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盗或伪造的空白出生证明背后的邪恶秘密

大约一个月前，南华早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中国官员如何夸大2019年全国出生率和人口规模》，作者是华盛顿大学著名资深科学家易福贤。

在那篇文章中，易建联声称，在中国，“由于20多项社会福利与出生地挂钩，在户口户籍制度下，一些父母会购买额外的福利，为他们的新生儿提供“双重国籍”。

在这一说法之下，易建联引用了《民主法制时报》的一篇报道和“湖南省郴州市纪委监委”发布的官方公告中的两个例子。

找到了这2篇文章，前一篇的标题是《假信息实户口调查揭秘出生证交易内幕》（《假信息真户口：“出生证”买卖内幕调查》 https://www .sohu.com/a/115017011_305034） ，后者，《500公里外的出生证明》（《千里以外的出生证明》 http://www.czlz.czs.gov.cn/ajjc/content_2934302.html） .

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没有一个字，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易某声称的“双重国籍”或所谓的“ 20多项社会福利”。

但是我发现了易在他的文章中没有提到的东西。

第一个故事“假信息真户口”，讲述的是福建省部分家庭利用假出生证明隐瞒“收养子女”真实身份的问题，其中部分家庭涉嫌从外省拐卖而来。

最先吹响哨子的是一名反拐志愿者。

“在黑市，一张出生证明的价格可能高达10万元”。记者指出。

这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一笔巨款。据新华社报道，2016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23821元。 （《2016年和2010年相比居民收入实际增六成》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7-07/07/c_1121279359.htm）

那么有多少家庭能够并且愿意付出这么大的钱来获得易烊千玺从未明确说过的“20多项社会福利”呢？

一直能从资源中收集到普通学者做梦都想不到的数据的易先生，从来没有给我们一个可靠的数字。

有人可能会指出，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在家庭计划之外出生的孩子很难获得出生证明。当然，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也可能是易纲提到的那两篇文章中出现的部分案例。

那样的话，如果像易烊千玺自己说的，光是蒙城县的一家医院就有“4000张空白出生证……被盗卖”，那么全国一定会有大量的新生婴儿，作为他们家庭的第二、第三甚至第四……孩子，无法获得合法的出生证明，因此被《中国卫生部门编制的卫生统计年鉴》省略。

也就是说，易建联所说的“卫生统计年鉴公布的出生人数被高估了”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反之则更接近真相。

但是，在计划生育之外出生的孩子的父母肯定不是非法出生证明的唯一潜在购买者。

因为从2016年开始，中国开始实施二孩政策，废除了关于二孩的旧规定。所以从那时起，这样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就不再存在了。这意味着，从2016年开始，任何在医院接生的孩子都可以获得申请户口所需的出生证明。

据易说，“中国的住院分娩率为99.9% ”。

至于在其他地方接生的0.1%，如果他们的家人能提供一些额外的材料，包括来自合格医院的DNA鉴定，以证明他们是他们的亲生父母，他们仍然可以获得出生证明。

然而，一些报道显示，2016年后黑市出生证明的非法交易仍然存在。

2019年，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揭露四川省一家医院如何以每张3万至4万元的价格出售伪造的出生证明。 （《四川遂遂妇女儿童医院医生倒宁卖现代出生证明已停业》 https://finance.sina.com.cn/chanjing/gsnews/2019-10-23/doc-iicezzrr4464278.shtml ）

报告指出，“出生证明很可能是伪造的，以掩盖拐卖儿童或非法收养的罪行”。

同年《民主法制时报》的另一篇报道，题为《拐卖团伙提供带出生证明的服务包，并宣称“不犯罪”》（《45人婴儿团伙捆绑销售证自称不做》 《缺德事》 https://news.163.com/19/0302/23/E9A557RQ0001875P.html)，讲述了湖南一伙人从父母手中买下不想要的新生婴儿，然后卖给想要的家庭的故事。由于中国严格的收养法，收养孩子但无法得到任何孩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被称为“可乐帮”的团伙，居然靠卖出生证赚的钱比卖婴儿还多。

据该团伙头目介绍，“贩卖婴儿只是副业，他们的主要业务是卖出生证明”。和上个故事中的四川人一样，这些证明本身都是大医院的真品，只是婴儿父母的信息是伪造的。

有一次，该团伙从出售婴儿和出生证明的包裹中获得11万元，但只向生母支付了4万元。

有些人可能会将此归咎于严格的收养规则。南京火车站发生的一个案例可以说明，这样的规则对于保护被收养儿童的人权是多么必要。

2017年，在那个车站等车的人目睹了一个小女孩在父母的陪同下被一名年轻男子当众性骚扰。经调查，警方透露，小女孩是该家庭收养的。 （《确认南京南站被猥亵女童！为养女！指纹识别》 http://js.ifeng.com/a/20180620/6665462_0.shtml）

公众对这名女孩的遭遇感到愤怒，甚至有人怀疑她可能是一名童养媳，因为共产党上台后，这种邪恶的东西在中国某些地区已经存在了几十年。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福建莆田。而这次现代犯罪的受害者是“长乐女孩”，或者简称为“阿乐”。他们大多来自同省的昌乐县，从小就被卖为童养媳。

