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班老师：在现代中国的社会夹缝中做巫师「在场· 非虚构写作奖学金」

文/黄钰晴 编辑/谢丁

一、突然发疯的少年

阿雷的故事，他自己讲得很熟练。他说小时候家里特别穷，母亲生下他不久就外出打工了。他还没有扁担高，就得开始挑水干活。当然，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村里的孩子都早当家。奇怪的是他的梦。他说，总有一些鬼神出现在他的梦里，跟他说话。不做梦的时候，他隔三差五抱着一根棍子或者柴条念念有词，做出弹拨琴弦的动作。没人知道他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些。他去上学，同学们说他是神经病，都不跟他玩。所幸那会儿他的奶奶还在世，虽然村里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了，但奶奶知道传统怎样应付奇奇怪怪的事——去问仙。

所谓问仙，就是问神仙。但普通人是没法和神仙对话的，得通过一些“老师”。 “老师”是扶绥人对于民间信仰仪式专家的尊称，类似于“师父”。

一位“老师”给阿雷做了一场仪式。传统很灵，阿雷有段时间没再发作，家里人松了一口气，以为就此太平了。

然而没过多久，阿雷发现自己又开始“不正常”了。他时常迷糊，嘴里说出一些他自己也不懂的话，还满地乱捡东西。上了初中，这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他在学校待不下去，上到初二就辍学了。村里的年轻人，读不成书无非两条路：当兵或者去打工。阿雷去了省城，和父亲在建筑工地做装卸。但是没过两年，他故态复萌，觉得全身不舒服，又跑回了家。

回家又能怎么办？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姐姐在卫校上学。农村不养闲人，他无事可做，只好每天跟着伯母去种地、砍麻杆、背柴。

有天傍晚，他没去砍麻杆。晚上九点多，伯母回到家，发现他坐在床上神志不清，抖着腿，嘴里喃喃着别人听不懂的话，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他身体里控制他。家里人陆续回来，看到他自己去点了炷香，宣布他的兵马要去认卜利村的“老师”做师父。

附近的一些“老师”看了阿雷的状况，说这怕不是中邪，是“出仙”。

“出仙”是个壮语直译词，指神灵之力在一个人身上显现了出来，更多时候，这个词约等于形容一个人突然发疯。他们说，阿雷的祖上也有做“老师”的人，现在，老祖先所带领的阴兵阴马看上了阿雷，要选他做“老师”，教他“带兵马”。

家里人大为吃惊，阿雷才十四岁，怎么好做这样的事？但显然，那些阴兵阴马并不肯消停，阿雷“疯”的时候也越来越多。最后，阿雷的家人依照“兵马”的指示，前往卜利村找到了后来成为阿雷师父的“老师”陈文和。

但和“兵马”所希望的不同，阿雷的家人请求陈文和先做个法事，暂时封住那些“兵马”，至少拖到阿雷成年结婚。阿雷后来猜测，这是因为“做这一行比较难找老婆。”

按家人的意愿，陈文和做了一场仪式，仪式上要用到一只公鸡，传统称为“金鸡”。按照传统，如果最后杀鸡占卜时，鸡头朝向师父，就说明仪式成功。但这场仪式的最后，金鸡扑腾一圈，鸡头一直固执地朝向门外。

陈文和摇头叹气：“封不住了，那些兵马要来了。”

传统就是这样的。阿雷说，这意味着花婆已经接到了权杖，这个人是要做“老师”了。花婆，壮族民间体系中最重要的神灵之一，老师们也尊称她为花王圣母，她掌管所有老师在神界的“户口”。

在家人的不情不愿中，十四岁的阿雷立坛拜师，踏上了修仙做“老师”之路。

二、初识阿雷

我第一次见到阿雷是在2019年夏天，那时我还在读研，暑假在南宁的一个博物馆实习，认识了来自广西南部左江流域地区的老乡吴滨老师。吴滨和阿雷相熟，得知阿雷要做天酒仪式，邀我同去。虽然我那时候完全不知道天酒仪式究竟是什么，但作为一个影视人类学学生，我全身所剩无几的学术细胞都在提醒我，这肯定是一个绝佳的民族志电影题材。

我们驾车从南宁出发，下了高速，又走了近一个小时尘土飞扬的县道。吴老师在车上放了一段天酒仪式的唱段，跟我说这是仪式中的“过海”部分。我完全听不懂那些古语，心里默默旋出了很多问号：过海？我们这里有海吗？

我们正经过的唯一的海是蔗海。盛夏里，甘蔗田仿佛缓流舒展的碧绿海水，在我们四周涌动。扶绥位于广西中南部，是左江流域最东侧的县份，也最接近首府南宁，拥有左江流域罕见的广阔盆地。它和左江流域的其他诸多县份一样，以甘蔗为主要经济作物，兼种速生桉。

我们拐进乡道，路过许多檩上碎瓦已坍出窟窿的黄泥屋，泥墙上刷着半截掉色的白漆标语：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下午的村庄显得分外寂静，只有老牛在龙眼树的浓阴下缓慢咀嚼着什么。

吴老师说他老家就在阿雷隔壁村。但在一个又一个相似的村子掠过后，他也开始嘀咕：“是这条路吧？”就在我们几乎疑心已经迷路时，草丛里出现了一顶悬挂彩带、被花式剪纸装饰的小棚。吴老师说：“呐，雷老师在那里。”

我转头向窗外望去，几个披着花花绿绿“床单”道袍的道士站在棚子附近，我正在猜哪位是阿雷，就看到一个穿着T恤和运动裤的年轻人跩着拖鞋朝我们走过来。

他最多比我大一两岁，白白净净的梨形脸，勉强可以算是浓眉大眼，身形微胖，看起来不苟言笑，他拖鞋上印的小黄脸倒是笑着。吴老师和他讲普通话：“我把车停你家哦？”

“都得。”阿雷扒着车窗，同样用普通话漫不经心地回答，“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我们开车进村。阿雷邀请了好些不同地方的“老师”来助阵。全村都布置了道场，我们邂逅他的地方正是进村的路口，村里的大榕树、祠堂前也都安了彩棚和一些幡旗，有村民和老师在旁边忙碌。

阿雷的家是一栋三层小楼。和村里的其他房子一样，除了一层灰色水泥涂层，没有任何外表装饰。门边堆着一摞晒干的褪色麻杆。我们从面朝公路的一扇小门进屋，进门看到了一张床，上面堆满杂物，床下铺满玉米，这不是客厅——好几个月之后，我才意识到，这扇门是阿雷家的后门——他的房子遵照了“老师”在私人空间上严格的方向设定，尽管正门面向的地方根本不通车。隔间背后是一个大厅，靠墙半空的架子上供奉祖先牌位，右侧放着一张四方八仙桌，桌上摆满了贡品：花式迭放的带叶芭蕉、火龙果、苹果，排成一列装满生米的碗，红黄两色糍粑，糖果和饼干被精心码在红玻璃高脚盘里，插了鲜花的花瓶，甚至还有透明玻璃瓶装的各色鸡尾酒。桌子上空悬挂着串连的彩色千纸鹤和纸花，还有一头插满红香杆的青木瓜。

