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採訪者到藝術家，一場微妙的權力互換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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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iqi 編輯：Rice

在我野路子學習採訪的過程中，藝術家和藝術行業的從業者，一直是我最主要的採訪群體之一。但隨著經驗的增多，這一工作對我來說卻沒有變得更簡單。不知道為什麼，一些對其他記者來說非常簡單的操作，我卻會躊躇很久。

以前我以為這是“社恐”的表現，但最近當我嘗試理清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我發現我恐懼的可能不是社交本身，而是它背後所牽引出的、時刻流動著的權力關係。

完了，我和藝術家交朋友了

“完了，我和藝術家交朋友了。”幾年前的一天晚上，和二十幾個藝術家在798附近一個地方聚餐的時候，我腦子裡突然冒出了這句話。

當時我還是個準備跨考新聞傳播學研究生的大學生，不論對於新聞還是藝術，都是個完完全全的局外人。

在那之前，我不是沒有嘗試過和藝術家交朋友。我曾屁顛屁顛地找到一些美院的畢業生，說我願意幫他們寫寫文章之類的，卻因為我那八竿子打不著的本科專業而被婉拒了。後來我對這事也看開了，因為諸如“新聞專業主義” 之類的大道理提醒了我，如果你和採訪對象的關係太近，就很可能會礙於情面，無法客觀地寫出所觀察到的一切。所以最智慧的方式，是保持一種有距離的聯繫。

那天的聚餐是在一個展覽的開幕式之後。展覽的內容是一個藝術區遭遇強拆後藝術家們利用當地的素材進行的創作。強拆前的兩天，我看到朋友圈中一位在展覽上加了微信的藝術家說，他所在的藝術區突然被貼上了限期3日內搬離的告示，所以他打算在工作室裡做最後一個展。我按耐不住對“在場”的渴望，從偏僻的考研基地出發，去往他們所在的、同樣偏僻的藝術區。

這一毫無預先計劃的圍觀，打破了我以往只能在白盒子般乾淨的展廳裡欣賞藝術的人生經驗。一起經歷拆遷的藝術家中，不乏我以前只會在知名的美術館和媒體報導中看到的人物。每經過一個陌生的工作室，裡面的人都會主動招呼我，“進來看看呀”。那天我拍的一張照片，後來被用作他們的展覽海報。一篇極不成熟的文字記錄，也在幾個月後被發表了出來。

整個過程中，“和藝術家交朋友真好”的興奮和“該不該和藝術家交朋友”的拷問，在我心裡反复佔據上風。一方面，我並不是在做什麼掃黑除惡的調查報導，而是從我的視角寫下了我的所見所聞，那交朋友應該不影響文章的可信度吧？另一方面又擔心，如果我以後想成為正式的記者，這種做法會不會顯得很不專業呢？

我以為，等我開始職業化的道路時，通過足夠多的訓練，就可以成為一個躲在“採訪者” 面具背後的、擁有客觀視角的人。沒想到，隨著認識的藝術家越來越多，我在思考“如何既能交朋友、又能保證報導獨立” 這件事上花費的時間精力，已經遠超過了採訪寫作本身。

我的問題到底出在了哪？

“就你，還想採訪藝術家？”

我更正式一些採訪者生涯開始於大四實習期間。我報的選題中，有一個是關於某個知名的藝術區。

剛開始，我的採訪對像都是由當時的男朋友引薦。不同於大部分藝術家“淡泊名利”、“追求精神共鳴” 的說辭，他總是說，藝術家才不會無緣無故和你閒聊。於是，我們每次去見其他藝術家，要么是給帶點水果，要么是從對方那裡買點小東西。他半開玩笑地說，為了讓我能夠完成採訪，他已經為我花了不少錢。但實際上，在那些場合，我根本說不上幾句話。

很快我意識到，靠男人或金錢，都不是好的工作方式。我開始看其他媒體的報導，發現了一個有意思的人，我暫且稱他為J。 J 原本對藝術一竅不通，是個黑車司機，但拉過的藝術家多了，就跟當地的大人物都混熟了。慢慢地，他開始收藏作品和簽名，甚至用這些收藏開了自己的藝術館。

