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庭与日本女性抗争者的偶像化

原文： Agnes Chow and the idolisation of female activists in Japan | Throw Out Your Books

伴随着社会动荡和引渡条例的撤回，香港旷日持久的传奇故事的最新篇章是一项新的国家安全法的通过。一段时间以来，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民主、反北京抗议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但近期日本社会对这一事件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由一位抗争者——周庭的遭遇所引发的。

她于8月10日(再一次)被捕，此事在日本得到了许多主流媒体的报导。二十三岁的她是香港民主事业的老兵，2014年，十几岁的她就成为了雨伞运动的核心人物，后来又成为进步政党香港众志的领导人之一，该党在国安法通过后解散。

周庭精通日语（以及英语和母语粤语），几乎可以肯定在日本她是与香港当前问题有关的最知名人士。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她在社交媒体上的高知名度，她在Twitter上向近54万名追随者发送最新资讯。她的Y ouTube频道在写作此文时有超过30万订阅者，流览量超过950万。

由于她的形象——一个长发、皮肤白皙、在少女漫画中也不显得突兀的年轻女性——再加上她在日语社交媒体上所取得的关注度，日本社会对她的被捕感到震惊。逮捕她的镜头更加强了这种效果，周庭的白色口罩和眼镜突出了她的无辜。

在怀疑和忧虑中夹杂着一种特殊的狂热，她被称为"民主の女神"，主流媒体在报道她被捕时也用了这个绰号。推特话题迅速出现，其中一条呼吁还她自由的日文标签下包含了数万条推文——这比大多数日本国内事务能吸引到的反应还要大得多。日本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周庭的私人照片，展示她是作为"正常"年轻人的一面：喜欢和朋友一起玩，做着大多数（日本或香港）同龄人喜欢做的事情。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纯洁如天使般的形象，一个可怕的（男性）政权的无畏的被压迫者。

虽然周庭在一天后被保释，但她仍可能面临起诉——她在去年被捕后已经承认了其他指控——这引发了人们对香港当局将利用新法打压政治异见的担忧。她被捕后引发的推特风暴不太可能推进释放她的决定，因为精明的警方知道一个在社交媒体上有如此高知名度的人，会自动引起线上的愤怒，而类似的知名人士被捕的案例也有很多。你的推特帐号上的蓝色验证徽章对员警来说毫无意义。

尽管如此，对她被捕反应，以及她民主女神的形象，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它提高了日本观众对一个尖锐问题的认识，否则他们可能不会如此密切地关注它，甚至可能对它一无所知。简而言之，这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共同社援引一位在北京工作的42岁日本人的话说：「我从去年开始对香港事务产生兴趣，这要感谢民主女神」。

尽管她的绰号有意识地呼应了日本人对Libertas 的称呼，但用英文看来可能有一丝别扭。从这个角度看，她是自由和民主「改造」后的化身，是东亚的玛丽安娜。但这种人格化又有不少问题。如果另一位年轻有魅力的运动领袖恰好是男性，比如黄之锋，他会不会被称为「民主之神」？ 「女神」不仅表明了周庭的性别，更着重突出了这点。在这样的人物形象中，她是女武神，女斗士，她作为女性的身份与她所争取的东西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它把她矮化为一个「可爱」和「漂亮」的形象供媒体消费，比起那些在催泪瓦斯和枪声中砸碎窗户和与员警交战的蒙面人，她是更容易被接受和讨喜的抗争形象。周庭的形象总是显得轻巧、谦逊，与香港前线时而采用暴力的街头抗争者相差万里，尽管她自己也经常在现场通过社交媒体做报导。

本次讨论的范围将仅限于日本国内，但在她的故乡香港（和其他地方），周庭也同样被消费，被偶像化。不言而喻，将女性活动家提升到媒体名人般的地位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 Greta Thunberg 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但这个过程可能会引发反弹，解构她真正想要传达的资讯。

虽然她曾对自己的称呼表示不安，但在某种程度上，周庭是心甘情愿参与其中的。草草看一眼她的YouTube频道，就会发现她在用引人注目的方式来呈现自己，与一个音乐偶像在此类平台上会做的事相差无几，而且她总是占据着画面中的显著位置。然而，这也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社交媒体运作方式，归根到底只是一种聪明而专业的做法，如果今天任何一个千禧一代或Z世代的人想要认真在网上推广某件事情，他肯定会这么做。值得注意的是，周庭目前在她的Twitter简介中用三种语言简单地将自己描述为「大学生」，而没有其他自我标榜。如果说她对宣传自身的兴趣大于宣传政治主张，这对她（和她的同志们）真正了不起的成就是一种可怕的伤害。