我很难一下子识别这么多复杂的装置，尽管我和阿雷勉强算是同族同乡，但这个大厅已经超出了我过去二十四年的经验认知范围。我从来没有这么直接地走进一位“老师”正在准备仪式的家。阿雷的家，大概是我故乡之中的异乡。

此刻阿雷家里已经人声鼎沸。不少村里人在厨房里忙活，大部分是中老年女性。吴老师用本地壮语和他们一一打招呼。没多久，阿雷回来了。在一大群忙里忙外的老人里，他显得异常年轻，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甩着拖鞋穿行于家里的大厅和厨房，威风八面地指挥姑姨婶婆们准备祭祀用的材料和食品。村里人都恭恭敬敬地称他“老师”。

吴老师向阿雷介绍了我，他不冷不热地点点头，表示认识了。我跟他半开玩笑地说，以后我可能想给他拍纪录片，他漫不经心地听着，一边顺手布置大厅里的祭品，不时给来问他的人吩咐事情。就在我捉摸不透他到底对我的建议是个什么态度时，他斜我一眼，轻描淡写丢下一句：“可以啊。”

我愣了一下：好家伙，这以后可怎么拍。

阿雷没有再理我们，又投入到准备仪式的人群中去了，丢我独自在一堆不认识的装置面前发呆。尽管我和阿雷都出生于广西南部的左江流域地区，按之前壮族学者对地方文化的分类，我们是“一个文化圈”的人，但在这样一个“老师”家里，我还是十分迷茫。

而且，阿雷和我记忆中的“老师”也不大一样。

三、熟悉又陌生的魓末

对于我们这代壮族年轻人来说，“老师”是一种熟悉又陌生的存在。不同于太阳底下的教育工作者，我们的“老师”不是一份可以行走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职业。人们提起他们，往往讳莫如深，一如人们对待民间信仰——我们需要，但应当秘而不宣。

在广西南部壮族民间，“老师”可大概分三类。

一类是道，从业者称道公或者师公，他们受道教的影响最深，仪轨规范，使用汉文经书，常常在葬礼上出没，为人送走晦气，或者把人送走。

其他两类可以被理解为民间巫师，需要“出仙”才能做。你会从他们那里听到很多类似的人生故事：忽然有一天感觉不舒服，发疯或者生病，直到拜师立坛才恢复。这些民间巫师据说能够与鬼神通灵，穿行于阴阳两界。他们还尤其喜欢“上夜班”——总是下午五六点吃完了晚饭才开始做法事，一直做到第二天凌晨四五点，让观众、帮忙的人都跟着严重睡眠不足。

我后来听一个“老师”说她“出仙”的过程：她突然没来由地生病，全身乏力，躺在床上起不来，迷迷糊糊甚至要拿起菜刀去砍自己丈夫，用开水去浇自己两岁的儿子，还好被家人及时阻止。当家人带她去问仙，她自己说出了要去拜哪个师父，兵马从哪里来。

往细里分，这类“出仙”的民间巫师又可以分为“仙公仙婆”和魓、末。二者的经书、仪轨和要拜的神灵不同。对于外人而言，二者最显著的区分标识是他们使用的法器。魓末有独一无二的法器：用葫芦做成的天琴和铜环（魓末称为“马”）。

相比一般的仙公仙婆，魓末主要分布在广西西南部的左江流域地区的扶绥、宁明、龙州、凭祥等地，一直延伸到国境线以南的越南。阿雷和他的师父就生活在这个区域。我也生活在这里。

在这些地方，魓末更受人敬重。人们信仰着独特的神灵体系，男性从业者称魓公或么（密）公，女性则称魓婆或末婆。魓末和他们的仪轨系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中越边境壮傣语民族特有的民间信仰体系。壮族民间有俗话说“道公送命，魓公救命”，遇到灾祸危险，魓末要举行仪式，为人禳灾祈福。做仪式时，魓末通过他的法器和唱词化身为天界的一员（通常是将军或者神官），带领阴兵阴马上天入地。

魓末最早出现于什么时候，学者们并没有能拿出什么可靠的考古证据。但他们发现，清朝光绪年间修撰的《宁明州志》有对魓末的记载：“女巫，名'魓婆'......以交鬼神为名，以'匏'为乐器，状如胡琴，其名曰'鼎'......”有学者根据20世纪90年代初对防城魓末的传承谱系的整理，推断当地魓末至少已传承两百多年。

实际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举国之力进行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调查者们就发现了魓末的存在：“魓公有与巫公相别的经书……做法事时，手弹二弦琴（ti:ŋ），左边脚的大拇指挂着一串铜环……傣人的魓公为数不多……平时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他们也没有什么政治地位。 ”这些调查者见到的魓末多已年老，他们认为，估计不过五六十年，传承就会断绝。

他们的忧虑不无道理。在我有关家乡的记忆当中，魓末人数稀少，且大多数都是中老年人。年轻人很少接近魓末，尤其是城市里。我有一次问在城市里长大的表姐：“你对魓公有了解吗？”

她张大眼睛看着我：“魓公是啥？”

正如民间管老人叫“公”“婆”一样，“魓公”“魓婆”这样的名称，带着某种对从业者年龄的暗示。老人们似乎也有意无意地让年轻人避开这样的传统，它似乎是“不好”的东西。

2022年，我在寻访魓末的时候，找到了一个正在犹豫要不要做魓公的年轻男孩。阿荣是金龙峒人，出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他的外公也是一位魓公。他幼年喜欢把外公挂在墙上的琴取下来玩，但从未跟外公学习。传统的魓末弹天琴是为了做仪式，无事不能轻易弹唱，更不能教给自己徒弟之外的人。到了中学，阿荣想学天琴，那一年的正月十二，他去了魓公李绍伟家买琴。阿荣买到琴，把琴横过来，藏在他的伞下，绕小路走回自己的村子。

我问他为什么要藏着，他说：“那时候还是有那种意识，就是说，一个年纪轻轻的人去买这种天琴，怕被别人说。”

我理解他。 2013年，我回到老家去找传统的壮族服饰时，也遇到了这样的“别人”。他们说：“你一个小姑娘穿这种东西干什么？只有老人才穿这种。”

魓末，是另一种“老人才穿”的传统服饰。何况魓末还有另一条可能的罪名——“封建迷信”，谁高兴让自家的孩子做魓末呢？

阿荣去魓公家，得小心翼翼地不让别人发现。但他到底还是遇到了熟人，熟人问他怎么来这边了。他看到旁边的莲藕池，急中生智：“过来玩，随便走走，看莲花开了没有。”

莲花没有开，它们还很小很小。

这些认知经验，使得我在见到阿雷以前很难想像“魓公”这个词会被安在一个九零后身上。阿雷的师父陈文和，明显更符合我对传统魓末的认知。

陈文和已经八十多岁，头发已经全白，身板瘦小，阿雷忙里忙外时，她佝偻着腰坐在一群老人里帮忙剪仪式用的纸伞纸马，丝毫不引人注目。当村民殷勤地招呼她吃饭，向她请教仪式用品的摆放时，你才会意识到她是一位“老师”。她看起来温和而慈祥，但当她穿上红色法衣，手抚天琴琴弦的时候，你很难不为她嘶哑唱词中透露的威严所震慑，由此相信她真的是一位统帅千军万马的神官。

