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烂时光会客室】第375集｜激进1949—被遗忘的工运先锋白色恐怖是省籍因素还是阶级冲突？

文/杨鹃如

谈到白色恐怖时期历史，以往多为人物志或口述史方式呈现，《激进1949：白色恐怖邮电案纪实》透过梳理第一手史料、访谈多位邮电案受难者，以及重现当年邮电工人创办的刊物《野草》，拼凑出当时邮电工会抗争案的始末。

节目邀请编著者陈柏谦分享编著过程，并期望本书能让大众了解到「邮电案」的完整脉络，是谈白色恐怖时期不能忽略的段落、观点跟角度。

白色恐怖完整史料与当事人口述纪录「邮电案」完整脉络

编著者陈柏谦，同时是台湾劳动历史与文化学会秘书长，他先谈到这本书如何诞生。大约在八、九年前自己开始跟政治受难人团体进行白恐口述史访谈，偶然得知有人访谈到「邮电案」的受难者刘建修、李荧台等人，当事人保留了他们所编辑的刊物《野草》，共29期的刊物保留了27期。

陈柏谦认为这是白恐历史第一次有机会透过当时一群人集体创作、完整保存的史料来拼凑当时案件的前因后果。尤其以往邮电案的口述史里，可能没有被深入纪录与挖掘，透过重整《野草》刊物让访谈小组成员感到很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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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柏谦说官方大概在九零年代末期开始进行白色恐怖口述历史纪录，同时也进行赔偿受难人的工作，但当时距离解严时间还不久，许多受难人第一次受访还不太敢详细说明，有些受难者团体彼此有个默契，要求同志们在受访过程不可以提到别人姓名，也不可以提到案情，间接形成近数十年来白恐口述史的方向，多数以个人生命史做为核心。

例如有些白恐的冤假错案、无辜被牵扯进来的受难者，口述史多会集中在自己个人经验上，包含自己被刑求，或是在何种状况下被迫做了「假自白」认罪而被判刑，集中在狱中生活及出狱后经历生活困难的部分，他认为各个受难者都是被镶嵌在这个大历史的变动下，但这正也是陈想要完整纪录邮电案的另一个契机。

陈柏谦认为虽然做邮电案的历史拼图工作已经有点晚，如果有办法还原邮电案一大群人，围绕在邮局里学习国语的补习班，包含参与地下党的国语老师及牵扯到35人之多的案件，因为人数多，还能够访问在世的受难者及关键人物。

主持人管中祥则说，现今八、九十岁的当事人对于邮电案的口述史，加上《野草》刊物的原始文件共同对照，显得历史的动态性及立体感很强。

国语补习班不只学国语邮电工会被解放的思想

邮电工会抗争的事件为何？ 1949年3月，台北街头爆发台湾光复后第一场由台籍邮电工人发起的争取「归班」与「同工同酬」的请愿游行。这是继二二八事件后，首度再起的公开群众运动。

事件不久，由于内战战局与政治局势丕变，台湾省政府在同一年的五月宣布台湾地区戒严，针对光复初期以来的工会力量、进步人士、中共地下党进行逮补、审讯、关押与刑杀，拉开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序幕。

陈柏谦说明，日本殖民时期台湾的邮局及电信局是合并的，1945年8月前日本帝国投降前，在邮电局工作的台籍员工初期都抱着热烈欢迎心情，期待国民政府来台接收。邮电工会第一届理事长陆象贤来自上海，工会成立后陆象贤想招募会员，却发现大家因不清楚工会可以做什么而不太愿意加入工会。

陆象贤询问员工后发现，国民党政府接收邮电局后，原来的台籍员工未纳入正式员工，称为「留用」，类似临时人员，薪资考核等相关制度无法跟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各省份邮局一致，甚至国民政府来台后带来一批中国各地邮电公务员支援，薪资比本地员工高四至五倍，同工不同酬，对多数台籍员工来讲感受上非常无法忍受，因为日本殖民时期台湾人就被当成二等公民，没想到祖国接收后还是一样。