相反，问题在于偶像化：它是还原主义的，把运动及其复杂性扫除在外，只关注煽动性更强的个体方面（一名年轻女性的被捕）。把一个女性活动家——或者运动中的任何个体——推到台前，忽略了社会运动由不同力量组成的事实，正如富永京子最近在《每日新闻》上发表的一篇探讨日本媒体对周庭形象的呈现的反思性文章中所说的那样。更严重的是，这种崇拜不仅忽视了日本（当然也包括其他地方）社会运动中长期存在的性别歧视和性骚扰，甚至可以说正是一个例证。可悲的是，即使在六十年代的新左翼运动中，这种情况也有根深蒂固的先例，它更推动了当地的妇女解放运动。

这一切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自由民主主义学生紧急行动」(SEALDs) 在2015年活跃时，其成员就经常被媒体当作「普通」和「矜贵」的年轻人，意外地出现在呆板的、男性主导的政治世界中的例子。这是一个很好的叙事角度，也很有卖点，SEALDs 很聪明地利用了这一点，乘着关注的浪潮为自己的事业获得了支持，这个过程无疑吸引了更多人加入其他民间团体和政党动员的示威者行列中，来反对政府采取有争议的安保法案。但我当时对此也有严重的疑虑，因为年轻的活动人士基本上被当作偶像来消费和理解。虽然这种偶像化本身并没有给他们的事业蒙上阴影，但这种偶像化最终是否是一种剥削和屈从，意味着SEALDs 没有被媒体，更没有被政治精英认真对待？

SEALDs 的成员不遗余力地强调他们是普通学生，而不是像新左派的学生活动家那样的激进分子。 （这也是个问题，因为SEALDs 和主流的自由主义政党和社会运动一道，是日本妖魔化更强大的左翼政治的同谋，并与员警和其他国家机器合作，致力于遏制公民社会和活动）。他们的宣传资料制作精良，专业性强。在图片中，上镜的成员穿着时尚，传递着简单的民主资讯。该团体明显地将女性成员置于团体形象的中心位置。撇开其年轻的形象不谈，这种身份也与当时日本的许多社会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是新左派，后者更崇尚「男性化」的做法，如暴力对抗、长时间的集会与激烈的演讲，以及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 SEALDs 的这种策略虽然成功，但也让成员们面临可怕的网路欺凌。

SEALDs 并不是凭空出现，而是产生在日本和全球范围内更多「女性化」抗议活动的大背景之下。这些活动采用艺术性、创造性和嘲讽策略，重视日常和酷，认为它们与意识形态或政治承诺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这并不意味着面对权威，「男性化」的冲突和动用武力的策略完全消失了——在很多方面远非如此——但社会运动的现状表明，新左翼在六十年代大部分时间里所主张的暴力抗争模式并没有幸存下来。具体到日本，五野井郁夫将这种以美学为基础、以数字为载体的新策略描述为「卡哇伊直接行动」。个人看来，这种策略的发展使得日本的公民社会和文化总体上更容易接受像周庭这样的人。

这一点，根据Carl Cassegård 等人的记录，在日本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飞特族抗议活动中表现得很明显。尽管他们的街头狂欢兼游行的看上去有些拙劣，但他们并不惧怕用服饰、模仿和角色扮演的方式来显得有趣甚至可爱。这不仅在实践上为当下的抗议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也为新一代的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重新赋予了抗议活动的合法性。正如Sharon Hayashi 和Anne McKnight 在2005年被大量引用的论文《Good-bye Kitty, Hello War: The Tactics of Spectacle and New Youth Movements in Urban Japan》中写道：「媒体、流行文化和动漫为范本的图像、花体的文字和丰富的色彩使得抗议更具个性，并缓和了将与员警对峙甚至被捕的艰难现实。」