陈文和开始做魓是在1980年。她所在的村子里原本有一个魓，文革期间被划为地主，死了。后来，人们费了很大功夫才在“地主”家里找到了藏着的法器：一串铜环、一把剑和一个官印。他们带着这些东西来到陈文和家里，请求她出山唱魓。陈文和的父亲不让她去：“唱什么魓？被别人叫魓婆，太难听了，不要唱。”陈文和那年49岁，有“出仙”的迹象。她说：“不唱不行，兵马已经在我身上了。”

一旦决定了要做魓，她就显得特别坚决。村里有人对她指指点点，说她不正常，她立刻还击：“不要胡说，我们是神仙，中衙有个叫耐良的神仙，来我这里的就是祂。”

很快，陈文和有了一批追随者。传统的魓末为人做法事不能报价，村民有生活不顺或身体不适都会去找魓末，魓末必须得帮忙，报酬由主家决定，是送一斤米，还是一块肉，魓末都不能挑剔或有怨言。

2021年，我去拜访陈文和时，她仍然住在两间红砖瓦屋中，其中半间布置成神堂，神案的米碗里供着她的神职印章，天琴放在榻上，这是她平时做法事的地方。房梁上层层迭迭藤萝流瀑般垂到桌面的纸花串，透露出屋子主人作为魓婆的资历职衔——魓末的职级越高，纸花越长。

陈文和总让我想起一位做仙的姨婆。

我对自己三岁以前的记忆很模糊，但在家人的讲述中，我有时会想起这位姨婆坐在我家厨房的红漆木沙发上唱着神歌的样子。她眼睛不好，唱诵时布满皱纹的脸向半空微微扬起，神情肃穆而专注，仿佛在凝视着我们看不见的神灵。

壮族人相信，人是花婆花园里的花，花婆也管魓末。在妇女怀孕或孩子出生后，要请魓末举行“安花”仪式，祈求花婆保护小孩子，莫让他们过早回到花园里去。据说我幼年所经的仪式，都是这位姨婆操持的。

我的祖辈应该很难想像没有了这些“老师”，生活会变成什么样。清村扫屋、安锁安花、补粮祝寿，几乎一个传统壮族人一生中所有重大人生仪式都需要他们在场，遇到大事小事、生病遭灾，他们也得在场。但没有什么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乐意往他们跟前凑。我打小就知道他们的存在，但除了重大仪式，他们并不会出现。在日常生活中，魓末们脱下法衣，种地、卖菜、打工，扮演普通人的角色。

人们甚至有意无意地避开他们。根据民间理论，魓末做这一行，时常和鬼神打交道，他们和他们的家人都要遵守很多戒律，一旦出了纰漏，魓末连带他们身边的人都会遭遇危险。此外，据说如果一个人命轻，很容易在接近魓末的时候被鬼神搅扰。阿爸曾告诉我，我们家祖上也有过出仙的先人，后来费了大力气，才请人把“兵马”送走，不要再传给后人。

大抵是因为这些原因，又也许是因为别的，我从小并没有太多机会接近魓末，家人对于我到阿雷家拍摄这件事也并不十分赞成。

四、追随魓末的人

也许并不仅仅是我的家人，魓末的家人甚至魓末自己对此也很矛盾。你会从很多魓末口中听到他们“无奈成为魓末”的故事，那些故事听着离奇，但都有相似的叙述逻辑：鬼神附体——家人反对——挣扎接受。

但在他们家人的叙述中，这些故事听起来有些许不同。

阿雷的姐姐宛清告诉我，当得知阿雷要出仙做魓公时，她的第一反应是担心，很少有这么年轻的男孩子做这个，他以后怎么办？会不会没有朋友？会不会找不到物件？毕竟，阿雷的少年时期并没有什么好人缘。

宛清记得，阿雷中学时和同学起了冲突，回家呆了一段时间，家人们好不容易把他劝回学校。他回到宿舍，发现自己的席子铺盖已经被不知道什么人扔掉，连带他所有的生活用品。他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学校。

但现在的阿雷显然和描述中那个“社交障碍者”完全不同。尽管刚认识的时候，我险些以为他对我有什么意见。但我们前脚刚离开阿雷家，他后脚就在微信上礼貌地问我们回到家了没有，此后隔三差五热情洋溢地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我们慢慢熟悉起来。我意识到阿雷言谈相当自在活泼，绝不是一个“没朋友”的人的状态。

当我开始拍摄阿雷以后，我发现阿雷何止不是“没朋友”，他的朋友简直太多了。每次他做大型仪式时，都会有许多同龄人来帮忙。不止是村里、镇上的年轻人，还有一些来自其他地方的年轻魓末。

阿雷的堂伯母吴春芬告诉我：“以前我们这个地方没什么男人这么年轻做魓，雷老师做了以后，才陆陆续续看到有这么多。”

吴春芬是最早开始追随阿雷的人之一。她见证了阿雷从出仙到出师的过程。并不是每个出仙的人都能够成为魓末的，要正式做“这一行”，需要拜师、立坛，学习相应的仪轨，学习过程可能会持续好几年，直到师父认为这个徒弟可以出师，为他/她举行度戒仪式，他/她才能够开始独立操持法事。

阿雷出师的速度如此之快，让吴春芬感到惊奇。即使是“大姐”——跟随陈文和多年的阿雷的师姐，唱起大型仪式来也没有阿雷熟练。阿雷和师父、师姐师妹一同做仪式时，他常常是领唱人。

在阿雷正式出师后，他的母亲、伯母、堂伯母们成了第一批信众和助手。随后，来找阿雷做法事的人越来越多。

要完成一场仪式，魓末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仪式所用的象征物品，都需要事先手工制作。在仪式过程中，还需要有人为魓末摇马（摇动铜铃模拟马匹奔跑声）、点香烛、准备茶酒等。阿雷的女性家人亲戚，秋姨、吴春芬等，会在大型仪式上协助他摇马。

我第一次通宵拍阿雷做仪式时，阿雷坐在他家的大堂里弹天琴唱奏请神曲调，祖先神位、祭祀诸神的供桌上都安了香炉，信众们不断续香，大堂里烟雾缭绕，让人涕泗横流。半夜十二点，我实在是被熏得受不了了，跑到客厅外想缓一缓。

我在外面踱了几步，发现院子的台阶上坐着阿雷的妈妈秋姨，于是也在她身边的台阶上坐了下来。

秋姨看着我，露出疑惑的神情：“我坐你也坐吗？脏兮兮的，我还没洗澡才敢坐。”

我说：“我也没洗澡。”

她笑了。她忙里忙外一天，这会儿才有空坐下来休息一会儿，T恤贴在她的背上，印出好几块汗渍。大概是因为长期熬夜，她有些胖，总是大汗淋漓。后来宛清告诉我，阿雷一做大型仪式，妈妈就会连轴转三四天，每天可能只睡一两个小时。

