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叶维昌：人道工作中的平衡艺术| 围炉· CUHK

2022 年 4 月 4 日

回顾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多年经历，叶维昌认为，人道工作是一门平衡的艺术。

叶维昌，曾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驻外代表，有6年多在前线战区进行人道工作的经历，2019年转任香港一家以青年为本，独立运作的智库的营运总监。

中三成绩班上包尾，经社工点醒，说大学有更多他向往的排球赛事，发奋读书进入香港大学商学院，2004年毕业入职投行高盛集团，在讲定的四年工作期限到达后，辞职赴日本修读国际关系硕士学位，2009年报考ICRC因法语差被拒，后在香港红十字会工作，又赴法留学，2011年再次申请ICRC被录取，之后被派驻巴勒斯坦、阿富汗、约旦、叙利亚、缅甸等地，亲历过2012年以色列轰炸加沙地带，2013年ICRC驻贾拉拉巴德办事处的炸弹袭击，2014年塔利班劫持阿富汗师生，2015年缅甸西部的难民危机......曾因2014年组织营救被绑架的33名师生备受媒体关注，2018年获评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

回顾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多年经历，叶维昌认为，人道工作是一门「平衡的艺术」。

1 平衡理想与现实

1. 在您成长过程中，有什么人或事对您国际视野影响较大？

叶维昌：香港大学那个时代的氛围对我影响还蛮大，我去到大学以后觉得世界很大，香港很小。那时看了香港战地记者张翠容的书，关于世界各地的难民和战地生活，就很想去了解世界上除了所谓的大国外，其他小地方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我对国际问题的关注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后来大二时有个机遇，我去了肯尼亚贫民区做商业扶贫的项目。

我去肯尼亚以后发现世界真的大得很厉害。当时我住在贫民区，那里卫生环境很差，生活极度贫穷，我看到邻居伤残的小女孩被去上班的父母锁在门外，下雨时只能躺在水里，太阳晒的时候皮肤都裂了。我开始问自己，香港遇到的问题是不是世界问题，还是他们在肯尼亚遇到的才是世界问题，世界上是更多人过着像他们一样的生活，还是更多人过着像我们一样的生活。我发现活在贫穷线之下的人才是这个世界的主流，于是我开始思考，教育对我的意义是什么，我父母读书是为了向上流，到我这一代应该可以有所不同吧。当时另外五位其他国家的intern，在实习完结时都说毕业后想去国际机构处理这些问题，想做外交人员协调国与国的问题，这令我反思，为什么我读了那么多年书，除了会计师事务所、银行和地产公司啥都不懂，我觉得自己眼光很窄。所以突然有一个想法，我希望有机会在这些问题里面发挥一点角色。但是当时我知道没办法马上改变生活轨迹，所以就从2002年开始做了一个五年计划，开始选择不同地方的问题去看书研究，希望五年后可以满足进入国际机构的要求，比如拥有一个很好的研究生学位，掌握几门国际机构承认的官方语言。

 2.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很重要，只有理想是不够的，还要有规划。

叶维昌：对，规划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我二十四、五岁时，很多人问我如果追梦失败了怎么办，我想这个五年计划给我提供了退路。我的计划里除了之前讲到的学位和语言外，还有提高自己的成熟度，所以毕业后在银行工作同期我去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在监狱里面教书，世贸组织来香港时也去参与相关的活动，如果最后这些都没能让我成功考到国际机构，我回来拿着这个履历也可以找到工作。当然，每一个决定最后的结果都是要自己承担的，既然选择离开银行去体会很多不同经历，那么物质的生活自然要减少一点，可是生活简单一点其实不也一样吗，重要的是在我人生最有动力最年轻的阶段认真地活过。

 3.您毕业后在投行工作了几年，那这段经历对您后来的人道工作有帮助吗？

叶维昌：我来自一个普通家庭，因此我要考虑怎么平衡我的理想和家人的生活，避免我的梦变成家人的噩梦，所以毕业后我先到投资银行工作，同时预备研究院，有经济原因，但是在高盛的工作也让我的成熟度，处理问题的思考方法不一样，对我往后做事情的判断、管理上的决定帮助很大。