规模不大但广受宣传的团体革命的非モテ同盟，aka Kakuhidō 所主张的观点和卡哇伊直接行动和女性化的抗议策略正好相反，该团体将自称是「失败者」的男性聚集在一起，戴着头盔和面具在东京街头示威，反对平安夜和情人节。该组织从2006年开始持续进行闹哄哄的活动，只吸引了为数不多的参与者，但这是一种元抗议，也是一种真实的抗议。他们借用了1960年代抗议活动的语言和工具，并将其重新定位在平成后期，面对此时日本日益增长（相对而言）的女性权力和经济停滞，男性气质衰弱的现实令他们感到不满。这个语境是真实的，但它是刻意通过高度表演性的、半开玩笑式的实践来渲染的。这也许部分是因为对诸如不堪一击的男性气质之类的无形问题而言，进行实际抗议太困难了，而加一层来自来自1960年代的滤镜——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漫长的六十年代」被吸纳进群体记忆，当时的抗议也有了合法性——这些男人得以在诙谐的外衣下表达他们的沮丧。

新的形势随着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故）后的反核和反政府运动浪潮加速，这些运动由社交媒体和松散的线下网路动员，奈良美智的作品和直白、中立的口号主导了街头示威。 SEALDs 所呈现的美学也持续引起共鸣，日本共产党在海报上也采用了非常类似的风格，他们已经经历了从街头抗争者到国会叛逆者，再到地方草根拥护者，再到实际上属于主流的和平自由主义者，最后到可爱的吉祥物和天皇制度下被默许的存在的一系列过程。

它甚至开始影响到新左翼，与中核派相关的年轻活动家通过全学连下的学生组织或NAZEN 反核团体，很容易用上角色扮演、戏仿以及更友好的视觉形象——尽管没有稀释他们所传播的核心政治主张。尽管新的社会运动有意识地与警方合作，但这曾是全学连及其同伴永远不会逾越的界线；事实上，活跃分子仍然受到警方的严密监视，即使是走进校园散发传单这种小事，也会受到逮捕的威胁。但随着其YouTube 频道「前进チャンネル」点击率超过200万（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以及该组织自己版本的周庭——洞口朋子，网上吸引了一批崇拜者，并最终成为杉并区议会的民选议员，全学连的转变达到了顶峰。

洞口的受欢迎与一种名为「共产趣味」的亚文化息息相关：正如其字面意思，这是一种以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运动相关资料为中心的粉丝或御宅族亚文化。它特别关注日本，尤其是那些来自新左翼的运动。

除了一些cosplay 和户外游戏外，共产趣味粉丝的主要活动领域是网路，尤其是Twitter 等社交媒体平台。粉丝们在这里分享萌元素、图片（如旧媒体照片）、自己绘制的真人形象插图、模仿和戏仿的照片、网路模因图、资讯和琐事以及猜测（「这个派系会怎么评价它？ 」）。这些社交媒体内容形成了一种「资料库」，它非常强调制服、头盔、警察、准军事装备和可爱的女性活动家。可以推测，这些匿名参与者大多（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是男性，他们将自己的男性凝视代入到了新左派的过去（和现在），也不约而同地代入到了其他军事题材，比如二战中去。

然而，共产趣味不仅仅是另一种冷门的粉丝文化。它是持续不断的对「漫长的六十年代」的再发现和再消费的一部分，尤其通过自2000年以来的众多书籍、活动和电影。在这个名副其实的产业中，浪漫主义和怀旧主义是显而易见的（还有真正的自我反思），一些面向千禧一代的新内容正是由千禧一代制作的，这些内容远离了那个时期真正棘手的方面，远离了意识形态和轰动性的事件，而更多是基于视觉的柔和感知。现在，可能已经远离了1972年的浅间山庄事件和联合赤军肃反的我们，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选择其他更容易被消费和再利用的角度（如果确实想直面联合赤军肃反和其他类似事件的恐怖，我们可以通过电影、漫画和书籍来一点点进行）。

毕竟，如果连AKB48这样的国民偶像组合都能在2016年拍出一个隐隐约约以1968年全学共斗会议学生活动（不过经过了浪漫化处理）为背景的MV ，那么这一切对所有人来说都已经是无伤大雅的了。