“前几天做酒才忙，人多。做的也多。老师做到三四点去休息，我们也去休息，休息一会儿哦，不能多眯，不然就过了。早早起来做饭菜给客人吃。”

秋姨说。

秋姨已不再外出打工，她把家里大部分的土地包了出去，专职给阿雷帮忙。她也不再像当年那样反对阿雷做魓公，也许是做魓公之后，阿雷有了一定收入，也许是阿雷终于能在一个地方安定下来了。

秋姨把自己的儿子也称为“老师”。因为儿子做魓公，她有了很多干儿子干女儿。壮族民间喜欢让孩子认自然物或魓末做“契父母”，据说可以保佑孩子平安长大。阿雷还未婚，契他的人，不能认他做父亲，只能认成兄弟。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媳妇。”她忽然叹了口气。我安慰她说会找到的，但我也找不到什么魓末找物件的实例来佐证这个安慰。也许唯一的安慰是，阿雷即使不出门，也会认识很多不同的人。

阿雷出师后，家里总有年轻人和小孩来来往往，有的是契子契女，有的是阿雷的同行魓末。我起初震惊于居然有这么多年轻的魓末，后来发现，阿雷几乎认识整个左江地区所有做仙的人。

我问他：“为什么现在做仙的年轻人变多了？”

他翻了个白眼：“可能现在的神喜欢年轻的吧。”

阿雷后来告诉我，互联网发挥了串联的作用。他们拥有线上的社交群，会互相介绍“业务”，也会互相给对方操持的大型法事帮忙。相比我前几年在老家感受到的凋敝景象，阿雷和小伙伴们的线上社区显得欣欣向荣。

我请阿雷把我拉进其中一个群，进去后我看到了群名：“天琴文化交流群”。

五、天琴崛起

在广西，天琴几乎已经成了壮族民族乐器的代名词。很少有人知道魓末，但大家似乎都知道天琴，乃至后来魓末所做的仪式，被很多人称为“天琴仪式”或“做天仪式”。

实际上，当吴滨老师问我要不要去看阿雷操持的天酒仪式时，说的是去看民间的天琴活动。来自左江地区的人对此心知肚明，民间的天琴活动，就是魓末做仪式。

天琴（壮语称“叮ti:ŋ”）是魓末做仪式所用的主要法器之一。 1983年，学者廖锦雷在《乐器》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了这一独特的民间乐器。文章展示了防城各族自治县偏人（壮族支系）的天琴，并写道：“'跳天'最初是偏人的一种僻异的迷信表演形式……天婆的天琴称天上物，平时是不能动的，必要时敬了香才能取下弹奏。”

最早是谁将“叮（ti:ŋ）”翻译为“天琴”已不得而知。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陆陆续续有学者前往中越边境的龙州、防城等地考察“天琴文化”。据当地文化部门工作人员回忆和一些学者记述，部分调查源于当时龙州县县委宣传部的邀请——据说后来曾任龙州县县长的一位官员那时刚刚就任县委宣传部部长，新官上任三把火，她从单位的旧材料里发现了天琴的存在，决定把它当作乐器开发。

2003年，音乐家范西姆、梁绍武来到龙州，帮助当地政府开发天琴。范西姆和龙州魓公李绍伟早就认识，他从李绍伟做仪式的曲调中得到灵感，创作了天琴最脍炙人口的一首歌曲《唱天谣》，并协助当地文化部门组建“天琴女子组合”。

在当年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东南亚风情夜”上，《唱天谣》和“天琴女子组合”一炮打响。

小莹是初代“天琴女子组合”的成员。她告诉我，那次登台表演前十多天，她们才成团，组合里很多人原本是舞蹈演员，跟着南宁来的艺术家韩醒没日没夜地练习天琴，弹《唱天谣》。 “梦里都在唱这个曲子，小燕子你都不会唱了，只会唱唱天谣......拿拨片的手指都扁了。”

韩醒等人打造的天琴，刻意和魓末们的法器区分开来。这种天琴使用拨片弹奏，后来琴弦数量又从两根增加到三根。 “东南亚风情夜”后，天琴女子组合的演出邀约不断，身穿布傣支系黑衣长袍的“天琴美女”图片印上了龙州街头和旅游画册。小莹和其他成员一起感受着走红的滋味和纷至遝来的采访，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她从未动过念头去找魓末们学习传统的天琴技法。直到2004年的一天，组合在宁明县演出，演出结束后，一个新浪网的记者问了小莹一个问题：“那串铃铛代表什么？”

小莹慌了，从来没有人告诉过她这串铃铛有什么象征意义。

直到现在，她还清楚地记得那种慌张感。她说：“我也不懂。那时候哪里知道这个和师父（指魓公）的关系，什么上了级别以后铃铛的环越多（之类的）。”

记者说的“铃铛”其实是一串铜环，魓末称其为“马”，它的抖动能模拟戴脖铃的马匹有节奏的行进声。摇铜环被称为“摇马”，它在仪式上被摇起来的时刻，就是魓末在仙界带领千军万马腾云驾雾、纵马宾士的时刻。但小莹那时候完全不懂，只能现编说这是“护身符”含混过关。

但这不能怪小莹。开发天琴的人似乎形成了一种隐秘的共识，如果要推广天琴，就要把天琴从魓末文化中分离出去。

2007年，龙州县、凭祥市联合申报的“壮族天琴艺术”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列在“传统音乐”专案分类。龙州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们受到鼓舞，开始着手给天琴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时刚入职龙州县文化体育局不久的地方文化专家农瑞群，提出了他的主张，认为“原生态”的天琴应当作为一种民俗去申报，而非乐器。因为它来自魓末所做的仪式，从属于传统的魓末民间信仰文化。

但是2010年和2013年，他们两次按民俗方向为天琴仪式上报申请，没有回音。

天琴的魔力似乎消失了，没有人告诉他们为什么这项红火一时的“非遗”迈出广西的努力会年复一年石沉大海。只有和龙州文旅部门交好的梁绍武曾暗示他们：“换个方向申请，跟宗教沾边的都很难通过。”

他们看不到天琴申报国家级非遗的希望。直到2018年，事情出现了一些变化。和广西南部接壤，许多村寨抵边相接、仅有一河之隔的邻居越南，加入了这场将魓末文化和天琴“非遗化”的行动当中。

六、国境两端

许多话题都由于国境线变得敏感。

沉光玉是一位住在边境线附近的老年魓公，他的村子被国境线一分为二，下半屯在中国，上半屯在越南。他是一位憨态可掬的“老顽童”。据说，有一次他自己在家，门口有人路过，他假装不舒服，坐在楼梯口呼救。那个人进门把他扶起来后，他紧紧拉住对方：“辛苦你了，给你喝口水算谢礼吧。”谢礼是一瓶“矿泉水”，水瓶里装着酒。他的热情好客远近闻名，还有奇妙的幽默感。他曾是红卫兵，带头砸了本村的黎王庙；还曾是1979年中越战争的中方民兵，跟越南开火；后来他成了魓公，还娶了越南妻子。

