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利班是“阿富汗人民的意願和選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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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無法共情,我們將他人的苦難當做笑料;我們讚美敵人的敵人,我們身邊全是敵人;只有自己的行為才正當,我們的作姦犯科理所應當。
國家地理雜誌著名的照片阿富汗女孩Sharbat Gula,右邊是多年之後的這個女子。 (網絡圖片)

文|喚拜樓

19世紀,當英國殖民者坐著砲艦來到印度的時候,他們發現曾經籠罩著神秘面紗的東方生活是如此的前現代和“野蠻”。

在印度,曾經有一種叫做娑提的習俗。大概就是愚蠢的神話要求婦女在丈夫死後(一般是葬禮上)自焚殉夫以表達對先夫的忠貞。習俗偽裝在宗教傳說的面紗之下,似乎婦女是自願的,但沒有人知道強迫和壓迫有沒有發生。

隨著歐洲列強的入侵,動了惻隱之心的憂鬱白人們對如此習俗憤怒不已,當即立法禁絕。可是這也遭到了無數質疑,殖民者怎麼可能是解放者?

(網絡圖片)

無可置疑的是,現代性的道德日漸展現了它歷史線性的一面。隨著無數志士仁人的反抗與鬥爭,現代化的正義要求似乎日漸趨同:人作為個體的全面自由。在這一進程中,曾經被壓迫的種種群體開始覺醒,從工人、被殖民者到女性。而當塔利班在阿富汗橫行之際,它的要求卻顯得與現代化格格不入,要伊斯蘭教法、要女性回歸中世紀的地位。

這是一段悲慘歷史的昭示,作為大國墳場和冷戰前線,阿富汗的現代化進程被屢屢打斷,從蘇聯入侵擊斃阿明,到美國扶持的腐敗政府。伊斯蘭原教旨與普什圖民族主義在這裡找到了最合適的土壤,因為當地人要求的東西並不高:安全,秩序,尊嚴。普什圖人熱情好客,在21世紀的阿富汗與巴基斯坦的廣袤邊界中過著前現代的古老生活。他們砍掉小偷的手、挖掉通姦者的鼻子,種種暴行並非由於本性殘忍,而是社會極化與苦難歷史的雙重惡果。

小說《追風箏的人》主人公阿米爾即為來自阿富汗首都的普什圖少年。 (網絡圖片)

從某種意義上說,塔利班也許是部分阿富汗民意的選擇,它是一個痛苦的選擇,也更像是一種虛無的鴉片。選擇了塔利班的人們認為加諸於自身的苦難是由於外國的殖民者,是腐敗的特權階層,所以他們用腳投票地表達自己的抗議。可惜的是,退回到前現代絕非最優解,喀布爾政府不值得保衛,轉向宗教原教旨絕非認識清楚了自身壓迫的來源。更可況喀布爾乃至阿富汗各地的老百姓卻根本沒得選。但阿富汗人的選擇更昭示了我們這個時代更為悲哀的一面:在理想主義日漸破滅的日子裡,強權與利益意味著一切。阿富汗左翼在蘇聯的暴行中毀滅,自由主義的精英們禁止不了綿延不絕的爆炸襲擊,安全主義話語帶來了發動暴力者本身,只不過,他們這次以統治者的面目成為了秩序的維護者......

而當輿論照回弊國,則讓人覺得可笑。

我們無法共情,我們將他人的苦難當做笑料;我們讚美敵人的敵人,我們身邊全是敵人;只有自己的行為才正當,我們的作姦犯科理所應當。

(網絡圖片)


CC BY-NC-ND 2.0 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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