朋克摇滚偶像团体爆裂女子(Burst Girl )在2019年推出了歌曲《超革命》的MV ，这是AKB48 MV 的加强版：在这里，女表演者戴着头盔，脸上盖着毛巾，手里拿着棍子，大摇大摆地在一个挂着革命标语牌和切-格瓦拉照片的学校里转悠。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好战团体进行的学生活动和轰动性事件，立即为当时和之后的文学、漫画和电影（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是剥削电影）提供了素材，但这种沉迷于新左派角色扮演的表演却诞生于本世纪。这种剥削是不自觉的，甚至很可能是被遗忘的。 (不过，就背景而言，这个团体当然非常懂行；它的名字参考了1982年的电影《爆裂都市》，这部电影是朋克摇滚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位Z世代的艺术家Inagawa Jun 因融合街头艺术和宅文化而获得了突出的成就，但他的自画像似乎也掺杂着学生活动的主题。在他2019年东京展览中出现的印有「御宅」和「无政府」（罗马字母）和萌（汉字）字样的白色头盔或许概括了共产趣味的矛盾性：肤浅而内敛，但也代表了重大的文化转变。 Inagawa 在接受采访时声称，那个他在宣传照中也戴着的头盔，其实是受到库布里克《全金属外壳》的启发，这点也很耐人寻味。虽然明显不是军事设计，但Inagawa 的视觉趣味表明，这类主题正通过资讯过滤、错误记忆和曲解的方式，渗透进艺术和流行文化。 Inagawa 领导的艺术家群体被称为「WANK Dōmei」（Wank联盟），与主导新左翼的许多其他联盟相呼应（即使是无意中），与他经常使用的挑衅性英语相匹配。

这种拿来主义并不限于日本的左翼运动。上阪堇是一位声优和偶像，作为前苏联的粉丝，她的音乐和人设都以前苏联为素材。先军女子（字面意思是「把军事放在第一位的女孩」）是模仿朝鲜艺术团的一个全女子cosplay 「粉丝俱乐部」。类似地，仿纳粹风格的日韩音乐团体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广泛的谴责。

缓和与软化的过程难免会陷入犬儒主义。就像高端时尚界利用了红军派（Rote Armee Fraktion）一样，我们发现新宿的伊势丹百货公司——是的，新宿，1960年代臭名昭著的骚乱和反文化之地——也有一个名为「TOKYO 解放区」的时尚文化零售楼层。 「解放区」这个词是巴黎和其他地方用来描述抗议活动最激烈时被活动人士占领的城市区域。 「革命」等词已成为廉价的行销口号。

应该强调的是，这一切都不等同于从过去的沉重包袱中释放或解脱出来。而亚文化狂热甚至主流（再）消费也几乎没有认真解决日本女性在社会运动中的地位问题，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前——值得庆幸的是，像Chelsea Szendi Schieder 这样的学者正在努力用她即将出版的《Coed Revolution: The Female Student in the Japanese New Left》一书来抵消这一点。

在这项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确定六十年代妇女活动家的几个关键原型（在大众媒体和当时及后来运动的自我形象塑造中）：受害者和圣人（桦美智子、远山美枝子）、危险的美人（重信房子）、巫女/ 疯子（永田洋子）、「红色罗莎」（罗莎·卢森堡）。尽管学者们尽了最大努力，但历史记忆到底演进到了什么程度？还是说，上述近代的偶像化和「女性化」只是增加了新的原型，比如说「周庭型」？

小熊英二是研究战后史的年轻一代（即比婴儿潮一代更年轻）历史学家中的领军人物，其巨著《1968》的第一卷封面是一位戴着头盔的女学生活动家，与戴在头上的头盔相比，她几乎是太婀娜，太漂亮了。她是「周庭型」吗？似乎是作为一种补充叙事，第二卷封面固化了运动失败和造成创伤的标准叙述，显示了一个粗犷的男性活动家被警察押走的场面。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来自1972年后一代的漫画评论家大冢英志就曾对日本的少女文化传播进行了大量的写作，他试图将永田洋子从暴力肃清的「巫女」恶名中解放出来，从她后来对少女漫画的兴趣中发现她身上「纯洁」而无邪的东西。大冢的作品非常多，在此不能轻易概述，不过现在一个细节可能就足够了。在这方面，他最值得一提的两部书《少女たちの「かわいい」天皇――サブカルチャー天皇论》和《「彼女たち」の连合赤军――サブカルチャーと戦后民主主义》（角川文库版本）用了会田诚引人注目的画作作为封面。原作是两幅折叠屏风画的形式，每幅画板上都有一个女学生在战火纷飞的景象中，高举着国旗（一幅是日本的，另一幅是韩国的）：这是一个为何而战的女英雄？为了她的国家？旗帜（不管它象征着什么）？民主？人民？会田通过引用战时的宣传、美人画流派和少女的比喻，故意让事情变得模棱两可。无论怎样，每个女孩都是高贵的、坚强的、坚定的。正如日本众多崇拜者眼中的周庭一样。

WILLIAM ANDR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