2018年我曾跟着农瑞群去拜访沉光玉，出发前打了个电话，农瑞群放下电话，说我们得早点去，沈老师晚上还要“出国做事”。结果我们到了没一会儿，沈老师就端出了自己泡的酒，好像完全忘了他还要“出国”这件事。不过说白了，出国也就是骑个摩托，十分钟往返，比进城都便捷。

事实上，在边境附近，分清越南人和中国人也并不是件太容易的事。

有天上午，我在龙州拜访另一位魓婆金超。我们聊得挺开心，金超主动表示可以为我弹一段天琴。她让丈夫点了香，把我带来的水果摆上，为我在神灵面前报名祈福，然后开始弹奏。她弹了三段不同的旋律，婉转又柔和，还唱了一节山歌。

我意识到我之前从没听过这种旋律，它和扶绥、以及边境线上的金龙峒的魓末所演唱的风格都不同。金超揭晓了谜底，我猜得没错，这样的调子来自越南。

金超熟谙超过四种语言和文字，我问她是怎么学会越南文字的，即使是大多都有多语交际能力的边境居民，掌握书面文字也不是一项必然的技能。她笑笑，说她出生于越南，被中国的亲戚收养，长到十几岁到越南上学，其后养父母病重，她又回到中国照顾他们，然后结婚生子，一直到现在。在官方国籍身份上，她是个“越南人”，持外国人居留证明。

拥有魓末和天琴仪式的族群是跨国民族。在中国，这个族群被识别为壮族不同的支系，魓末文化主要分布于广西南部壮族聚居的左江流域地区。而在越南，他们分布在北部岱族、侬族聚居的高平、谅山、北太、河江、宣光等省。

岱族是越南的第一大少数民族，享有很高的政治文化地位。 16世纪，高平建立起莫家王朝，这使得岱族聚居区一度成为越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后，一批早早参加革命的岱族人身居要职，岱族人农德孟曾任越南共产党总书记，在他们的努力下，岱族文化在越南备受重视。

研究中越民族文化的学者海华认为，这些历史事件推动了包含魓末信仰在内的岱族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此外，由于法国远东学院近代在越南所做的研究，国际学界显然对越南的魓末更为熟悉，基于越南天琴仪式的研究成果也更为丰富。

而在中越边境的龙州、凭祥等地，当地有传言说，越南是借着天琴和中国对标竞争，从2004年开始，他们就大力推广天琴文化，不仅鼓励魓末登台演出，还成立了一系列专业的学校，官方、民间两线并进，把天琴使用者的分布范围从北部扩展到全国。

到了2018年，消息传到了中国。越南要将天琴仪式申报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学者们担心，作为壮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天琴仪式被越南申遗，会影响边境族群的认同，进而影响国家领土安全。更令这些学者和官员不安的是，尽管魓末信仰横跨两国，但谁也没有真正实地查证过，这种文化的流布范围哪一国更大？历史传承谁更久远？不过，越南确实有单方申遗的实力。时任广西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的老赵对此忧心忡忡。他认为，这个文化是跨境共用的，但越南并未联合中国申报。他担心越南别有所图。

农瑞群告诉我，老赵在一个暴雨夜来到他家社区门口，请他详谈龙州的天琴仪式活动和天琴被越南申遗可能带来的影响。有学者告诉我，老赵走访了有天琴分布的几个县，回到南宁后，他联合广西的相关机构起草了一份关于天琴申遗的报告。报告最终到达北京，被高层批示。 2018年10月，当时的文化部派出团队前往中越边境调查。

接下来的事众说纷纭。这些调查者到底对天琴和魓末文化抱持着怎样的态度，我听说了许多不同的版本。有说他们表达“全力支持”的，也有说他们认为天琴仪式不过是封建迷信，嗤之以鼻的。唯一确定的是，中国并没有“抢在越南之前”。

2019年12月9日至14日，在哥伦比亚波哥大举行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越南岱侬傣三族天曲仪式（Practices of Then by Tày , Nùng and Thái Ethnic Groups）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020年，广西文化部门工作人员终于得到了来自上方的回复，建议他们把天琴修改成艺术曲艺类，不要再提宗教、民间信仰一类的东西。

他们照做了。

我问一位曾参与申报的文化馆干部，非遗传承人要求有传承谱系，这意味着他们申报的传承人必定只能是魓末而非现代天琴的表演者，不提宗教和民间信仰，他们是怎么做的？

这位干部意味深长地笑了：“所以说申请非遗是个技术活.....我们就写，天琴经历了一个从娱天到娱人的演变过程。”

2021年5月24日，第五批国家级非遗公布，崇左市“壮族天琴艺术”赫然在列。同年一篇关于非遗的报导写道：“经由音乐人的挖掘和改良，天琴逐渐剥离了古老的原始宗教色彩，变成一种富有魅力的民族乐器。”

七、魓末和他们的村庄

2020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阿雷受邀到凭祥给一户越南归侨做补粮仪式。补粮是一种专为老人而做的仪式，人们相信人的命中有个粮仓，当老人到达一定岁数，粮仓的米就消耗得差不多了，需要请魓公来给老人添粮补寿。

我们到了那户人家里，见到了主家的几个女儿，却没有见到要补粮的老人。后来才知道，要补粮的主家老母亲，正和女儿女婿一家在加拿大。不过问题不大，仪式本来就是一种远端操作，而且，补粮的物件其实是不用参与仪式的，执行仪式的是魓公和老人的孩子们。

问题在于，阿雷背了一大堆仪式用品材料到现场，没有带他平时的仪式助手。在凭祥接应他的是一个网友，魓末仪式爱好者小陆。虽然是爱好者，但小陆并不擅长做这些。阿雷气定神闲地吩咐主家准备糯米饭、竹竿，分纸衣服，但其他仪式用的剪纸——比如登天梯上的茆郎，只能他自己来了。

“会剪吗？”阿雷抬头看了一眼主家的二姐。

二姐慌忙摇头：“我都没剪过，七月十四谁教过我来着，我不记得了。”

“你不会剪吗？”主家的长女海姐问小陆。

小陆看回去：“我家是我爸会剪，他说是他奶奶教的。”

一时间现场大眼瞪小眼。而更困难的事还在后面，阿雷需要一个人做仪式时给他摇马。海姐把周围会摇马的邻居都盘了一个遍，发现都是老人，不是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就是外出未归。小陆甚至开始考虑起了我：“那个不会吗，你带来的那个？”

阿雷抬头看了他一眼，淡淡地说：“谁摇都行，你也可以啊。”

那天晚上的仪式在六楼举行，是这户人家供奉祖先牌位的神房。天气非常热，神房密不透风，我很快又被烟雾呛出了眼泪。在泪眼朦胧中，我看见海姐打开了手机视频，萤幕上出现了一位元白发苍苍的阿婆。

“阿妈，看，师父来给你补粮祝寿了。”

萤幕那端是白天，阿婆穿紫色马甲，脸凑近镜头，眯起眼咧嘴笑了。海姐把手机立在弹着天琴的阿雷身边，手机萤幕里带着液晶电视和挂灯的房间像是一小块白色的瓷砖，镶嵌在香烛、天琴、鲜花和金黄铜环组成的现实世界中。海姐高高兴兴地跟阿婆说：“健康长寿八百岁呀。”