我加了J 的微信，向他自我介紹，“ XX 老師您好，我叫思琪，特別想跟您聊聊”，云云。他很快就答應了，問我什麼時候到北京。我說，“我一直在北京呀。” 他問，“你不是在台灣嗎？” 我說，“台灣的那是房思琪，是個小說裡的人物。” 他回，“哦，那我不接受你的採訪了。”

這樣的被拒不一定是壞事，畢竟它讓我感受到了這個藝術區的荒誕。後來，為了獲得更多不同的視角，我開始在小飯館裡跟陌生人搭訕。這是個非常好的方式，因為在那個藝術區，就連外賣員都是賣不出去畫的畫家。

有一天，我碰上的一位男畫家A，他向我推薦了男畫家B。 A 說，B 在這裡好多年，是網上能查到的那種藝術家，你跟他聊聊一定會有收穫。

第二天下午，我來到B 的工作室，我們一邊翻看他的畫冊一邊聊天。他的確是一個會講故事的人，每提到一個重要場景，就會胳膊一甩，眼神發狠，透露著一種表演欲。採訪期間，不斷有電話打來，叫他過去喝酒。拒絕了三次以後，他終於問我，“要不你跟我一塊吃飯去吧？再介紹幾個藝術家給你認識認識。” 我高興極了，覺得這一定是接近他們真實生活的絕佳機會。

到了男畫家C 家的門口，B 停下腳步，他說，“來，你拉著我的手，這樣他們知道你是我帶來的人，就不會欺負你了。” 我看著眼前的B，他比我爸爸年齡都大，也不缺少網絡報導，那應該真的是為了照顧晚輩吧？我還在想的時候，他已經把我的手拉了起來。

一進門，裡面的兩位藝術家都很熱情，根本沒人要欺負我的樣子，我把手撤了出來。他們開始喝酒，也像長輩一樣勸我一起喝點，“不用太多，意思意思就行”。

從他們的臉開始泛紅哪一刻開始，事情發生了變化。一位頭髮半白的體制內藝術家，猛地站了起來，拍著桌子沖我嚷，“就你，還想採訪藝術家？你以為藝術家是什麼人？是你想採訪就能採訪的嗎？藝術家的心聲，是會隨便說給別人聽的嗎？！”

坐在我右邊的已婚男藝術家也不甘示弱，他問我，“你要是想採訪我們，我是不是也可以採訪你？你回答一個，我就回答你一個。我的第一個問題是，你跟男朋友一周幾次？”

左邊的唯一一位女藝術家，搶在我開口前替我回答，“你告訴他，一天八次，氣死他。”

而那位帶我來的B，正躺在沙發上，兩腳翹起，看著這荒誕的場景笑出聲來—— 一點都不像他作品中那些恐懼的、壓抑的眼睛。

趁著女藝術家要回趟畫室，我趕緊跟著站了起來，“我想去看看您的畫室！”

我跟著她暫時離開了這個酒局。在她的畫室裡，她寫了一幅字，時不時回頭問我怎麼樣。我沒學過書法，但我覺得真好看。天色黑了下來，我說，“我一會還有事，就直接回家了。” 但她堅持要把我帶回飯局打聲招呼再走。可能是看出了我的不自在，她勸我，“和男人在一起，就得把自己也當個男人。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嗎？”

我試圖去明白，但卻發現這並不是我通過努力就能做到的事。一段時間後，我的那篇文章臨近完成。有一天，我打電話給B 確認細節。他用帶著醉意的聲音說，“我昨天又跟幾個藝術家提起你來著，我跟他們說，你屁股長得真好看。”

我假裝沒聽見，繼續和他確認一些諸如年份、人名之類的問題。掛了電話後，我再也沒有聯繫過他。

為了不讓這一個多月的努力白費，我還是把那篇文章發表了。現在回想當時的寫作過程，我好像是在不自覺地做減法，把我的年齡和性別帶給文章的影響降到最低。並不是誰在規定我這麼做，而是我從來沒看到過其他的記者不這樣做。

