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院外做學術

今天早上收到出版社發來的郵件，是新書的封面和样稿。書的名字叫《國家主義的陰影——學者，民粹與少數派》，除了封面設計有點生硬，其他我還算是比較滿意，尤其是內部的字體和格式，相比這個出版社的上一批書，有了明顯的進步。

這是我在境外出版的第二本學術書，也是我出版的第二本學術書。第一本是2020年出版的《自由主義的重生與政治德性》，今年年初還拿了個小獎。從我開始寫與政治現實有關的學術文章，至今已經八年，八年能匯聚成兩本心血結晶，我的運氣不能說不好。從篇幅上來說，這些文章裡有四分之三在結集之前已經在學術刊物和其他公開的刊物上發表過，這個跟許多學院內的學者出版自己的文集並無不同，只不過除此之外，我跟學院內學者的相似之處，可能就不多了。

我也不記得自己是在什麼時候放棄“在學院內做學術”的想法的，如果要說的話，大約是在2013到2017年之間。

一開始是鄧老師的這句話：

“如果你有在學院外謀生的辦法，那你未必得去高校找工作。”

那是2013年，我在深圳家中寫博士論文已近一年，偶爾去外面上上課。有個試講過的學校，讓我畢業後就過去，但考慮到自己三年四年內畢業基本不可能，對於這樣的承諾完全不敢當真。對於家人來說，最理想的當然就是去深圳大學，收入高離家近，但當時的我對於繁瑣的求職流程沒有一點耐心，連自己的簡歷都沒有好好修整過，以至於2017年有位相熟的老師想為我引薦他學校的工作，看到我的簡歷不僅讚歎我是性情中人。

別看我這麼不當一回事，其實在09年以後，我已經無法想像自己去過一種學院以外的生活。那時的想法是去哪都可以，找到一個好的學校一步到位固然不錯，從一個普通的學校慢慢積累，再回到學術資源更好的學校也可以，本系郝憶春教授就是，一開始去了廣州一所二本學校，後面又回了中大。我對留在學院內有如此執念，主要的原因在於，這五年來，我已經將“學術”作為自我認同里最重要的一部分，實在難以想像一個不做學術的自己是什麼樣的。

然而即便我有這樣的執念，當時我也已經看出，在學院內做學術這份工作，在某些方面的吸引力在極速下降。

我倒不是說收入。在過去十年，高校老師的收入的增長速度，儘管各個地區有點不太一樣，但整體應該高於社會的其他群體。何況對於一個月入一千二的文科博士生來說，找到一個學院內月入四五千的教職（以2013年左右的標準），工作內容幾乎一樣，收入卻多了幾倍，只要不打算結婚生孩子，這個能算什麼問題呢？這大概也是現在許多人願意繼續學院內的原因。

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兩個。一個是我發現，自己的性情和愈益科層制的高校體系，著實難以兼容。我這種愛好自由的性情，和那個時代，和我周圍的人，和我的遭遇都有很大的關係。我並非懶散之人，但只會基於自己的志業、喜好和責任感。但即使是為了志業，也是只有跟志業直接相關的部份（比如查資料寫論文），我才不會懶散，對於那些工具性的部份（比如考研、考博和求職），我通常是聽天由命。 2013年高校的行政化還不算特別嚴重，但我也大概看得出來，一個大學老師花在與工作有關的事情上面的時間，比外界想像得要多得多，但在這些時間裡，只有不到一半是和學術直接相關。

如果這是為了效率，或者像韋伯所說的“理性化”，而不得不讓大學老師付出的一點代價，那我可能也就認了，然而我發現並不是這麼簡單。這套越來越精細、越來越複雜化的大學管理體系，很可能是為了馴服高級知識分子的一種手段。它讓大學老師忙於填表格、申項目、評職稱、跑關係，上一些自己不知道有什麼意義的課，寫一些自己都不認同其價值的文章，以此消磨掉他們的意志，不再去思考一些有現實感的問題，在精神上對他們進行“去勢”，把他們變成體制的一部分，以消除這個群體對於體制的威脅。

我這麼猜測，可能有點陰謀論的感覺，但結合當時一些配套性的政策和做法，我覺得這些猜測不是完全沒有根據。

“七不講”出來的時候，我仔細看了一下其中的內容，發現一旦貫徹執行，那自己大部份研究，估計也就做不下去了，畢竟做政治哲學的，怎麼可能不講“公民社會”和“公民權利”？我也開始憂心，一個連這些詞都變成敏感詞的社會，將會是什麼樣的？很快我就知道答案了。