2012年加沙地带突然爆发一场战争，局势很紧张，很多东西要调配，世界各地的救援物资每天进来。纽约日内瓦总部，捐款人和媒体每天都想看你派了多少，资金透明度怎样。但是救援物资的物流量很大，运输过程中可能被很多检查站卡住，前后货量调配有很多变动，我在银行习惯了快速变动和数据上的问题，很快就用Excel把输进来的乱七八糟的报告统计起来，马上给总部那边发报，我老板就对我改观了，发现你除了热情，还有点很扎实的技术，管理事情有逻辑有方法。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追求目标的路不一定要走直线，我花了五年时间走了点弯路，但最后发现我比同期加入的同事走得快，就是那五年弯路把经验累积下来了。有时人生就是这样，你永远也不知道自己的路会怎么走，重要的是当机遇在你面前展开时，你有没有好好把握，学会最重要的东西，你没有浪费每个阶段后，它们加起来可能就会展现给你想要的道路。

2 围绕战争展开的人道工作

4. 除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大家比较熟悉的国际组织还有无国界医生，联合国系统，在您看来，这三者的区别是什么？

叶维昌：无国界医生是从前ICRC的前辈分开成立的一个机构，我放在NGO（非政府组织）类别，联合国是以国家为系统的一个国际组织。 ICRC就在两个系统中间，它不是属于联合国系统的，但它有国际性，因为它是日内瓦公约的成员国签了战争法而成立的（注1），它也不是一个NGO，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国家授权，就没办法成立。它做决定的方式和联合国不同，联合国是成员国举手，最主要的国家再决定，但ICRC的运作逻辑是，国家签了日内瓦公约（注2），把权力交给战争法，然后ICRC就按战争法运作执行。

 5. 与它们相比，ICRC最主要的优势体现在哪里？

叶维昌：与联合国相比，ICRC的中立和独立性让它可以在一线工作中走得很靠前。联合国说起来权力大，但就打仗来说，世界上无非就是联合国的成员国之间打，或者非联合国成员国在和联合国成员国打。假设在叙利亚和伊斯兰国打仗的前线，联合国的员工出来跟伊斯兰国说，我们是为了人类和平来调配资源保护受害者，他会觉得你就是政府那边派来的，为什么要相信你。 ICRC不同，成员国签了战争法就意味着把权力交给法律，要维持ICRC工作的独立性。同时ICRC也让非政府武装组织知道所有工作按战争法进行，如果他们不相信战争法，那就跟他们讲道德伦理关系，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中立，我们不会刻意去评论任何政治或战争行动，只处理因战事而产生的人道后果。比方说，我可以去照顾你方的伤病员，但同时你要允许我照顾战事另外一方的伤病员，如果你阻碍我处理他们的平民，到我们要处理你们平民的人道需要时，别人也会阻碍我们。

这个说起来很理想，但现实中需要很长时间建立信任，他们会观察，这个组织是不是真的不考虑政治立场，在我们受伤或其他军队受伤时一样对待。我在缅甸罗兴亚人地区工作时，那里有佛教徒和回教徒的冲突，每次我去佛教庙里见高僧，希望他劝佛教群众冷静一点，出来后，穆斯林部落就会说你为什么每次都先去他们那边，不先来我们这边，所以要很注意这些细节。人道机构的中立形象，以及跟地区之间的信任是通过每一次行动、每一次决定累积建立出来的，不是口头讲出来的。

跟无国界医生相比呢？他们很重要，很多功能是ICRC也没法做到的，但是他们的operation里有个限制：如果你面对的战争是体制和体制对打，或者体制外和体制内对打，而无国界医生的机构在体制外，体制就可以说我为什么要和你对话，很多国家都出现过这类情况，所以需要有一个体制外和体制内都能发挥作用的机构，可以串连两边。此外，很多NGO采取公开抗议和批判的方式，希望对武装军事行动施加压力，这种方法有它的作用，但很多时候它没办法解决问题，没法再推动政府或武装组织回应。 ICRC一百六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不是唯一的方法，你要在那么复杂的政治关系里面处理平民事务，要有很多不同的策略。有时候可能需要把门关上，在保密和信任度高的情况下，讨论怎样的军事行动能尽量避免对平民的伤害，这里面有很多小的关系的建立和磨合，ICRC就起到了这个作用。

