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深圳的社交生活

大約是九年前，我去北京訪學一個月回到廣州，和鄧偉生老師說起那邊的氛圍，“幾乎遇到的每個人都和我聊政治哲學”。他說，這氛圍有點不正常。我以為他要說不該聊得那麼沉重，該談點日常生活什麼的，誰知他凝神望著空中，說，形而上學才是第一哲學嘛，怎麼都聊政治哲學呢？

2012年暑假，我就是在這樣的熏陶之下，回到了生活二十年的深圳。那時我的博士課程早已修完，助教課程也剛結束，我把資料打包收拾好，回家裡寫畢業論文。讀了兩三個月文獻以後，我在長輩的介紹下認識了阿朗，他是我父親朋友的兒子，比我年齡稍長，在新西蘭工作多年以後回到深圳，還沒結婚。

有人以為我是深二代，在深圳必然有去不完的飯局和酒局，畢竟從小到大的同學都在這邊。這真是天大的誤會。首先我有不少以前的同學已經不在深圳。這裡面分四種情況，一種是移民到了國外，主要是澳洲和加拿大，去過“好山好水好寂寞”的生活。另一種是去了別的城市發展，以北京上海居多，因為有的行業，比如傳媒、學術、教育、醫療，在深圳不一定能獲得最好的前程。還有一種是不太喜歡深圳的氛圍，選擇去一個小眾城市生活的，比如我的小學同學辛瑤遙，已經在景德鎮做陶瓷十年，現在是蜚聲海外的藝術家；初中同學楚琳，一次旅行去了拉薩，從此在那生活數年。

最後一種不多見：某些我小時候的玩伴，在後來人生的某個階段，突然就決定回到自己原來的家鄉，不在這個自己長大的地方呆了。每個深二代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一些同學，他們讀完初中就不讀了，要么早早地出去“揾食”，要么稀里糊塗過了幾年再開始對自己的人生重新規劃。如果父母有些家底，那他們的日子還不一定會過得糟糕，但倘若家境比較慘淡，那隻能憑他們自己的運氣和讀書以外的本事了。其中一些被“淘汰出局”，也是意料之中。

我不能說離開的那些同窗恰好就是跟我玩得好的，但我一年裡確實沒動過幾次想和老同學聚一聚的念頭，這更有可能是因為我以前玩得來的同學也很少。這個情況很好解釋，那就是“不合群”、“長得寒磣”、“嘴不甜”這三樣我幾乎全佔。要說我的才華得不到同學的賞識，那也很牽強，畢竟我不覺得那時的自己有什麼才華。事實上，那些願意搭理我的同學才是人中菩薩，他們本著“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同學”的精神在我身上挖掘長處，就這樣還有幾個被我氣走了。

回來九年去過兩次同學會，第一次是高三同學聚會，去的幾乎都是女生，聊奶粉和尿片，實在插不上話；第二次大學同學聚會，本來氣氛頗為融洽，但有一位覺得自己賺了很多錢的同學一直搶麥克風，給自己開的公司打廣告。從此我屏蔽了一切同學聚會的通知。那些還有聯繫的男性同窗，正值孩子最需要陪伴的時期，一有時間也是花在家人身上，即便偶爾想要找人喝酒吐苦水，也甚少會想到我這個住在空中樓閣的人。

剛回深圳那會兒我就預知了自己和故交的狀態會是這樣，所以早就想好了：如果我還想要有任何社交的話，那隻能厚著臉皮去重新認識朋友。阿朗的及時出現，幫我省掉了好多臉皮。這倒不是說我跟他本人玩得有多好，而是他背後有一個龐大的網絡。現在的海歸圈是什麼樣的生態我不太了解，但2012年的時候，這個圈子的活動可以用“層出不窮”來形容。我一度覺得，這裡面沒有誕生幾部像《了不起的蓋茨比》這樣的小說，是深圳文化人的失職。

海歸圈裡面，外來人才和深二代的比例，大約一半一半。兩邊沒有各自抱團，而是以職業、興趣、人際關係，形成一個個小團體，裡面不是海歸的人也很多，但他們有另一些可以拿得上檯面的標籤，比如“博士”或“富二代”。阿朗的群都是他回國以後通過各種方式認識的朋友，裡面的人參加社交活動的目的相當明確，那就是找對象。有一位情急之下還說過這樣的話：“深圳單身比例這麼高，深圳市政府是要負責任的！”