馴服高級知識分子，還有另外的一些手段，比如不斷貶低他們，摧毀他們的自尊，讓他們自輕自賤，這些當局也基本做到了。我忘了從什麼時候開始，網上發起了對“公知”的污名化和討伐運動，將他們稱作“西奴”、“漢奸”、“美國的走狗”等（至於“恨國黨”、“八千”和“行走的五十萬”，那得是好幾年之後的事），他們的賬號也一個個被炸了，連還嘴的餘地也沒有。這個趨勢演變到後來，就是孤煙暮蟬指著知識分子的鼻子罵說：“你們是這個國家的短板。”

我當時就是一邊在徬徨著，一邊在觀察局勢的變化，但高校的工作是一個也沒認真去找。我對學術的熱情倒是沒有減退，只是這種熱情與那些容易發表在國內學術期刊的內容越來越不相干。 2014年初，我去香港參加了周保松老師的“犁典沙龍”，聽劉擎老師講他那篇《中國語境下的自由主義》，年中還參加了“左翼自由主義與中國”的學術會議，做了錢永祥先生的評議人，這比我2011年十月參加的中國分析哲學大會要來勁兒多了。

會後，周保松老師對澎湃的那篇報導不是特別滿意，他知道我擅長把學術討論寫得有趣（大概是因為那篇《犁典沙龍》），同意讓我把這次會議也寫出來，於是有了那篇《自由主義的“進”與“退”》，後來有不少人對左翼自由主義和那次會議的了解，就是來自那篇文章。

2015年，我也得到了另一個機會，那就是端傳媒的成立。當時鄒思聰在裡面做編輯，他說我知道你對現實政治有很多獨到的看法，為什麼不把它們寫出來？

我對現實政治有很多獨到的看法？這個我真不知道。我對政治哲學倒是有很多獨到的看法，不過那些寫出來都發表不了。在他的循循善誘之下，我將自己這幾年來的觀察，跟對其他思潮的分析和自身的政治哲學研究結合起來，寫出了完全不同於以往的文章。鄒思聰說，對，你就這樣寫，以後有什麼題目想寫就找我溝通一下，溝通好了你就放手去寫。

這些年在端上發表了多少篇文章，我也沒有去數了。這些文章給我帶來了一些收入，但離可以以此為生還有相當大的一個距離，它們也給我帶來了一些麻煩，因為端在當局眼裡也越來越危險。但是我對思聰和端是感激的，因為開拓這一門類的寫作，對於我來說意義非凡。這一門類的寫作，老實說，並不符合學術要“價值中立”的標準，更不符合那種要將“學術”與“政治”截然分開的要求，但我也不將它們定義為簡單的時事評論，因為在幾乎每一篇裡，我都不是單純在經驗層面進行討論，而是會將其抽引到介乎概念和經驗之間，並引入理論問題的探討。對於有些人來說，這種寫作是無法容忍的，因為這給他們的分類造成了認知上的混亂，我也因此遭受過不少指摘。不過如今在我看來，學者用學術去介入政治，或者將政治上的理念作為自己學術上的問題意識，或者把自己的某些研究，變成另一個層面的“以言成事”，並不是一件不可接受的事。

我也不是不能寫那種純學院風格的東西，比如《清除啟蒙毒——劉小楓的反平等主義》、《“去政治化”的政治理論——汪暉的左翼立場與“國家主義”》，和《在辯證法與生存論之間——張旭東的文化政治學》這三篇，不過這樣的東西，即便符合學院學術的形式要求，還是不太可能在大陸發表，所以它最後發表在了台灣的《思想》上。

在學術上，我對錢永祥先生一直是感激的，不獨是因為他幫我的第一本書作了序。 2017年下半年，錢先生和宜中兄聯繫到我，問我能不能給《思想》寫一篇和以賽亞·伯林有關的文章，還有能不能年底到台灣去開一個學術會議，大陸去的還有周濂老師和林猛老師。他們按照和其他學者同樣的規格，給我安排了酒店，報銷了來回機票，付了參加會議的報酬。說句老實話，即便食宿機票要由我自己承擔，以我當時對學術共同體的渴望，我也還是會去的，但他們對我的厚待，讓我感受到了極大的尊重。

