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之外的抗争（3）：黄色经济圈

「黄色经济圈」

在「反修例」运动中，先是各别商家表态支持运动并提供支援，后有抗争者光顾支持运动的「黄店」并抵制打压运动的「蓝店」。在抗争者阵营持续的资讯汇整、宣传和动员下，「黄色经济圈」（下称：「黄圈」）逐渐成型，由各别的事件转变成日常生活中的持续实践。抗争者借消费实践贯彻其政治理念，也带来实际的经济影响。另一方面，遍地开花的「黄店」网络也和各区的区议会、社区网络、工会发展出连结。在街头抗争沉寂的2020年，「黄店」的实体空间得以凝聚「同路人」、在疫情下乘载互相帮助的社会网络。

本章分作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黄圈」的形成；第二部分介绍「黄圈」的实践，包括对抗争者网络的支援、日常生活中的消费抗争、疫情下的资源共享和互助；第三部分则介绍「黄圈」实践的意义和限制。

1. 「黄圈」的形成

早在「反修例」运动爆发，有超过1,600商家表态支持运动、向示威者派发物资、响应「三罢」（罢工、罢课、罢市）被抗争者称作「黄店[1] 」；有商家则是支持政府、打压抗争者（例如：吉野家解雇嘲讽警队的广告公司职员、伍淑清以校监身份威胁勒令参与罢课的中学生退学），则被称作「蓝店」。

当各别的商家在事件中展示其政治立场，抗争者动员光顾「黄店」并且抵制「蓝店」。 「黄店」支持运动的事迹在社交媒体平台传开后，翌日餐厅门前大排长龙；「蓝店」则门可罗雀。从2019年8月起，示威者更以「装修」「蓝店」以造成经济损失。中国政府所投资的中资银行和书局、港府是大股东的「香港铁路公司」都是「装修」的目标。

当「黄店」和「蓝店」的数量随着运动的发展持续增加，抗争者系统性地搜集相关报料、查证零散的资讯、并将黄蓝名单扩展至各个行业。示威者也将各区的黄蓝店列表张贴在连侬墙；为方便在日常生活中按图索骥持续光顾黄店，更打造结合周遭黄蓝店地图、营业时间的手机应用程式[2] 。各区的居民也在社交媒体上开设地区的「黄色经济圈」群组，分享在黄店的用餐感受和食评。 「黄圈」在抗争者阵营的资讯汇整、推广、讨论中，由各别的事件转变成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的持续实践。

2. 「黄圈」的实践

遍布各区的「黄店」在运动中提供资源、空间、就业机会给抗争者；抗争者则透过持续的消费做出政治表态并且向「黄圈」输入资源。在2020年，疫情令香港社会陷入景气寒冬、防疫措施和政治打压也令市民难以在公共空间聚集，在这个背景下，抗争者和「黄圈」所形成的资源共享循环和互助发挥很大的作用，「黄店」也成为凝聚「同路人」的节点，打开发展新社会关系的可能性。

2.1 「黄店」支援抗争

随着运动的发展，「黄圈」向抗争者提供各种相应的支援。在2019 年6 月的大游行中，「黄店」 向示威者派发饮品和食物表示支持;当警队的镇压激烈化，「黄店」开始筹措头盔、防毒面罩、 和防护用具，在示威中为示威者提供安全的庇护之所。

当运动持续数个月，有抗争者生计出现困难、被捕失去工作，「黄店」则为被经济封锁或失业的抗争者供应三餐；有「黄店」聘请在被捕获释后就业出现困难的抗争者，更出现「黄色经济圈」的就业配对平台；当大量的示威者被捕还押，为了让狱中抗争者有更好的私人膳食，「黄店」申请成为惩教所的供应商，不惜亏本以低廉的价格为还押人士供应饭菜。另一方面，在疫情和政治打压下，公共空间的活动被限缩，而遍布各区的「黄店」则成为凝聚「同路人」的阵地。抗争者在黄店「连侬墙」张贴文宣表达想法、派发社区报、寄卖抗争者的手作商品、设立民主派选举的票站。

2.2 示威者的经济抗争

用消费行为表态并不是新的概念，除了过去数十年的反血汗工厂、支持环保的消费者运动，中国民间亦曾在中日关系紧张时发动「爱国买国货、杯葛日资公司」的经济对抗。近年，因影星杜汶泽发表支持台湾太阳花运动的言论、纪梵希的商品图样中将台湾、香港与其他国家并列等事件都引来官方媒体和民间的大规模抵制。

在「反修例」中，随着大型连锁店「美心」旗下餐厅因创办人长女高调支持政府的言论、多间大商场因打压示威成为被杯葛的目标，抗争者开始关注平日的消费所支持和壮大的是什么资本、思考如何减低对政权和「蓝色」资本的依赖。因被指和袭击示威者的福建帮有关，「优品360」共72 间分店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盈利在2020 年录得较上年跌4.5%；「吉野家」接连关闭在港10 间分店；「香港铁路公司」的客运业务乘客量则是按年下跌33.3%、收入按年下跌41.7%。