其中也有一些是想結交人脈方便搞錢的，但並不是主流，跟現在不太一樣。我印像很深的是一個留日回來的博士，形像很到位，還上過《非誠勿擾》，他就是這樣的例外。就我跟他打交道的短短一兩年，他就做過婚慶、環保設備、美式口語，每次都是攤子舖得太大，資金或其他環節跟不上，潦草收場。他以為我是那種有錢親戚多得數不過來的深二代，做環保設備那會兒找過我，極力勸我拉親戚給他投資，說發達以後一定資助學術事業的發展。我當時就覺得他背景調查做得這麼糟，畫大餅的功夫這麼差，要成功應該是有點難度的。

要找對象的那些人，幾乎每一兩週就會參加一次圈內組織的活動，阿朗對一個很愛組織活動的女生很感興趣，於是我們兩個群經常聯誼。有兩個場地是我們常去的，一個是大劇院那邊的一個酒館，老闆是留法回來的海歸，在法國買下了一個酒莊，還獲得過“騎士”的封號。他平時閒著無事，喜歡邀我們去玩，把會議室重新收拾一下，用投影儀放文藝片，偶爾攛掇我們開一兩瓶起泡酒。另一個同樣是賣紅酒的，只是店面沒有那麼大，中間有一張長桌，我懷疑主要用來玩狼人殺。他喜歡聽我講一些學術和思想一類的話題，讓我把讀書會開在他那裡，他給我們供應茶水點心，分文不收。

我明白社交生活對我的意義：我不需要傾訴什麼煩惱，但需要每隔一段時間，和一些朋友見見面，聊點什麼，或者一起做點什麼，如此我不至孤獨成疾。海歸圈的朋友漸次結婚以後，我和他們也便疏遠了。有兩三年，“阿瓦隆”成為我社交生活的紐帶。每週六下午，或週日下午，在南園路的92°咖啡，我們一殺就是四五個小時，有人甚至從龍崗坐長途車過來。同樣地，我們聚得越來越少，原因是裡面結婚的朋友逐漸多起來，還有兩個互相看對眼了，直接領證。對於大部分人來說，他們過群體生活，為的是最終過上二人世界。這倒也沒什麼錯。

即便那些深圳的朋友都沒有結婚，我和他們的來往，也不能滿足我對人與人交往的全部需要。我不想總是躲在自己的私人空間裡閱讀和寫作，也不希望好難得出去一趟，談論的話題卻僅限於和異性、家庭和工作。在《存在主義咖啡館》裡有這樣的描寫，讓我心馳神往：“很多年裡，薩特和波伏娃都住在聖日耳曼區的廉價旅館裡，並成天在比沒有暖氣的旅館房間暖和的咖啡館裡寫作。他們最中意的花神咖啡館、雙偶咖啡館和拿破崙酒吧，全都集中在聖日耳曼大道和波拿巴大街之間的拐角。花神咖啡館是最棒的，因為當聒噪的記者或過路客太煩擾時，老闆有時候會讓他們去樓上的私人房間里工作。不過，他們也喜歡樓下那些充滿生氣的桌子，至少早期的時候是這樣：因為薩特喜歡在嘈雜和喧鬧的公共場所工作。他和波伏娃會'上朝'，同很多朋友、同事、藝術家、作家、學生和戀人侃侃而談，每個人都抽著香煙或煙斗，一邊吞雲吐霧，一邊七嘴八舌地說話。”

2014年初，我聽說劉擎老師要在周保松老師家的“犁典沙龍”上分享他那篇《中國語境下的自由主義》，特意從羅湖口岸過去，坐港鐵到“大學站”，又由一位藝術家打扮的司機搭載，兜兜轉轉地上了山。當天慈繼偉先生、週濂老師、滕彪兄都在場，就在那幾十平方的客廳，爆發了激烈的思想碰撞。那是我夢寐以求的社交活動的樣子，可一而不可再：我們通過在私人空間中運用公共理性，隨時隨地地讓公共性“當下呈現”。

黃律還沒有去日本前那幾年，經常會從香港過深圳來找我。他是在外所工作，並不直接與政治哲學相關，但他一直沒有放棄對那些問題的思考。我記得他有好幾次約我吃八合裡，說深圳的牛肉火鍋比香港的好吃，還說香港是個物質主義過度氾濫的城市，他在那裡也找不到人聊這樣的話題。等我將周保松老師介紹給他的時候，他已經快要離開了。我是那種不把文章以外的觀點太當一回事的人，所以當面或網上聊天，只要對方的觀點不太過分，我都不想爭辯太多。但他和我不同，即便是聊天，他也會在一些細節上極其較真，為此不惜讓人不快。我們見面，往往是他說得多我說得少。他有太多的思考需要表達，但礙於自己的身份，不能輕易形諸筆墨，而我對於自身還沒成熟的想法，總是羞於啟齒，這反倒讓我們相處愉快。