 6. 2016年12月，联合国安理会曾就要求在叙利亚阿勒颇市冲突实施7天停火协议，举行投票表决，但是未获通过（注3）；ICRC也曾在阿勒颇向参战方提出人道停火几日以便撤走平民及伤病员，得到了准许（注4）。为什么联合国失败而ICRC成功了呢？

叶维昌：本来联合国应该发挥的角色，就是在具争议性的情况下可以出来把事情摆平，但每次牵涉到大国和小国利益在内时，它就很难发挥作用，2003年全世界都要美国不打伊拉克，联合国也决定不打，但最后美国还是要打。 ICRC不一样，我们在一线就跟冲突方讲，你一直都和我们合作，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不干预你们打仗，但你让我带着平民和不想打仗的人离开。 2016年在叙利亚就是这样，我们在阿勒颇把最后的平民都尽量撤走，联合国也有参与，但具体是怎样我不清楚。那时很敏感的点是，平民里面也许会有从前给伊斯兰国打仗但现在不打的，政府军希望参与过的人都要被找出来，但战争法的精神就是分开战斗员和平民，非战斗人员让他保有生存权利，往后怎么审判怎么追究到时再说，ICRC就在里面协调，希望不要因为一部分不清不楚的事，让本来完全没参与的平民困在里面一起受苦。

 7. 您怎么看待战争法的效能？

叶维昌：现在打仗冲突的方式让战争法的作用发挥得越来越小。过去主要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冲突，所以才有国家之间定一套打仗的规则，战争法就是国与国之间的agreement，国家相互尊重这个agreement的时候，它就能发挥作用，反之，它的地位就下降。现在打仗可以是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它不是国家，也不认同你这个国家系统里签出来的东西，所以战争法对ICRC同事或者NGO的朋友来说，在前线最大作用是保护的功能，因为它规定人道人员受保护，有红十字标识的不要去攻击他们。那大家就开始怀疑战争法的存在意义，特别对那些非国家单位组织，它们就是没法按战争法尊重你，这时我们只能靠建立关系，跟这些组织讲道理，希望他们明白这样下去对他们存在也不利，更好的情况是让他们有更大的生存空间。那政府会说这不就在帮这些组织延续吗，如果ICRC不存在它们直接用强硬手段处理就可以了嘛，但这对它们国际形象也有影响。所以每一方都在正反角力中找平衡点，我们也是，尽量地希望所有人都尊重国际法，没办法时也要靠讲伦理道德关系。

在一线，你把所谓西方概念的人道法套用在当地，他们消化不了，所以我们的同事会研究每一个部落的文化规则，尽量从人道法的精神和地方组织的宪章或是宗教教条中寻找共同点。比如不应该对平民加害，要分开好人坏人这些精神就永远都在，这样说的时候比较容易。我那时的感触就是人类是同样的美丽也是同样的可怕，不管你是什么宗教，什么语言，每一个文化系统里都会有教人向善的部分，但是在复杂的生活面前或者利益冲突之下，这些美好的教导都会被抛在脑后。

3 前线地区被忽视的需求

8. 您的工作中包括了监察战俘待遇，有没有最难忘的一次？

叶维昌：我在阿富汗探访过一个监狱，里面有个人被关了三年多一天都没有出来。门开以后，房间全黑，后面只有个小窗，在砖墙上，我根本看不到那人的样子。他站起来的时候，我感觉一个很高的人站在面前，突然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助理以为他想攻击我，要把我拉走，我说比拉（助手名），不是。因为我感觉他的手放在我肩膀时没有攻击性，很弱，还是颤抖的。然后他站在那一直哭，站了四十分钟，最后说了一句话对我蛮震撼的。他说，他很久没有感觉到皮肤的温度了。我就想，一个人要到怎样情况，才会觉得人跟人接触的那个皮肤的温度是多么怀念的感觉。它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人要开心其实不需要太复杂的东西，有时要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沟通和关心，越简单的东西越能触动人心。