“以前的老人家就喜欢听师父唱这个了。”海姐跟我说。

凭祥和扶绥的壮语有方言区别，再加上魓末的唱词常用古语，她其实听不懂阿雷在唱什么。但坐在神房里，听着阿雷专注地按动琴弦唱诵，小陆在旁边摇动铜环，她的脸上也现出了另一种感慨的庄严。

狭窄的神房门口坐了几个附近的老人，她们听说有老师来做仪式，气喘吁吁地爬上六层楼来围观。

仪式进行了一整夜。最后，在阿雷的引导中，主家的女儿们依次郑重地给象征老人粮仓的米罐加入生米和钱币，封上。

“小时候听到别人家里传来叮叮声（天琴和铜环声），总觉得很神秘，现在自己做魓了，就不觉得了。”阿雷有一次跟我说。我其实和他一样，魓末的弹奏和吟唱构成了我童年时代最早的神秘主义体验。对于一个来自闭塞小村的孩子而言，外面的世界遥不可及，但魓末吟唱的神秘世界在琴声中打开了大门：魓末化身神将，率领兵马经过村落的土地庙，来到村庄上空，经过一道道不同的异光闪烁的仙门，来到古老传说中的地点，翻山越岭，渡过大海，见到不同的神灵，和他们对话。

在仪式里，神灵也有他们的特色和性格。从凭祥回来的路上，阿雷问我能不能听懂海姐她们讲的越南语，我说不行，问他听得懂吗？他说他只会一点点，但是也有例外的时候。

“啥时候？”

“请神的时候请来了越南的鬼，我就突然讲越南语了。”阿雷一本正经。

我还没在他做的仪式上见过越南的鬼神，但是见过不太正经的。做天酒仪式的过街环节是围观群众最喜欢的环节之一，这时候“老师”会降神——至于会降到谁，谁也不知道。有一次过街，阿雷突然面露恼怒四处打量，周围的阿婆们心领神会地开始给他点烟敬酒，一袋烟抽上，阿雷慢悠悠地开始“为神代言”，他词还没唱到一半，周围阿婆们早已笑得前俯后仰，离他最近的阿婆脸都笑红了，捂着脸说：“这么老也要吗？”

我找阿雷忠实的“粉丝”谭三姑帮忙翻译阿雷唱了什么，谭三姑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告诉我他降下来的这个神看上了面前的阿婆，说“上次花前月下定了情，这回来只盼和你成双对”呢。

每次阿雷做仪式，家里总是里三层外三层围满邻近的七大姑六大婆。阿雷戏称她们是他的“粉丝”。 “粉丝”们是最诚实的观众，遇到不太好玩的环节，毫无顾忌地就坐在席子上睡着了。也有的“粉丝”实际上是来扎堆凑热闹的。我问一位阿婆能不能听懂阿雷的唱词，她摇摇头：“听不太懂。”做完了仪式，老师本人还要亲自下厨炒菜和家人一起招呼客人吃饭。阿婆们聚集在一起，晚上并排躺在阿雷家的各种床上，叽叽喳喳，热闹非凡。

谭三姑是相对比较“专业”的观众。她跟随阿雷已经很多年，几乎阿雷每次做大一点的仪式，她都会来，还帮阿雷剪纸。她有一双巧手，会做各种各样的仪式用品，纸鹤、纸花、茆郎，会把废纸、旧烟盒的纸壳变成精美的拼贴纸衣服。她也是信众中为数不多识字的，能说流利的普通话。实际上，她少年聪颖，读过中学，成绩优异，老师们都喜欢她，但因为父亲成分不好，她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早早嫁人生子。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孩子们都长大工作了，她不再安于和“什么都不懂”的丈夫守在家里，和姐妹们去唱歌、骑着小助力车到阿雷家看仪式，是她最快乐的时刻。

看仪式的大多数是女性村民。在一些大型仪式上，村里的叔伯们也会来，帮忙布置会场，杀鸡宰猪。比如扶绥斋节连做三天的天酒，是魓末在特殊的日子为全宗族、全村所做的祈福，全村都要参加。在中越边境的金龙峒，开春正式开耕之前，人们要过侬峝节。节日当天，魓末在田间空地为全村做求务仪式，每户村民都要带着贡品到田间摆放，魓末祭祀众神，并到玉皇处“求种”，祈祷今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传统的魓末肩负举行仪式，为村落社区向上天祈祷的重任。即使对于现代组织管理下的村庄而言，这些仪式未必是重要的。

2018年，学者熊迅为了拍摄侬峝节的纪录片来到金龙峒，我的朋友阿怡为他做在地翻译。阿怡在日记里记录下了那一年他们调研的经过——在魓公沉光玉所在的村子，一位村委书记告诉熊迅：“今年搞扶贫太忙了，拨不出资金来做侬峝节。”但那年的正月十四，沉光玉依然如往年一样，按时在凌晨来到田间祭祀神灵，为村庄祈祷，即使那年来到现场参与祭祀的村民只有二十多户。他说，这不是任务，是他的义务。

有魓末的地方，传统的习惯会被延续下去。壮族民间传统有七月十四在路边野外烧纸的习惯。有一年七月十四，我和阿雷到了他们村附近的十字路口，阿雷要在那里烧纸做仪式。这个路口以前经常出车祸，是全镇皆知的“恐怖角”，阿雷自己说起来都要假装哆嗦一下。但当火光亮起，铜环的声音响起，我并没有想到什么恐怖故事，我想起的是从前奶奶告诉我，七月十四是年节之外最重要的节日，阴间的人都要回家，在野外给他们点灯和烧纸，可以为漂泊在外的亡人提供一点盘缠，让他们顺利找到回家的路。

阿雷说，在他出仙之前，他们村已经许久没什么人到路口祭祀无主孤魂了。但不能怪村里人轻易遗忘传统。漂泊的人多，祭祀的人少。

在魓末的神灵降临的土地上，人们奔向了更大的神迹——城市，虽然在城市里他们的路也不多：进厂，或者上工地。在传统社会，魓末往往一边务农维持生活，一边为村里人做仪式。但现在，在家务农已经不是一个优选项，农产品的价格让农民依靠种地致富成了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实际上，当地政府让贫困户脱贫的主要方法，就是动员农民外出务工。

留在村里，意味着魓末们需要找到其他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生计。一些魓末开始收取私人法事的费用，但他们必须小心地把他们的活动和“封建迷信”划分开来。我随吴春芬去岜仙的观音洞看歌圩时，遇到了一个算命的大仙，几块钱就可以给你算一卦，阿雷的家人很明确地“鉴定”了这类人：“这些是骗子，（算命）哪里有这么容易......”