我時常想，如果換成一個年齡大的、有足夠話語權的、男性的記者，一定不會有這麼多顧慮的吧？也許那才是被人們默認為客觀的、中立的視角。而我與那個角色的相距越遠，需要被裁去的邊角料就越多。這種看似先驗的共識同時保護了我和採訪對象們，他們保留了作為藝術家的光環，我也得到了一份實習作品。但直到現在，我都不知道是該感謝他們的配合，還是警惕被他們再次利用。

一些關於專業性的迷思

那篇文章發表後，一個我採訪過但並沒有寫進文章的、體制內的藝術工作者問我，為什麼沒有提前給他確認稿件。我說很感謝他帶給了我很多思路，但是我的文章中並沒有引用他的原話，也沒有出現他的名字。他只回復了四個字，“你不專業。”

我當然不認同，但沒有再回复。

在是否給對方確認稿件這件事上，如果是在某家特定的媒體，也許可以聽編輯的規定。但作為自由撰稿人，我一直沒有一個標準的做法。我問過做社會新聞的朋友，她堅持認為不應該給採訪對像看完整的文章，這樣可以避免對方出於自己的目的而提出太多要求。但同時，我也曾聽在美術館工作的朋友吐槽，有些媒體沒有事先確認就發稿，導致一些年份、數字都是錯的，太不專業了。

如果受訪者身上還不只有“藝術家” 這一個標籤，事情就會變得更加微妙。實習結束後的gap year 中，我採訪了一位音樂人，她的另一個身份，是新聞業的黃金時代裡一個非常優秀的記者。我能夠採訪到她，是因為正值她演出前的宣傳期。

那天我緊張地坐到她的面前，還沒來得及說話，她就開始翻包，說給我帶了禮物。一瞬間，無數念頭從我腦海中閃過：她今天不是媒體人，而是採訪對象，那我好像不該收禮物？但我今天也不是正式的記者，只是因為喜歡她而來，好像收了也沒關係？她經驗那麼豐富，一定知道什麼時候該送禮物甚麼時候不該，所以聽她的，就一定不會出錯的吧？但我並沒有給她準備禮物，這可怎麼辦？ ……

那天的採訪，讓我對她的印像很好，但是在寫稿過程中，費了半天勁，還是寫得像一盤散沙。沒有編輯可以給我指導，我只好直接發給她看。她沒有對文章做大的改動，但僅僅加了幾句話，就變得流暢了很多。我在內心一邊指責自己不專業，一邊以“免費上了一節寫作課” 來為自己開脫。

後來這篇文章我找到了一個在音樂領域內很有知名度的公眾號發表，實際上，也是我認識的唯一一個。沒有稿費，最大的收穫是評論裡有人誇我。

一段時間後，我見到了她的經紀人，經紀人也在媒體工作。我很沒自信，就問經紀人，我是不是寫太差了？

他說，“我根本沒看，你寫成什麼樣都無所謂，只要能發到那個平台就夠了。”

在今天的我看來，他說的是對的。話語權更像是一種社會關係，而不是什麼關起門來打磨十年的手工藝品。

慢慢地，我有了更多的發表、認識了更多的人，不再會有人拍著桌子質問我，“就你，還想採訪藝術家？” 取而代之的，是越來越多的藝術家想跟我聊聊。有的會在寒暄時說，“我們這個行業太需要像你這樣的人啦。” 我問，“為什麼呢？” 他們說，“因為我們自己不懂宣傳，就需要你們這樣的人幫我們。” 有的人一方面想被媒體報導，一方面又放不下架子，於是百轉千迴地講，“咱們一起讓藝術事業越來越好”。

我當然不甘心於做他們的宣傳工具，但也不會主動推脫。因為我漸漸發現，跟藝術家打交道，最不用相信的就是恭維。

有一位中年男音樂人，在採訪前說我做的事有意義，採訪後又說我能力不行，不會問問題。我趕緊請教，“是不是因為我不是學音樂的，沒問出什麼專業性問題？”