 9. 提到人的需求，您觉得前线地区居民有哪些需求是被我们忽视的？

叶维昌：我很真实地说一句，前线地区民众需要的物资很多，房子，食品，水，医疗，但这些只有止痛的作用，因为不可以根本解决打仗的问题。那我们这些老外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我在当地的朋友告诉我，是让他们知道世界没有把他们忘记，对长期在动荡里面生活的人最怕的就是孤立感。我去年写了篇关于阿富汗的文章，里面讨论了这样一件事，就是亚洲欧美关于塔利班重掌阿富汗讨论的都是为什么塔利班会回来呢，就好像塔利班在2002年以后就不存在了，然后2021年又突然出现，但是对阿富汗的人来说，2002年塔利班失去对阿富汗控制后，还是一直在他们生活旁边，打仗冲突是完全没有减少过。我们活在大城市里所谓知道世界最多的人，都没有持续关心需要帮助的人，其实他们还有很多事没解决，所以对当地人来说除了物资外，持续的关注是很重要的。

灾民的需求问题放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回答，很多时候我们带着刻板印象去服务当地人容易撞板。 2016年叙利亚难民危机，我在黎巴嫩跟叙利亚边境处理难民问题，那时候每接到通报有难民从叙利亚北部过来，我们就预备好各种物资等那一拨人，但是当难民来到我们面前，他们第一句说出口要的东西是WIFI。因为阿拉伯人一般是大家庭一起生活，走难的时候有人走得快，有人走得慢，到达的人希望尽快告诉没到的家人在途中避开有冲突的地方，或者就简单一句我到了，你们要熬到最后，我们在难民营见面。我们一般对战地的需要很直观的就是食物，如果是短期的战斗这些物品可以解决他们的需要，但是当战争是持续性的，时间拉得很长时，很多精神或感情上的需要是容易被忽略的。

4 平衡多方利益关系

10. 在您的工作中，有哪一部分很少被外界关注，但其实非常重要呢？

叶维昌：很多人只看到前线对灾民的关怀救助，或者我们处理很紧急的情况，我觉得要做到的另一个工作很少有人去做，也不懂。现在世界上打仗地方的数目，受灾人群和难民的数量，是人类历史里面最高点。但同时我们的私人企业很发达，可以调配很多资源，解决很多问题，它们一点点简单的科技就可以解决很多一线上面的需求，让人道援助的分配变得简单有效。但是很多时候企业对人道工作的理解，就是需要爱，水和食品，人道行业里的人看企业就是魔鬼，赚了很多钱，什么都不做。我觉得现在需要把它们连结，让一边的人不要把另一边魔鬼化，在所谓魔鬼一边的人不要浪漫化人道工作。以我自己为例，我在银行的工作经验反而在前线工作里最帮到我，所以我觉得企业除了捐钱，可以捐助技术。比如现在疫情下流行用无人机派送食品，我们在一线常常遇到道路不通，地雷或其他情况，很多平民去不了想去的地方，无人机就可以在这里发挥作用。我们那时跟荷兰的飞利浦合作，让最缺乏物资设备的医院，在非洲里面用当地容易找到的材料，制作简单的听筒可以听到孕妇小孩的心跳。其实私人企业有很多可能性是没有被发挥来帮忙解决世界问题的，毕竟它们也是制造世界问题中的一员，有时它们也间接让贫富差距增大，所以它们把拥有的技术再贡献给社会也是有用的。

但很多时候企业可能也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国际机构不接受企业的新科技，因为系统没办法马上接受这些和常规不同的东西，里面的行政人员可能也不懂怎么处理。我觉得这又是一种战斗，在我的整个人道工作你看到真的武装冲突，还有就是人的惰性跟创新的冲突。现在人道机构在一线用的技术和工作手法还是很土的，所以我鼓励对这个行业有兴趣的人，先在商界工作一段时间，把最新的管理或者硬件技术引进这个行业。