最重要的是，我需要一些東西，來證明自己雖然不在學院內，但依然還在學術界。看到這，可能有的人會說，你這就是還沒看開，你要是真對學院體系那麼不屑一顧，就根本不需要這些東西。事實上，如果一個人真的想把學術長久地做下去，那它不可能不需要這樣一些東西，因為學術並不是閉門造車，不僅需要學術產出，還需要學術共同體和學術交流。不是隨便寫點什麼東西發在公眾號上就叫學術產出，也不是隨便拉個微信群聊點西方哲學就叫學術共同體，這兩者都預設了某些門檻，儘管這些門檻不一定要得到學院體系的認證。

後來，我確實發展出自己的一套能保證學術質量的寫作方式：在確定一個題目之前，我會先和一些學界的朋友溝通，這種溝通並不像作者和編輯溝通那樣死板，而是比較靈活的，在任何場合任何氣氛下都可以進行。寫完以後，也會發給一些師友幫我做“同行評議”（peer review）。相比起盲選的同行評議，我可以選擇一些自己在學術上信得過的人，比如前面那篇寫張旭東的，我就找了三個黑格爾專家，一個施米特專家，還有一些對左翼學術思路比較了解的師友來幫我審稿，其中有四五個給出了相當中肯的意見，還有一個幫我查閱了幾個德語版本的《法哲學原理》，以確證我對其中某些文句的理解。這麼做的優點是，這些師友基本都還在學院內任教（海外居多），所以他們的意見可以讓我不至於變得“路子太野”。缺點在於，他們都是跟我有私交的人，所以對我寫的東西可能會有一定的偏袒。

做這些事情要有一個前提，而且可能比上面說的細節還重要，那就是要保證自己有穩定的經濟來源。有的人以為我是全職做學術寫文章，靠稿費為生，這是個非常大的誤會。這個年代要做到靠稿費為生已經是難上加難，對於我這樣被“欽定性社會死亡”的人來說，更是癡人說夢。既然我的書都只能在境外出版，為什麼覺得境內會有雜誌敢登我的文章，它們嫌命長嗎？這些年除了看書和寫文章，其實我的生活和普通的深圳打工人差別並不大，差別在於2019年後我想打工也不可得了，只能靠以前積累的資源從事自由職業，所幸生活並不成問題。我一年有十個月在勤勤勉勉地工作，只有暑假兩個月可以稍微密集地看點書和寫點文章，沒有這兩個月，我的生活將是一片黯淡，但沒有那十個月，我這種在學院外做學術的生活，大概是維持不了多久的。

三土兄去年下半年在一個海外學術期刊發表了一篇論文，講到中國學術界深陷對英美學術界的“學術依賴”和本國威權體制所造成的認知障礙這雙重困境。裡面順帶黑了一把西方學術界：他們佔據著學術中心的位置，自己不需要對那些處於學術邊緣的國家做深入的研究，而是依賴於一些“學術掮客”來了解這些國家，所以他們有權力來挑選誰可以成為這樣的“學術掮客”，後者也有權力選擇如何向西方學界呈現自己的國家。 [1] 三土兄筆鋒所指，這個中國和西方左翼學者之間的學術掮客，無疑就是汪暉。而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當然就是這些享有巨大權力而不知自省的西方左翼的其中一個。

這當然是一種系統性的不正義，而且是全球範圍內的系統性不正義。在這裡面，一些自詡正義代表的西方左翼學者，跟威權國家的體制，有一種隱秘的合謀。一方面，他們為了避開“西方中心主義”或“新殖民主義”的批評，不願去抨擊非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他們為了呈現西方學術界的“多元性”，也願意扶持非西方國家的學者，然而，他們扶持的，大多是跟他們有相似學術旨趣的學者，在中國，也就是所謂的“新左派”。這些在三土兄的論文裡都有所提及。

由西方學院左翼所造成的全球性系統不正義，還體現在他們對於中國政治的嚴重無知和對於中國自由派學者的潛在壓抑。由於這些學者對全球化資本主義（諷刺的是，他們自己就是依靠這種全球化資本主義，才在全球化學術市場裡佔據食物鏈頂端的位置）的厭惡，他們對向西方世界進行挑戰的國家抱有不切實際的好感，因而對這些國家裡所存在的明目張膽的惡視而不見，或者更糟糕，將它們看作其自身“文化”的一個構成部分，認為其他文化的人無權干預。由於受汪暉這樣的中國新左派的影響，其中一些西方左翼學者也認為當下的中國政權承接著20世紀中國革命的道統，而20世紀中國革命足以媲美法國大革命和俄國的十月革命。與此相關的是，這些西方學院左翼，對於中國的自由派學者，並沒有太多同情，他們將後者視為“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代言人，對於那些遭受政權打壓的自由派學者，他們也鮮有提供道義支持或者學術上的交流機會。他們寧可與中國那些權勢滔天的“新左派”稱兄道弟，也不願對受到排擠和壓迫的體制外自由派學者多看一眼，這對於他們持有的左翼立場來說，真的是莫大的諷刺。