我之所以這麼問，是因為在那段時間，藝術的專業性的確制約了我。我問膩了“你如何開始做藝術”、“講講這件作品背後的思路” 之類的問題，時常想像，如果我能在一個音樂人面前輕描淡寫地感嘆，“你用的XXX和弦很有特點，我喜歡”，或者在看一個畫家的作品時，假裝不經意地問，“你這個筆觸和結構，是不是受到了XXX時期XX流派的影響？” —— 他們一定會對我刮目相看的吧？

但是他說，“不是，是因為你不知道我們做純器樂的人賺不到錢。”

我有一種衝動想要反問他，“那你覺得你懂採訪嗎？” 可當我還在考慮這樣問採訪對像是否太無禮時，他提前開口了，“但我不會怪你的。知道為什麼嗎？因為你是女孩子嘛！”

緊接著，不知是否在為他的風趣幽默助興，他邀請我乾杯。我沒再追問“你對女孩子到底有什麼誤解？” 畢竟酒是他請的。這一點真的是我不專業了。

誰還不是個藝術家了？

如此瞻前顧後，效率低下，我可能不是一個好的記者。但還好我有另外一招，就是把自己變成藝術家。

長期的攝影習慣幫我積累了很多作品，慢慢地，開始有朋友邀請我參展，或建議我自己辦展。去年年底，我和另一位剛從媒體辭職的朋友一起，辦了個不怎麼正經的雙個展。

媒體經驗在這時不知道成了好事還是壞事。場地的主理人一直在藝術行業工作，我們和她的爭論從展前的宣傳開始。為了和平台公眾號的其他推文差別不要太大，她建議我們，多放點圖，不用那麼多字。而我們倆堅持要維護寫作者最後的尊嚴：才1000字而已，已經很少了！

展覽開始了，我們終於體會到了藝術家的特權—— 就算是胡說八道，都不再是一般的胡說八道，而是具有藝術氣質的胡說八道。我們在那間屋子里花費的時間，也都是凝練著人類智慧精華的時間。儘管我們內心擁有無限多的開放、包容與愛，肉身卻擺脫不了吃喝拉撒睡的基本需求。而且此時，心態膨脹的我們再也不是被誇一夸就會高興好幾天的大學生，現在想和我們來討論藝術，要么有才，要么有錢。

同時擁有了媒體話語權的感覺就更好了。在展覽上，遇到其他的媒體工作者，我們說的最多的是“歡迎找我們約稿”，而不是“你想不想寫寫我們？” 當展覽臨近結束，一位媒體人不僅不跟我約稿，還問我能不能透露一些接下來的計劃，我想都沒想就脫口而出，“不能！”

展覽結束後，我把整個展覽過程寫成文章發表。結果，新的問題來了，以後我再認識藝術家時，要不要讓他們知道這篇文章的存在？

我想發給他們的原因是，終於有一件事可以簡明扼要地證明，我對藝術也不是那麼一無所知。不想發的原因是，那篇文章冒犯性挺強，諷刺了不少男的，萬一他們看到後，覺得我是個瘋女人，更加躲著我，可怎麼辦？

我在不同人身上嘗試過不同的策略，但好像並沒有什麼差別，因為大部分人的態度都是一句簡單的 “太長不看”。而且，由於我並沒有把“藝術家” 這一身份真正內化，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來的“藝術家” 光環也漸漸消失了。

但有一件事是值得被作為後續記錄的。有一天，一個在美院學藝術的女生找到我，說她的畢業論文是關於青年藝術家的生存現狀的，看完我寫的那篇文章後覺得很喜歡，就想採訪我一下。

和藝術家互換角色，真是個有意思的體驗。剛好，那天她也問到了關於身份的問題，“為什麼你覺得自己不是一個藝術家？”

在她看來，美院也不會去教你如何做一個藝術家，只要你自己覺得你是藝術家，那你就是。但我好像的確沒有那種心理認同，我說，“可能因為我不屬於那個圈子，也沒有非常想要融入。而且我也不覺得要先有一個藝術家身份，才能做這樣的事。”