 11. 在您看来，国际机构创新速度慢的原因是什么？

叶维昌：国际机构确实有空间去创新，但同时也要考虑它们在前线面临的困难。在冲突地方放一个新的东西进去牵涉到很多利益关系，以无人机为例，国际机构需要考虑谁去管理这个无人机，谁有权拥有这个无人机。人道人员去一个打仗的地方，其实在改变当地的政治关系和利益关系，什么组织有权让你进去，那个组织在他们群众心里就会很厉害，所以为什么最后在当地会有很多不同的人提出要建立关系，这背后可能就是地方群众给他们一点好处。你要特别注意的是，你每一个小小的行动会改变当地社群的生态系统，那这个改变是好是坏，很难说。

我在缅甸的时候，那时是罗兴亚人和缅甸佛教徒的冲突，缅甸政府打压回教徒，一百多万回教徒卡在一个难民营里，世界各地NGO都去帮忙，那个难民营所在的若开邦是缅甸全国最贫穷的地带，经过五年所有NGO的努力，被打压的回教徒在难民营的生活，比在外面没被打压的佛教徒民众的生活还好，佛教徒心里不平衡，到最后把国际机构的办公室一把火烧掉。你可以怪那些佛教徒无知，确实野蛮，但同时那个时代的NGO他们也无知，想事情不周全，怎么可以让难民营的生活条件比外面要更好，没有考虑到外面的人一样贫穷。结果到最后不是政府不让你去服务那些回教徒，而是当地佛教群众不要这些老外进来。你确实要帮助受政治打压的人群，但你既然在争取人道空间，就要去平衡所有利益关系，这个是大家想得比较少的。有些时候我们捐款指定要给某个地区最受害的人，觉得他们最可怜，真的可以这样吗？以刚才讲的缅甸为例，外面社区的人一样穷，你真的可以不关注吗？所以说人道工作要平衡很多关系，这是外界浪漫化这个行业时没有考虑到的。

5 人道工作的挑战

12. 作为ICRC里少数的亚洲人，这个身份对您的工作有什么影响吗？

叶维昌：我工作的时代亚洲人确实少，但我觉得亚洲人在这个工作里是有优势的。我在一个地方处理冲突，工作完要离开时，那个地方的省长来跟我见面，说你是我第一个在国际组织里合作的亚洲人，跟你那些老外同事很不一样，他们来经常指指点点你这里做的不好，那里做的不到位，我当然知道我犯什么错，但我有政治任务，我工作就要这样我没办法。你处理问题的方法我比较好接受，你能尽量从全局去考虑，平衡你们机构和我们的角色，找到共同存在的方式，让大家都有台阶下，这样的亚洲人的思维方法我觉得很好。

 13. 对您来说人道工作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叶维昌：除了刚才说的对国际法的尊重，要平衡很多方关系，我觉得还有就是人道工作人员的心态很重要。很多人做不到尊重当地人，用第一世界帮助第三世界的救世主心态工作，觉得当地人很笨或怎样，其实是当地人不想跟他们交流。在这个行业时间越长我越觉得要谦虚，我在阿富汗有个年轻团队，四个小伙子，都会说英文还有很多不同方言，在当地教育水平那么低的情况下，他们的家庭背景肯定很好。一次我跟他们在野外工作，更换衣服时看到他们每人身上最少都有个子弹孔，我看到都感觉到痛。我想，对这些经历过生死的人来说，我们只是因为出生得好，去到好大学，有幸来当他们所谓的领导，但我们对生命有他们体会那么深吗，我们知道什么可以真的帮到他们吗，其实我们做的只可以止痛，他们对人生有更深体会，也更知道当地人的需要。

很多时候我觉得是他们帮助我看透了人性、人生道理，也是他们救了我。我第一次在巴勒斯坦遇到冲突，到处都是催泪弹，是我的当地同事拉着我的手一起跑，教我到什么地方躲避。所以你享不享受这个工作，能不能带来好的影响，是不是帮到当地人，你的心态很关键。如果你只把它当做一份工，认为我有能力帮人，我觉得是走错第一步，反而，如果你希望和那些在困境里的人一起度过一个阶段，尽量帮他们止痛，等有更好的时代去解决根本问题，这才是走对第一步。当你没办法和那些人站在一起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帮他们处理更大的问题。