魓末不认为他们是万能的。阿雷的父亲跟我说，有一次他一个安徽的工友想找阿雷帮算，阿雷犹豫了很久，说不知道他的兵马能不能去这么远的地方，能不能获得当地神灵的帮助。后来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请了兵马，阿雷的父亲说，居然还算准了。

是否敬重神灵的力量、承认自己只是借神灵之力为人帮忙，是魓末们在自我识别中和骗人的“大仙”相互区分的依据，他们借此努力和“封建迷信”“骗子”摆脱关系，获得人们的接纳。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天琴，成了他们将这种自我识别摆上台面的出口。有了天琴，他们就不再仅仅只是“巫师”，还有了“天琴非遗传承人”这样一个可以叫出口的新身份。但事实上，“封建迷信”到底是什么，几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魓末文化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和“封建迷信”并不是那么好区分，他们只能在夹缝之中，摇摇晃晃地试图寻找一条可以走的路。

八、夹缝生存

在中国，当天琴被确立为国家级非遗后，崇左市人大召开了多次会议讨论如何保护和传承这项“非遗”，他们争论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作为非遗的天琴传统文化和“封建迷信”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

有学者主张看“仪式是否收费”，而另一种更普遍的认知要简单得多——是不是点香。

许多年轻魓末喜欢在抖音、快手一类的视频平台发布自己的仪式视频。正如他们的群名叫“天琴文化交流群”一样，这些视频贴的标签也大多是“非遗”、“天琴”、“民族文化”一类。在经过封号和限流的洗礼后，他们逐渐摸索出了“过审”的秘密——拍到香烛的视频很容易被识别为违规内容。

在舞台上点香更是绝对不允许的。 2021年4月16日，广西文化和旅游厅为庆祝“三月三”举行壮族天琴艺术展演活动，负责策划组织活动的非遗文化工作者苏永良自己就是一位魓公，常年和阿雷等魓末一起玩。他把展演划分为“传统曲目篇”和“新编曲目篇”两个部分。 “传统曲目篇”请了5位魓末上台表演仪式用曲，阿雷也去了。

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见到中国的魓末在舞台上弹唱仪式曲目。魓末们仿佛都有些紧张，唱跑调弹错音的地方比比皆是，阿雷的汗水把头发都粘在了前额上。舞台上没有仪式用品，没有香，只有两个蒲团坐垫，许多镜头在台下对着他们，整场表演VR即时直播。

魓末们弹唱的时候，阿荣临时被叫来给他们摇马。

在早些年学天琴屡屡受挫后，阿荣后来成了艺术生，通过同学和视频自学了天琴弹唱，活跃在各种天琴和山歌表演的舞台上。他也和年轻魓末们熟悉起来。近两年，他拜了师，开始做一个魓末学徒。

我问阿荣会在舞台上唱传统的仪式歌曲吗，他摇摇头。

“你不点香，万一有什么事呢？我唱点山歌不好吗？为什么要给自己找事。”

一位管理宗教事务的官员表示他很理解魓末们的心态。他说：“你看那些表演上刀山下火海的，后台都偷偷点着香呢。不让点香，没有香火保佑，到时候出了事谁负责。但是（点香的话）这种是民间仪式，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

一位北京来的学者曾要求阿荣和魓公阿海演唱仪式曲目，阿荣担心不点香引来兵马会让他头晕，但在专家面前点香，又会显得他们很迷信。最后，他们节选了非常短的一小段，混合了不同段落的歌词颠三倒四地唱出来，以免真的惊动“兵马”。

不怎么在舞台上唱仪式歌曲，新编的歌曲又少，这使得中国的天琴表演者们可以唱的曲目非常有限。阿雷不太喜欢那些新编歌曲，我们去喝奶茶的时候，他抱着他的烧仙草奶茶给我解释原因：

“别人（指越南）也上舞台，但人家就很柔和，变得没有这么多。天琴古老的宗教祈福啊，对我们的种植啊庄稼啊都是有作用的。”他打了一个比方，说天琴表演没有了传统仪式的调调，就像烧仙草里缺了奶茶一般索然无味——他显然是个执着的奶茶党，“你给烧仙草里加咖啡会得什么？”

“会得到鸳鸯奶茶。”我调侃他。

他无言以对，掏出手机来给我看越南的天琴视频。

很多中国的魓末都会通过互联网观看越南的天琴仪式和歌曲，包括在舞台上表演的，他们的演唱形式确实更为多样，曲调也更为丰富。

不同于政府对“非遗归属”的紧张和警惕，国境线两边的普通人并不总是区分“你我”。至少在疫情封锁导致双方往来几乎陷入停滞之前，中越边民总是互相参加对方的歌圩节日，互相对歌，通婚。金龙峒的特殊节日“侬峝节”采取轮流坐庄的形式举办，初八到十四在中国这一侧的不同村寨，十五在越南下琅。

小莹对越南的天琴表演感到震惊。她还记得几年前，中国的边境小镇水口举行中越文化艺术节，越南的表演团队把整套魓末仪式搬上了舞台，包括仪式用的种种道具，“连三支香他也要真的点上去。真的是香，找的香在上面点着。”

看多了越南的天琴表演视频，我忽然发现阿雷的仪式唱法和某个视频里的特别像。阿雷唱仪式的方式，和他师父陈文和不相同，他之前给我解释，说师父的唱法太长了：“一句拉上去，唱了前面想不到后面，还很累。唱几天几夜都很麻烦的。唱短的话，土地神灵会好记一点。”

很多中国的魓末、天琴爱好者是看着视频学习越南的弹唱方法，也有可能他们是在和越南魓末的交流中学习的。有些学者对此感到焦虑，担心“我们”的文化被越南带着走，模糊了边境居民的国家认同。

但学者海华对此持开放态度：“这有什么？越南也会说向你们壮族学习。我们应该有这种文化自信。”他认为这样的学习不是单向的，越南的魓末们也在学习中国魓末的仪轨、穿着和歌曲。

在越南很有名气的年轻魓公阿寿和中国的魓末们关系极好，几次来中国参加非遗传承人活动，还曾托海华为他购买中国的服装。当他交好的中国魓末做大型法事时，他偶尔也会过来帮忙。

阿寿是越北谅山省人，据说他十三岁开始和祖母学习做魓，不同于中国的魓末全靠民间传统，他曾经在越北艺术高等专科学校学习了三年天琴弹唱，还代表越南受邀前往巴黎表演天琴仪式。现在，他一边在家务农，一边为富人做大型法会赚取补贴。在越南大型的道场，据说一场下来可以赚上千甚至上万元。

海华知道这些事，也因此担心很多年轻魓末走偏了，做仪式只为借传统敛财，最后发展成骗钱的“迷信活动”。

确实有人奔着赚钱来了。有一次，我在阿雷家遇到他的一个年轻徒弟。这个徒弟搞投资，头发抹油，开着宝马，我问他为什么要学魓，他说：“投资不能搞一辈子，想着老了以后有门手艺，挣碗饭吃。”

海华说，传统的魓末不是这样的。传统的魓末为人消灾解忧，是无法抗拒的宿命。从未有老魓末因为仪式做得好而发家致富。谭三姑告诉我，她去阿雷的师妹农师父家里玩，农师父七十多岁了，做了十多年魓婆。谭三姑说她一去才发现“她过的原始人生活呢。蚊帐的颜色跟用过的抹布一样，还有一个大洞。我一抬头，一个猫在窗上蹲着。我都不敢睡，怕那个猫过来。”