黃律去日本前後的一兩年，賈葭兄和鄒思聰前後腳也來了深圳，機緣巧合之下，我還認識了金心異老師，這使得我的社交生活有了較大的改變。賈葭兄在境內外幾家頭部媒體都擔任過重要職務，還是“騰訊大家”的創始人，他不做媒體人以後，一方面開起了移民公司，實踐他“早發早移”、“早移早發”的宗旨，另一方面，他做起了更細緻的歷史學研究，前兩年還出版了《摩登中華》一書。鄒思聰與我相識多年，還曾經是我在端的編輯，如果沒有他的鼓勵，我大概也不會走上研究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不歸路，那本《自由主義的重生與政治德性》就更不可能出版了。他在香港讀書工作多年以後，似乎覺得深圳是一個更有迴旋空間的城市，於是來此地工作，如此我們才得以見第一次面。

金心異老師，是有名的“深圳三劍客”之一，研究深圳產業發展的專家，但在李寧引介之前，我並不了解。第一次見面以後，他私下與我討論康德與羅爾斯，有過這樣一個判斷，與我不謀而合：中國現在最需要的哲學家還是康德。金老師做過市人大代表，但他是不折不扣的深圳民間思想家，深圳政府部門的人對他是又敬又怕，怕他不動聲色就把一些政策給批判一番。他對我最大的影響，是燃起我對做“深圳研究”的熱情，讓我意識到自身的經歷和理論儲備，都與這個我在其中長大的城市有著緊密的聯繫。

三位師友有各自喜好的社交方式。賈兄喜歡在都都的天台聚會，同去的還有一些圈中好友，但經常臨時起意，我無法每次都赴約。他對於自由派的掌故極其熟悉，且交遊廣闊，話題總是順手拈來，而都都對邊疆史的研究在他和我之上，他們兩個一唱一和，旁人略插幾句，一個晚上就過去了。我與思聰、來福有定期的聚會，往往是交流最近寫的一些文章，或者談及某些一直關注的學術問題，如果有同溫層的朋友來找我，也認識思聰的，我一般會把他也叫上。至於金老師，我和他基本是以設宴的方式見面。一次是他設宴款待眾友，也邀請了我，另一次是我在新居設宴，將他和賈葭兄、都都、思聰、來福，還有以前和我一起辦讀書會的劉揚一併請了過來。

除此之外，我還有兩種社交關係，與一般人不同。一種便是前面提到的同溫層的朋友。他們大多在網上讀過我的文章，加過微信，恰好經過深圳，順便約我吃個飯。如果可能，我一般都會叫上他人，因為我在上課或正式的講座以外，實在不善言辭。只有一種情況是我欣然前往的，那就是對方約我聊某個我感興趣的學術問題或公共議題，且ta掌握著某種我並不熟悉的材料、視角或分析框架。我對純粹的磨嘴皮或者口頭輸出觀點並沒有太大的興趣，主要是廢嗓。

另一種來自我已經畢業的學生。他們有的在國外上了一兩年大學，學術視野和學術功底都有了相當程度的拓展，想要回來與我分享，這是最讓我感動的，也是我教書的初衷所在。另外的一些僅是回來和我敘舊，這種我一樣歡迎，但有時我看到他們身上有一些變化：他們“成熟”得太快，比我更了解社會運作的潛規則，承擔著更多的家族使命，於是理想主義的熱情隨著他們青少年時光的逝去而日漸消淡。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覺得自己的社交是有嚴重缺憾的：我沒有那種一般意義上的“死黨”或“鐵哥們”，就是有一到兩三個人，對自己瞭如指掌，無話不談，可以結伴一起去瘋玩的。最近兩天在讀魯迅的《吶喊》和《朝花夕拾》，看到他寫閏土和範愛農，雖然一個是虛構的，一個是真實的，但總覺得心有戚戚焉：我從小到大的故交已經說不上話了，而同溫層的朋友並不了解自己的過去，且常常陷入政治抑鬱之中。大約知識分子的生活，本身就是割裂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