6 平衡帮人之心与实际情况

14. 您是零距离和武装组织交涉，会不会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叶维昌：你现在问我，我回头看，肯定会担心。但那时不会觉得很担心，第一如果很担心的话就不会去了，第二如果你觉得那是工作的一部分，那支枪在你面前就像是电脑放在面前，像是办公室常常遇到的一个东西。当然你会小心，你经过很长时间的打交道，建立一个关系，到大家同意见面时，如果你相信跟他之间有一个信任度，他不会乱来，那么你就可以坐在那里。这个也是考验你的胆量，对方也在判断，你信不信他为了安全把枪放在那里但不会动手，察觉到你不信的话，他就会说原来你不信我，但你信的话也有机会犯错，他也有可能把你干掉。这里面有很多对人性、对周遭事情的判断。

所以我不鼓励刚毕业的同学去这个行业，因为人生阅历比较低，对人性的判断会有误差，反而我鼓励大家可以先多体会世界各地不同的行业，多见不同的人，人生阅历多一点才去做这类工作。因为如果你在一线判断错误，你不单把自己生命，还把同事的生命置于危险的地方。

我有次经历汽车炸弹后，老板把我送到迪拜，因为我当时处于一个精神极度紧张的状态，回来后我老板说，我知道你很努力，什么工作都会做得很好，但是我怕你因为精神压力判断错误的时候，我没能力再把你带回来。他接着说，你要知道，你下面有五个阿富汗的同事，他们每人家里都有五个人，如果这五人因你的判断错误牺牲了，一下就有25个人没饭吃。因为阿富汗工作不多，很多时候一家人只有一人找到工作。所以有时候我看年轻人道人员去到前线就要当英雄，去最危险地方，把自己的本地同事也拉上，会觉得有点不负责任。我们需要他们工作，但也是有一个度，当然也不是说因为家庭的顾虑就什么都不做，明明要帮的不去帮，所以这里又是一个平衡，平衡帮人的冲动和实际上的工作情况。

 15. 在高压的环境下工作，要怎么调节自己的心理？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会不会有一种无力感？

叶维昌：每天都有，那么多问题你肯定解决不了全部。当很多的灾民有需求站到你面前，你没办法每一个都很人性地去处理，还有就是当同事牺牲的时候，你也很无奈。但是你要想，倡议和平的是那些国家，发动战争的也是那些国家，你在底层做的事其实无补于事，所以第一要看得开一点，对人类有希望，可能解决方案不在你的时代出现，但你要用尽你的办法让这些人生存下来，等到最好的时代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第二，我个人面对压力的方法是晚上跟同事们开心也聊，不开心也聊，这很重要。第三是我跟家人每天都联络，很多时候可以帮我抽离在前线的紧张气氛。

7 平衡自己的人生

16. 您在中途没有想过放弃吗，是什么原因让您在前线坚持下去？

叶维昌：没有。我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来自那么普通的背景，父母小学都没毕业，我只是香港一个屋村仔，我可以有机会站在昂山素季，阿富汗总理面前，有什么其他的工作可以让我做到这一点呢？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每派到一个点之前，都要很努力地熟悉当地的宗教历史政治，所以就像每两年就读了一个新的文化和政治研究，比如阿富汗研究、以色列研究、缅甸研究，哪有工作可以给你这么大的动力去一直读书。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我常说的，一个人为自己活得好是应该的，但如果在为自己活得好以外，能够为有需要的人的生活也带来一点好处，谁不想呢，谁不想可以超越自己的生命去影响别人呢？我觉得这个工作完全满足了这几点。

但是，唯一不好的点就是，你牺牲了你的家人，你最年轻最有动力的时候不在你的父母和男女朋友身边，回来的时候可能变得苍老，心态疲惫，你愿意在你人生阶段花多少时间出来经历这些，需要你平衡你和你家人的需求。没人说要人道人员去牺牲自己贡献世界，所以你要一生为世界做贡献也好，或者做五年、十年也好，我觉得都没问题。当然人道工作要做得好，背后家人的支持很重要。

