾大规模在中国占领区种植各类毒品(如罂粟),从中谋取巨大利润。而今天主要集中讨论日军在华南地区的贩毒网络,皆因这与澳门(非日本占领区)有密切关连。
一条贩毒链
李恩涵指出日军没有长时间且大面积占领华南地区,所以贩毒活动较集中厦门与广州两地,而当时厦门又属于日本势力范围,故日本在该地贩毒活动又较广州来得活跃。
早于中日爆发全面战争前,日本已在福建公然进行贩毒活动,据一份1920年代由日本所作的报告显示,福建省虽然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但单单是厦门一市就有200多家由日籍人士开设的鸦片馆,充分反映禁令如同虚设。众多日籍人士为何胆敢违反中国政府禁令,公然贩卖鸦片?
答案很简单,便是他们在福建享有治外法权,禁令根本不适用于他们,自然有恃无恐地卖起鸦片来。
有趣的是,这批日籍人士不全然是日本人,不少是归化日籍的台湾人,甚至是中国人。据说当时有很多日籍台人在日本驻厦门领事馆庇护下,从事走私毒品,其后更组织了「厦门台湾居留会」,其会章开宗名义表明此会专门贩卖鸦片,可见当时日籍台人卖鸦片有多明目张胆。
而日本政府之所以庇护他们,当然不是因为「同籍三分亲」缘故,而是想借他们之手,赚取卖鸦片所获得之暴利(据说台湾总督府参与了台湾—厦门的鸦片贸易) ,再利用款项资助福建土匪、军阀反抗中国政府。用今天的话,完完全全就是「吃中国的饭、砸中国的锅」。
日籍台人与大汉奸
日籍华人显然是日本政府的白手套,其中最著名莫过于有「鸦片大王」之称的叶清和。叶清和生于厦门,后来归化日籍,由于笔者找不到他更多资料,究竟他是如何搭上日本政府,似是一大值得解答的疑问。
无论如何,叶肯定与日本关系不错,不然不会成功入籍,再加上有一次他被福建政府拘捕,日本领事介入令其被释放,都证明叶与日本有密切关系。厦门与广州沦陷后,日籍台人与叶清和在贩卖毒品上,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1938年5月,日军攻陷厦门,其后允许鸦片以专卖形式贩售,更成立禁烟局负责鸦片事务,而该局便由日籍台人林济川任局长(但实际掌握鸦片贩售权为日本海军)。隔年3月,广州也沦陷,由日籍台人陈思齐在广州成立「福民堂」承包广州,乃至广东省鸦片专营权。
由此可见,日籍台人在华南地区助日军买卖鸦片一事上,扮演了相当积极之角色,为何日军仍需要日籍台人充当占领区贩卖鸦片白手套,作者并没有多著墨。
至于叶清和,更是一名日军得力助手,用大家熟悉的话,就是「大汉奸」。据说他在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任职的头山左比(著名日本人头山满之子)协助下,在香港成立「福兴公司」。战争期间这间公司一直在香港——广州两地来往,从事贸易与运输业务,例如从香港把汽油运到广州,再把广州粮食运到香港等。
咋眼看,福兴公司似乎是一间平常不过的公司,但恐怕另有内情。
内情:澳门毒品「平、靓、正」
广州沦陷后,福兴公司便在广州设立分公司,因其与广州有密切业务关系,此举十分顺理成章。可是,福兴公司之后也在澳门开了分公司,但研究者李恩涵没有任何资料得知这间澳门分公司从事何种业务,这就有点神秘了。
以李恩涵的研究与笔者的认知,澳门分公司,乃至整间福兴公司,肯定涉及鸦片买卖。
李恩涵表示当大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更加需要资金以投入战争,所以日军扩大占领区种植鸦片规模,开拓财源。除了种更多鸦片,日本同时积极向各地输入鸦片转售,想当然包括澳门。
据说当时澳门鸦片有不少是从伊朗输入,而伊朗鸦片是鸦片中品质最上乘的,澳门价格更只有中国的一半。 1942年,日本甚至在澳门成立鸦片专卖局,令到原本拥有广东专营权的福民堂无力经营倒闭。
可想而知,「平、靓、正」的澳门鸦片正是日军需要的,简简单单从澳门入货,一转手便能赚取高额利润。而负责从澳门运入鸦片到广州的公司,笔者猜测很大可能就是福兴公司。
一直以来,二战时期的澳门历史研究似乎都聚焦「抗日」上,很少详述对于日本来说,澳门究竟有何用处。以毒品来说,澳门就是个良好的中转站,先从世界各地进口至澳门,再运到中国转售图利,这方面过往却鲜有人研究。
另外,日本既然在澳门牵足「毒」,想必「黄」与「赌」也可以发现日本踪影吧,而这些故事实需要人们多多发掘。
#文章篇数:1️⃣2️⃣2️⃣
👉二月讲座:秦汉时代社会底层的日常故事(马增荣澳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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