谭三姑临走时，农师父要送她一袋玉米。她不忍心拿，开玩笑地跟她说，“我不要，你过原始人生活，我不要你的玉米。”

阿雷的家人都记得从前家里的贫苦。阿雷和宛清五六岁就已经开始劳作，有一年中秋，秋姨从外面回家，发现孩子们在家里喝白粥，没有月饼，也没有肉。阿雷的嫂子阿冬告诉我，她回到家乡的原因是，之前进厂干，钱是多，但一直在流水线上，人病倒了，挣来的钱全看了病。阿雷的父亲也在一场重病后回到了村里。

阿雷本来也应该在外面打工的。他刚离开学校上工地的时候，还怀揣着美好的期待。姐姐宛清说，他很努力地跟着父亲做装卸，从不叫苦叫累，发第一个月工资，他迫不及待给姐姐和妈妈都买了礼物，飞奔回来送给他们。但他在外面始终定不下来。自从开始做魓后，阿雷才终于算是在家乡安定下来了。

做魓公是阿雷做的时间最长的“工作”，或许也是他做得最努力的。和以前务农为主业的魓末不同，他几乎每天都在跑仪式的路上，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每隔几天顶着黑眼圈通宵唱七八个小时。吴滨老师每次见到他的“下班时间”，都会叹口气：“吃这碗饭也不容易。”

阿雷虽然偶尔也抱怨自己累，但大多数时候，他对这份全职工作乐此不疲。他已经习惯了他的“兵马”。有一次要去另一个地方做仪式，他嚷嚷说车不够，要开两辆。我给他数：“你妈，你伯母，你，我，大哥，五个人，怎么不够了？”

他说：“那我的兵马坐哪里？”

有时候我感觉阿雷对“兵马”找到他心存感激。他在讲述自己出仙经过的时候说：“那时候可能也是因为穷，那些鬼神也会知道这样，这样的人会比较好点，导人向善。”他相信，鬼神更愿意选择穷人，正如穷人也比富人更相信鬼神。

但特别穷的人显然也做不了魓末。金超出仙后，拜师学成，过了很久才正式出师，原因是度戒仪式需要购买贡品和仪式用品，她家没有钱买。开始做魓以后，家里的神位也要保持供奉，需要贡品。信众拿来的东西，大部分会在上贡过后打包再分发下去。如果魓末自己留下太多，会遭到社区非议。阿雷要靠做仪式获得的收入养活自己，得非常努力。更何况他刚贷款在城里买了房。

“为啥老是晚上唱啊？”我有次跟着阿雷熬了两个大夜，实在是要崩溃了。

阿雷翻了个白眼：“祖先就这么传下来的啊。”

后来他才告诉我，按传统说法，阴间和阳间的日夜是颠倒的，所以起兵作法要在日夜之交进行。不过，为了适应现代生活年轻人的时间节律，他有时候也会做一些微调，比如中秋节的时候提早一些唱，这样可以早点结束和朋友去街上吃烧烤唱卡拉OK。

实际上，阿雷一直小心翼翼地试图用现代的知识来解释传统。除了他的小团体，他希望能受到更多人的理解。他也很擅长用现代的词汇来解释传统，他给我解释“中府中路（壮语称kjaŋ xa kjaŋ lo）”这个传说中的仙界仙门地点时，说：“做法事到这里就像中央级部门了......不管你去城里还是去外省，都要先跟中府讲......因为每个外省的神信仰不一样，要在这里交接一下部门，就像公司的人事部财务部有个档档案过去。”

他发抖音时总强调正能量，他在群里跟其他人讨论天琴的品色音调。作为一个接受过现代教育的魓公，他会劝那些生病来找他做仪式的人先去医院看病，说要相信科学。

到南宁参加“三月三”演出后，区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他，问他：“你是怎么想要学习天琴的呀？”他把那套十四岁出仙十六岁做魓鬼神天选的话全抛在了一边，端端正正地回答：“因为这是民族文化，我有这个责任感去传承它。”

九、尾声

新冠疫情在我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呼啸而来。 2020年春，阿雷广发朋友圈劝信众先别来他家里聚集。他给大家画了“祛病符”，要求大家来拿的时候“不接触，戴口罩”。

新冠持续的时间显然比我们预估的都要久，魓末们的祈祷也帮不上什么忙。 2022年8月，边境又一次面临大规模封控。阿雷有天半发牢骚地问我：“现在去南宁要隔离吗？”他苦恼于每次封控，没有办法随意跨区走动，“工作”也受到影响。

阿雷并不知道，这一年，崇左市人大已经开了好几次会议，讨论天琴到底是乐器还是法器，怎样用天琴才不是封建迷信。他也不知道崇左市的专家又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试图让天琴从伴奏用的“民间乐器”走向标准化的“民族乐器”。

越南的魓末们被隔开了。中国的天琴爱好者们已经和阿寿失联很久。沉光玉的妻子在丈夫去世以后回了一趟越南看望家人，至今没能再回到她在中国的家。边境线上筑起了高墙，安上了铁丝网。

边境县不时封控。被封在家里的时候，我看着第一次去阿雷家拍下的仪式录影，看他盘腿坐在大厅里，唱纸鹤飞上天，甘蔗酿成酒；唱祖师来到崖音山，向崖音借法杖，法杖点到月亮，月亮就发光。我仿佛有一种错觉，在那个不大的房间里，从没离开过村庄的老人们，正跟着魓末漫游世界。这是一个我从前从未真正涉足的奇异世界。

但拍这段录影的时候，这些对于那时还听不懂唱词的我来说，无非就是现场呛眼睛的香烛烟雾罢了。我想起海华对我感慨：现在好多研究天琴的学者，魓啊仙啊唱的唱词都听不懂，也不会摇马。借着非遗文献研究的兴起，海华接到了一个项目，正在努力翻译一本魓末的经书。

非遗化的天琴给了魓末们一些被关注的机会，阿雷的抖音粉丝上千了。在非遗中心工作的魓公苏永良策划的那场三月三展演，估计是很多广西人第一次听到和看见魓末是怎样唱诵的。尽管非遗这只靴子能装下多少魓末文化的内容，我们尚未可知。为《非遗广西》天琴编写非遗词条的农老师告诉我，词条审核时间比写的时间更长，仪式图片大都被删掉了，为数不多可以提到的仪式是安花和补粮。

我想起在凭祥做完补粮仪式的那天凌晨，阿雷和海姐坐在阳台铺着的凉席上休息，吃水果。他们聊起附近村里的魓末，哪些老人已经去世，哪个年轻人继承了祖业，有的村不再有魓末了。阳台上放着一笼鸡和一笼鸭，它们把头从笼眼里探出来，不知道在黑暗里，它们能看见什么。但它们仍然在努力地看，对面楼上的火龙果藤蔓已经现出了隐约的轮廓，远处山阴的雾色里沁出鸡啼声，也许注视着东方，天终究是会亮的，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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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委会：《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七）》，2009.

廖锦雷：《天琴》，刊于《乐器》,1983(01)，第24-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