“阿乐”最早出现在1960年代，所以不要把这归咎于近20年后出现的计划生育政策，它是“研究”中国几乎所有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全能替罪羊。易等与他持相同观点的人。

主要是通过偷盗、欺骗等非法方式，或者，还有一些长乐县女婴被父母遗弃后，被所谓的“媒人”拐卖到莆田。

如果她们足够强壮，能够在长途跋涉和恶劣的条件下生存下来，这些女孩就会被卖到莆田附近的村庄，或者那个城市的汽车站。

2011年的一份报告描述了这个荒谬的场景，“公交车站看起来像一个卖婴儿的市场……”“父母们在挑选，与媒人讨价还价，就像他们在买蔬菜或衣服一样”。 （《调查称莆田有数云童养媳多数从贵拐卖》 http: //10519/n3801113.shtml）

“一群卖女婴的妇女进了村子，住在佛寺里。”一名受害者在 2018 年谷雨实验室撰写的报告《莆田媒人弃女网络》中回忆，“白天，她们会背着一大堆婴儿，像小贩一样在街上兜售，好像他们卖豆腐或大白菜'。 (《莆田“媒婆”的弃女网络》 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imestamp=1582549023&ver=2178&signature=Tr*yZ8u8vwTTHdwG5HRfEIFt13xaVVpFWVClaMZGkkU0ve6DYWbJo3aSAaEfqBuzrtLyRCxYBIKX7pg0QplyKXa8LjKTctsaESgzJnHCdpj*S7slTgS5*HMWzXRCx1FN&new=1)

有时，村民们会在农田边、鱼塘里或庙宇外看到女婴死去或已经死去，明显被“媒人”抛弃。

有的“长乐姑娘”幸运地被收养家庭当作自己的孩子对待，有的则成为了小奴隶，被虐待，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不得不为家人做繁重的工作。长大后，他们被迫嫁给他们的“兄弟”。

但并不是所有的“阿乐”都是从长乐县被拐卖的。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人们在中国境内出行更加方便，因此外地，特别是西南省份贵州、四川和云南的女孩被拐卖到莆田及附近地区。

这种可怕的罪行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据海峡新闻2010年报道（《海峡都市报》），一伙犯罪团伙在2年内拐卖了46名婴儿。这是福建省自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此类刑事案件。

过去，当地政府通常对这种现象视而不见，一些被拐卖的儿童如果被警察收买，就能获得户口。

但是，随着公众对此类犯罪越来越不容忍，政府不得不收紧户口登记制度。于是，那些通过非法渠道“收养”孩子的家庭不得不寻找新的方法来隐藏他们的邪恶秘密。而伪造的出生证明或带有虚假信息的真实出生证明成为他们的必备品。

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二孩政策出台之后，出生证明仍然是中国黑市上抢手的商品之一。而这就是易福贤新的“人口研究”这一无根据的结论背后的邪恶小秘密。

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易福贤在他不可靠的“研究”中撒谎？或者，为什么他如此努力地掩盖那些伪造或被盗出生证明背后的邪恶秘密？

或许我们可以从湖南那个拐卖婴儿团伙的头目那里找到答案。

“我这辈子没有犯罪。我自己也有孩子'。她说。

她并不认为贩卖婴儿是错误的，“我正在帮助父母实现他们的梦想。”她试图说服假装是潜在买家的反拐志愿者，“这是收养，而不是拐卖婴儿”。

这种观点是否敲响了警钟？

或许这让一些人想起了几年前著名的“反计划生育教授”杨之柱，他曾试图为那些出卖自己孩子的父母辩护，甚至打算将这种行为合法化。

杨认为，拐卖儿童是可以“积功德”的善事。

对了，杨之竹也是易福贤的朋友，和那个‘可乐帮’一样，都是湖南人。看来，这种意见在该省已被广泛接受。

但是，作为享誉全球的著名“独立人口统计学家”，毕业于湘雅医学院，现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资深科学家的易福贤，均是美国最受尊敬的医学培训机构之一。中国和美国必须清楚地知道其他人，尤其是文明世界的人们会如何看待拐卖儿童。

这是现代社会最丑陋、最邪恶的罪行之一。没有什么善可以“积功德”。

因此，在易建联的“人口研究”中，撒谎成为必要。

但这并不是易伏贤第一次撒谎。我一次又一次地揭露了他这种学术不端行为。每次他都能侥幸成功，这要归功于他得到了一些世界上最著名的媒体的持续支持，例如南华早报、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和 RFA。在传播他可疑的“人口研究”的结论之前，他们似乎从未做过任何事实核查。

近年来，一些国际媒体，如《纽约时报》，有时会出现年轻女性从邻国被拐卖到中国的消息。但他们都没有提到早在1970年代就从内陆省份被拐卖到福建、江西、河南、山东等东部或北部省份的中国女孩。记者们都将这一罪行归咎于独生子女政策。

为什么他们表现得如此无知？

也许人们也可以从我上面的分析中找到一些线索。

唯一的问题是，如果他们拒绝面对或不承认真相，即使完全废除计划生育政策，这种罪行也会继续存在。

由于一些记者和“学者”的无知或不诚实，中国境内外的女孩和妇女将继续成为人口贩卖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