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回忆录84:民主假期
有朋友问,「邓小平的政海浮沉」一文是怎么来的?是邀稿,还是上面转交的?当时官媒还在吹捧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呢。我回答说, 「是我与妻子合写,并以齐辛笔名发表的」。
所谓「两个凡是」,是指四人帮倒台四个月的1977年2月,《人民日报》社论按当时党主席华国锋的意旨,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按此方针,毛提出撤销邓小平职务的指示,自然不能违反。 《七十年代》率先呼吁邓小平复出,算是走在中共政治改变的前头了。
中国报坛元老徐铸成于1980年来港时同我说,那时期《七十年代》的一连串文章,如刘少奇、彭德怀的平反,对中共建政20年的评价不是右了而是左,是我们在香港首先提出来的,「对国内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对邓小平他们,也起了帮助扫清道路的作用」。他所指的,主要是「中共左倾思潮探索」的三篇长文,三篇文章回顾了中共建政后不断搞阶级斗争的左倾历史,特别提到中共历来都只是批右倾,而不批左倾,即使批四人帮,也说他们是「形左实右」,表面「左」,实际上「右得不能再右」。这样的论定就无法正本清源解决左倾思潮问题。
这些文章,都是丽仪起的初稿,再由我修饰完成的。她在中国生活了20年,经历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累积的事实真相一直在脑际盘旋,四人帮倒台使她产生了把见闻思想写出来的冲动。只不过她的文字功夫稍缺,这点就由我补充了。
除了齐辛发表中国局势与思潮的评论之外,《七十年代》也继续广开言路,刊登许多海外知识人谈中国问题的文章,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台湾《自由中国》杂志在美国的主要撰稿人朱养民的长篇大论,他从制度的层面去检讨中国的政局走向。
从1976到1979年,《七十年代》紧盯着中国局势,针对海内外左派的思想认识,不断作前导性的分析。杂志不仅在海外的销路大增,而且在中国大陆也开始可以订阅和邮寄进口了。我在这三年也多次到大陆,特别是在北京,看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同中共高干和前卫人士谈话。
中国在1978年5月的《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理论上推翻「两个凡是」,并由这开始了「民主假期」。在那两三年,《人民日报》发表的调查报告和读者来信,西单民主墙活泼生动的大字报,文艺杂志刊登作家揭露现实丑恶的新作品,人大和政协也有揭发弊端的小组讨论和大会上的大胆发言。
1978年11月邓小平会见外宾时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又说,「民主墙」是好事,人民有这个权利。邓小平的谈话,刊在北京各大报上,消息传到民主墙,大约有七千人从西单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庆祝。
所有这一切,都使人对中国的前景抱有希望。
1979年五月,《七十年代》在中国大陆的订户没有收到杂志,中国海关给订户发出通知,声称包括《七十年代》在内的五份香港刊物,「因有有害国内安定团结的违禁内容,不准进口,已按上级规定予以没收。」
1979年三月,北京公安局以「反革命宣传鼓动罪」逮捕了民办刊物《探索》的主要成员魏京生、「人权同盟」主要成员任畹町等,10月16日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15年。西单民主墙也关闭,不能贴大字报了。
这意味着「民主假期」结束了。随着华国锋最高领导者的地位被邓小平取代,邓的权力趋于巩固之后,中国的政局也就有了改变。我开始认识到:所有在中国貌似开明的言论,都是为权力斗争服务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不是纯理论探讨,它的目的是要打击提出「两个凡是」的华国锋。当时,我们杂志认真讨论「真理标准」,一方面认同要以实践作检验,另方面也提出真理没有绝对,实践也不是唯一标准,天体演化、生命起源、进化论等等都没有经过实践,也达成相对的真理。但《七十年代》对真理标准的这种认真讨论,不但在中国报刊见不到,而且这种讨论恐怕也妨碍了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对掌权者来说,一切都是为了权力,任何有利于巩固权力的就予以利用,若深入讨论会妨碍掌权者利益,就会抛弃。专权政治下的所谓民主,不是目的,而是可供夺权的手段,夺得权力成为新掌权者之后,民主即终结,故称之为「民主假期」。
对中共海关没收《七十年代》,我们也作出应有回响,由这里开始,我们与中共疏离。
《失败者回忆录》连载目录(持续更新)
- 题记
- 闯关
- 圈内圈外
- 杀气腾腾
- 煎熬
- 伤痛
- 动荡时代
- 抉择
- 那个时代
- 扭曲的历史
- 先知
- 自由派最后一击
- 我的家世
- 沦陷区生活
- 汪政权下的乐土
- 沦陷区艺文
- 父亲与沦陷区话剧
- 李伯伯的悲剧
- 逃难
- 愚者师经验,智者师历史
- 战后,从上海到北平
- 古国风情
- 燕子来时
- 在左翼思潮下
- 1948树倒猢狲散
- 猪公狗公乌龟公
- 《苹果》的成功与失败
- 怎能向一种精神道别?
- 自由时代的终章
- 清早走进城,看见狗咬人
- 确立左倾价值观
- 「多灾的信仰」
- 最可爱的人即最可笑的人
- 中学的青葱岁月
- 被理想抛弃的日子
- 谈谈我的父亲
- 父亲一生的辗转挣扎
- 父亲的挫伤
- 近亲繁殖的政治传承
- 毕生受用的礼物
- 文化摇篮时期
- 情书——最早的写作
- 那些年我读的书
- 复活
- 不可缺的篇章
- 不可缺的篇章之二
- 不可缺的篇章之三
- 不可缺的篇章之四
- 不可缺的篇章最终篇
- 没有最悲惨,只有更悲惨
- 归处何方
- 刘宾雁的启示
- 徐铸成的半篇文章
-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 通俗文化的记忆
- 左派的「社会化」时期
- 伴侣的时代
- 那些年的太平日子
- 香港历史的转捩点
- 福兮祸所伏
- 香港辉煌时代的开始
- 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往何处去?
- 二重生活的悲哀
- 《七十年代》创刊背景
- 脱颖而出
- 觉醒,误知,连结
- 非常有用的白痴
- 有用则取,无用则弃(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 中调部与潘静安
- 非蠢人合做蠢事
- 接近绝对权力的亢奋
- 无聊的极左干预
- 从钓运到统运
- 那年代的台湾朋友
- 统一是否一定好?
- 台湾问题的启蒙
- 推动台湾民主的特殊角色
- 中共体制内的台籍人士
- 踩不死的野花
- 文革精神
- 文革缔造中国的今天
- 极不平凡的一年
- 批判极左思潮
- 民主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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