另一方面，在「黄圈」的带动下，抗争者在餐饮、零售、物流、影视等消费寻找「同路人」，其中不少是大型连锁集团之外的社区小店。抗争者也在长期被建制资本垄断的行业创立新的商店。例如：因不想使用中资物流「顺丰」，有抗争者创立以「黄店」做为自取点成立「人链速递」，并且聘请抗争者做送货员； 三名学生在电报群组认识，见到本地的大米市场被「蓝店」或者中资垄断，而自行开发「光城香米」，包办生产线的开发、广告、开发市场、包装、到运送。

2.3 疫情下的互助网络

在2020年上半年，全城一罩难求，市民为口罩周围奔波、大排长龙，但政府却迟迟没有安排抗疫物资的发放，当时有不少「黄店」搜罗抗疫物资再向基层市民派发。但另一方面，不少「黄圈」餐厅在政府的「禁堂食令」下生意惨淡频临倒闭。这时抗争者阵营持续的消费成为「黄店」的救生艇，各区纷纷成立地区「黄店」外卖平台，不仅支撑「黄店」的生意、也聘请抗争者做外卖员增加就业。抗争者也数次举办全港「黄圈」消费季，例如：鼓励抗争者在「五一黄金周」集中在黄店消费，该活动共2305间商店参与，超过40万人响应，总营业额超过一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多区「黄圈」推出地区黄店「储印记」活动和联合优惠，避免抗争者集中光顾知名黄店，而是平均支持不同的黄店。有「黄店」老板在受访时提到，自己心目中的「黄圈」应是横向发展的圈：「你在『惩罚』我的时候，我要带起其他店；或者你『惩罚』我，我给你其他店铺的优惠，这样你同一时间会『惩罚』两间铺头。 」

在疫情下，「黄圈」是一个资源共享互惠的网络。面对疫情下基层员工失业的问题，过去「家长」和「黄店」发起的饭券计划有更大的需求，但黄店自身的生意也面对困难，于是多区区议员和黄店网络合作推行社区自助饭券，提供启动基金或是向公众募款向「黄店」购买饭劵支持营运，而有需要的抗争者则可以到「黄店」免费使用饭劵。例如：在2019 年向抗争者派发饭券，纾解经济困难，在疫情下和超过150 位区议员、近400 间「黄店」合作，用社区抗疫券的方式，供有需要的在学和待业人士申请膳食津贴。在这个过程中，受助者与「黄店」又可建立关系。

3. 「黄圈」的意义和挑战

在香港，租金长期高企、普罗市民平时的消费选择被屈指可数的连锁集团所垄断、中资的影响力无所不在。直到2019年，在「反修例」运动的能量下，市民首次大规模在日常生活中用消费作出政治表态、连结支持运动的商铺、尝试在「蓝色」资本垄断的产业建立「黄店」，无疑是一大进步。另一方面，随着运动的发展，在2020年，当抗争者难以再在公共空间示威，「黄店」作为遍布各区的商业空间，不但能持续发放运动的消息、乘载新的社会关系、连结同路人，也在经济萧条的疫情下开辟资源共享、互惠互助的网络。

然而在实际操作上，「黄圈」仍然面对许多的挑战和限制。首先，虽然抗争者盼能脱离对中资、「蓝色」资本的倚赖，但若考虑商铺租赁的业主、原物料和产品的生产，要确保供应链的每个环节都来自「黄店」非常困难。再者，尽管「黄圈」带来一定的经济影响力，但「黄圈」未能涵盖占本地生产总值最高的主要行业（例如：金融保险、旅游），若抗争者想用「黄圈」向政府、亲建制的势力施压，效果则相当有限。另一方面，「黄店」的性质是一门需要营利的生意，当中存在雇用关系，尽管「黄店」的老板支持运动，但也出现捐款的去向不透明、食物素质参差、劳权和剥削的问题，例如：有抗争者透过「劳工组」揭露「膳心小馆」解雇员工并拒支付7 日代通知金及拖粮，在舆论的压力下才承认处理失当并且支付员工相关款项。

另一方面，在「反修例」出现「黄圈」以来，政治打压并没有平息过， 建制派、政府以及中联办的高调狙击。有「黄店」被业主威胁拒绝续租、员工遭伏击。在疫情下，「黄店」经常被政府支持者针对防疫措施举报[3] ，被执法人员针对性地巡查，「黄店」空间是否能维系也面对挑战。

注：

[1]在「雨伞运动」中，占领者以「黄色丝带」作记号，市民以「黄店」泛指支持民主运动的商家。

[2]例如：「和你Eat」、「和你Pay」、「WhatsGap」、「良心Guide」等手机应用程式

[3]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更在其社交网站呼吁支持者踊跃举报黄店，让执法人员「严正执法」

《香港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一个关于香港的写作计划，也是场记忆与遗忘的斗争。我们从2021年的6月9日开始每晚连载，梳理香港社会运动的历史脉络，以及从2019年春天至2021年，由《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所引爆的民主运动的发展轨迹。希望这个书写的尝试，能在阻隔交流的石壁高墙上凿出一个洞，带来对话的可能，也炼成连结和反抗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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