在文章裡，三土兄提到獲得掮客資格的一個重要條件是能跨越“語言障礙”，比如汪暉的英語，確實就比國內其他沒有留過洋的學者要好得多。然而從我的角度來看，體制內外的身份，同樣是一個障礙。根據我有限的國際學術交流經驗，海外的學術活動和學術發表對學者的背景還是有要求的，有些甚至要求這些學者在學術機構任職。對背景有要求我能理解，但要求學者必須在學術機構任職，才能進行學術發表和參加學術會議，那就等於是說，這些海外的學術機構和學術平台，更願意，甚至只願意和那些屬於國內學術體制一部分的學者交流，而那一部分有學術研究的能力，但卻因為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原因被排除在體制外的中國學者，也難以從海外的學術界獲得繼續自己學術生命的機會。

這不僅是在學院外做學術的困境，也是在學院內做學術的困境，因為沒有人能保證自己可以永遠呆在學院內。這十年來學院內的文科學術，主要有兩個趨勢，一個是規範化，另一個是政治化，規範化的效果難以評估，以前我覺得是總體是好的，現在不敢確定了，但政治化，對於學院內的學者來說，效果肯定是負面居多。以我所在的政治哲學領域為例，這些年在學院內，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研究遭到打壓自不待言，問題是國家主義的學術，其活躍度和成果產出，也遠沒有十年前來得明顯。十年以前，一群學者敢搞出一個“牛津共識”，劉小楓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提出“國父論”，現在哪邊都不敢了。當然，有一些文科領域，比如歷史學和社會學，這些年也確實取得了不少的進步，不過與其說這是因為它們與政治相關性不那麼大，不如說是這種相關性暫時被其有用性所掩蓋。一旦政治化的趨勢發展到極致，那時有大批的學者從學院裡出逃也說不定。

在學院外做學術，境況可悲嗎？就我本人的情況而言，倒也並非如此。據我所知，《從對#MeToo的三波批評看公共文化的生成》至少被兩篇英文學術論文引用過，《清除啟蒙毒》被《思想》的另一篇文章引用過，《“去政治化”的政治》被一篇英文學術論文作為參考文獻，有英文學術期刊的編輯還讓我把它翻譯成英文，《自由主義的重生與政治德性》這本書也被一篇中文論文和一篇博士論文引用過，《在辯證法和生存論之間》出來以後，有一群對這篇論文感興趣的海內外青年學者（在海外讀博，或在國內任教，與我無私交）還為此舉辦了一個線上研討會，把我邀請了去。當然，對於我這個年齡的學者來說，這些可能不值一提，不過對於一個學院外的學者來說，這已經是很大的鼓勵，畢竟他們引用我的論文不會給他們帶來什麼學術以外的好處。

有的人可能以為，因為我不在學院內，所以我需要花費更多的心力去維護那些學術上的聯繫和“資源”，這些也是誤解。至少對於我來說，我並沒有在這上面花什麼時間，或者說，如果我需要花很多時間在維護關係上面，才能讓自己的文章發表，那我可能就沒興趣了。我對國內學術期刊那種花錢或者靠關係才能發表的風氣，本來已經厭惡至極，如果我出去以後又跳進另一個這樣的醬缸，那我出去的意義何在？事實上是，我發表的文章，大部份都是對方來約的稿，只有那些我自己想寫，又篤定其發表價值的文章，我才會厚著臉皮去聯繫編輯希望發表。

我知道有一些和我年齡相仿的人已經做到了博導，系主任或者院長，有些在國際頂尖學術刊物上發表過無數篇論文（國內的就算了，這我還真不羨慕），或在海外名校已經拿到tenure track，對於這些我比不了，也沒必要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這個“命”就是你的出身、性格和際遇，你只能在這個基礎上，把握在你面前出現的每一個機會。我對自己的命沒什麼可抱怨的，因為它給了我最大的饋贈，那就是對思想和寫作的源源不絕的熱情。至於其他的一切，那就看它隨意分配吧。

[1] Lin, Y. (2022). “Brokered Dependency, Authoritarian Malepistemization, and Spectacularized Postcoloniality: Reflections on Chinese Academia,”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