不過我也不會刻意去否認，“因為在那個展覽的現場，如果我每次都解釋說我不是攝影師、不是藝術家，別人就又會問，那你為什麼要辦展？所以我現在覺得，'藝術家' 就是一個社會關係當中的身份而已。今天我在辦展，那我的身份就是藝術家，他們的身份就是觀眾。”

答記者問的感覺原來是這樣的。和以前總要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個性藏起來有所不同，在那天，我知道不論對方是否認同我，我都有發表觀點的空間。而且我也很好奇從別人的視角看到的我是什麼樣。但是同時，我也終於體會到了做採訪對象的不安全感，就好像自己的一部分解釋權被奪走了。

所以儘管我很樂於向她分享我的想法，也不在意她會怎樣在論文中利用這些素材，但當她臨走前提起未來有可能把論文印出來拿到一些藝術市集上面去賣，我竟本能地像所有“令人煩惱的” 採訪對像一樣問了一句：“那印之前能讓我看看嗎？”

在泰坦尼克號沉沒之前，我們仍是名利場中的棋子

在我觀察採訪者與藝術家如何互動的過程中，除了媒體生產以外，我最常把我們的角色與之對比的，是人類學學者與他們的研究對象的關係。

我最近看的一本人類學民族志《蘇亞人為什麼歌唱》中，作者是這樣寫的：

“人類學家越來越被那些他們所研究的社會中的人問到一個問題：'你能為我們做什麼？' 有時候這是一個很煩人的問題，但是總體來說確是個正常的問題，因為它表明某些殖民控制形式的終結。蘇亞人從沒有問我們這個問題，部分原因可能是他們知道我們能為他們做什麼。我們可以成為'他們的白人'，給他們帶去他們想要的東西，治療病人，回答一些關於世界的問題，以及給他們唱歌。”

這讓我意識到，我正在讀的這本書，並不是基於客觀、中立等原則而誕生的，而是基於一種交換，以發達國家的文明成果來交換部落裡的原始文化。與這種明顯不平等的關係相比，我很難說清採訪者和藝術家之間權力的天平在向哪邊傾斜。大多數時候，我們之間沒有哪一方享有絕對的特權，而更像是一種微妙的共識。

我經常會想起的一個場景是，在《泰坦尼克號》中，輪船沉沒前的最後一刻，三位音樂家仍然堅持在慌亂的人群中演奏完了最後一曲。在後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這都是我對藝術家最浪漫化的幻想。有時候我會代入攝像機的視角，有時候是樂手。這不矛盾，因為不論怎樣我們都是彼此的見證者。

但這種共識關係的達成是一種幸運而不是常態。上大學的時候，有一次我按耐不住想要挑戰高難度任務的衝動，就去跟一支早就在國內各大音樂節壓軸的樂隊表達了自己的採訪意願。他們的經紀人過來了，禮貌地讓我先加他微信，然後把我關在了休息室門外。我後來又追問過採訪的可能性，他沒有回复。

那天和我一起去的一位年輕氣盛的朋友為我感到不平，“怎麼這麼耍大牌呢？！” 但我其實沒有那麼氣憤，頂多是有一點沮喪。尤其是現在，我已經不會再那麼莽撞地去聯繫一些“一看就不好說話” 的藝術家了，也學會了用同樣禮貌的方式拒絕另外一些我不想採訪的人。我謹慎地挑选和我“門當戶對” 的採訪對象，有時是指年輕相仿，有時指有共同話題，有時是經朋友推薦。

如何能找到一個保持警醒又不過度苛刻的報導平衡點？或者說如何把藝術帶來的困境再用藝術的方式進行回應呢？這是我最近在嘗試回答的問題，也是一個關於如何認識自己的問題。好像嚮往藝術的人們在大多數事情上的洞察都領先於常人，只有在一件事上會慢半拍，就是如何去接受，在泰坦尼克號沉沒之前，我們仍是名利場中的棋子。

（照片均由作者提供，更多請參考www.siqi.lo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