我的故事里有百分之七十是幸运；还有百分二十五是来自很多人的帮助，张翠容老师，我在法国、日本读书时的很多老师，我的朋友在我没钱的时候支援我，很多导师教我怎么安排五年计划；最后的百分之五，有百分之三是我的家人，我妈虽没鼓励但也没阻碍我，我姐在我年轻时教我尽早计划人生，不要耽误，她告诉我她犯过的错误，希望我少花时间在那些错误上；最后百分之一、二，百分之一是所谓的努力，还有百分之一是magical，就是很多巧妙。很多人加入这个行业，可能被派去的地方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几年就这样平淡地度过，刚好我的整个轨迹是在阿富汗和缅甸那些地方最乱的时候，所以大家觉得我的故事有内容，但我的幸运是建立在很多人的悲痛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体会到这些，刚好整个故事就是在这个1%，我不知道是什么的因素里面堆合发生的。所以你问我，我的整个故事可不可以只被我一个人拥有，不可以。我愿意接受这个访问，就是因为我觉得把那么多的经历，反思和体会只留给我自己，会浪费了这些体验的存在意义。

 17. 对于有志进入国际组织工作的青年朋友，有什么建议？

叶维昌：进入国际组织有几个办法，第一就是国家保送，这个需要你是公务员，或是外交部里的人，而且一般是中年的人。第二是考长期合同员工，但国际组织只有那几家，合同员工数量很少，全世界都去投考，所以竞争很大。此外，在联合国系统里，有很多consultant，就是临时合约，每年或者每三年，甚至每半年去更新合同，待遇一般，竞争也大。大部分国际机构的Intern是没工资的，因为它们不愁没有人才，而且它们一般没有资源去培训新手，也没办法像银行那样让你从低层一层一层晋升上去。所以，我反而觉得你多体验不同的东西，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专业背景，然后空降去它们里面，发挥的机会会更大。反正不可以盲目去冲，要有计划和策略，本身腰要硬，有专业背景或语言达到一定程度让你没法被其他人替代。当然，不是你做了所有的准备就一定可以成功，每个时代都有它的挑战和要求，但就算最后考不到那又怎样，当你学过这些，努力过，经历过这些，也是人生一个很好的阶段，没有浪费时间。

如果年轻人有兴趣做这个行业，我会支持，但同时也会小小的往回拉一下，因为我知道这里面的巧合性很高，竞争很大，代价也不低。我在鼓励你放弃本来拥有的东西之前，我也想你知道你要经历的是什么，你要牺牲的是什么，你要努力的是什么，如果不成功会是怎样。我觉得中年人的责任不单是点燃年轻人的火，也要告诉年轻人追不到梦该怎么面对，耽误的时间和成本也需要计算在里面，要整体平衡一下，这样跌下来的时候也不会太疼。这个才是我现在想跟年轻人分享的意义。

注1：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法语：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 Rouge, CICR；英语：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1863年成立的人道组织，本着中立、公正、独立的态度与冲突各方交涉，以获取最大限度的信任，为其保护和援助世界各地冲突和武装暴力的受害者换取最大空间。和各国的红十字和新月会不同，ICRC的职责主要源自1949年《日内瓦公约》，同时亦应作战方式发展，负责敦促各国政府修订人道法。该组织是世界上获得最广泛认可的组织之一，并在1917年、1944年和1963年三次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在全球80多个国家共有约1.7万名员工，其中大多数是当地员工。
注2：何谓日内瓦公约《日内瓦公约》（1949年）及其附加议定书（1977年）是组成国际人道法（或战争法）的主要条约，旨在保护没有参与或已退出敌对战斗的人。公约限制交战各方在敌对战斗中的行动，例如攻击应只针对军事目标；禁止杀、伤投降之人或丧失战斗力之人；禁止攻击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相关的标志、医务人员、设施、运输工具和设备；不能阻止人道组织从事保护救济平民的人道主义活动。
注3：「要求在叙利亚阿勒颇市实施7天停火的决议在安理会未获通过」，联合国，2016年12月5 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16/12/267262
注4： The children were silent, ICRC, Apr 5, 2017.
https://medium.com/@ICRC/the-children-were-silent-5ad7316eb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