这群年轻员工生长在殖民时期使用语言多为闽南语或日语，较不会说国语或普通话。为了使台籍员工的邮电局柜台工作能够更顺利，同时为了招募工会会员，工会在工作场所成立国语补习班，一处设在现在北门邮局的正对面，一处是现在的国史馆、以前是邮政总局，并从上海聘请两位在上海女工夜校教女工识字、有着丰富教学经验老师计梅真及钱静芝。

陆象贤、计梅真及钱静芝都是地下党党员，两位老师也是有经验的组织工作者，陈柏谦认为，并非像被国民党妖魔化的左翼工作者「洗脑、邪教」，他们跟全世界各地工会或草根组织工作者一样，除了教国语、识字、写文章等，更重视透过课堂讨论、分享实际生活及生活遇到的困难，让当代工作女性了解到父权封建所带来的压迫并讨论如何面对困境。

国语补习班课堂上让邮电工人们看见并陈述自己的困境，老师们也不会立刻告诉他们应该要怎么做，而是透过文学，例如鲁迅的著作加以启发邮电工人的思想。两位国语老师协助邮电工人们启发「自己的问题只能自己解决」，不能靠别人

补习班运作后，员工也成立同学会联络感情，共同编纂刊物《野草》，他们认为做刊物可以让更多人看到邮电工人的讨论跟诉求，更启发工人们积极进入体制内争取劳权。其命名是来自同学课堂上所学的一篇夏衍的文章，寓意在于野草虽不起眼，甚至被石头层层叠叠压着，但是只要有光跟土壤，野草就会长出来，形容野草的韧性强大。

由于当时邮务工会绝大多数工会干部是国民党派人选举，台籍员工思考可以参与竞选工会干部，并利用工会力量提起「归班」等劳权诉求，类似于1980年代末期工会自主化运动。因此有一位员工许金玉透过选举进入工会，成为优秀的工会干部，并努力提出诉求与运动。

不只省籍问题那些被忽略的阶级问题

国民党政府带来外省邮务员工，相对本地邮电员工的薪资差异及临时工人身份，在白恐论述通常较认为是「省籍问题」，陈柏谦说重新考察1945到1949年的这段历史，除了省籍问题，更大一部份被忽略的是阶级问题。

陈柏谦说，补习班成员许金玉受到鼓舞，认为应透过自己的力量参选工会干部，争取「归班」跟相关权益，当时却被一位台籍人士放话恐吓不准出来选，甚至跑到许金玉家向他父亲说「好好管你女儿，女人抛头露面成何体统」，考察资料后发现档这位本省籍人士是国民党吸收的线民，定期跟国民党回报邮电局的状态。

然而相对两位参与地下党的外省老师计梅真及钱静芝，虽然33 位同学被牵连、逮补判刑，但是台籍员工们在近年发表怀念老师的书籍中，纷纷书写对外省老师的怀念之情。可见老师们在教学过程中让他们有新的人生观跟价值观，对世界有更广阔的认识。

陈再提到日殖民时期最有名剧作家简国贤，简国贤曾经在1945年写一部广受欢迎的戏剧《壁》，谈社会阶级及贫富差距，看到新政权转移过程中台籍人士也有阶级问题。

墙壁的一边是辛苦赚钱也养不起自己、母亲生病无法看医生的本省人，另一边则是有钱的本省人米商，经常囤积白米、炒作米价。穷苦人听到有钱人夜夜笙歌，自己却连米都吃不起，便用毒药把妈妈毒死，自己撞墙自杀。戏剧当时在中山堂公演，造成轰动，随即被当局禁止。简国贤在1954年遭当局逮捕枪决。

压迫关系交错多元且复杂，因此很难简化为省籍问题，更有很多不同排列组合。管中祥提到，两位老师的确是共产党党员，是否可能让人认为借着省级、劳资等冲突趁机组织员工，导致内部动乱？陈柏谦说，两位老师协助工人们的组织工作与现在许多台湾组织工作者做得事情都是一样的，期望让弱势、受欺压的人民在组织过程中认识环境、认同并自己长出力量。

陈认为，大家一定会将当时的共产党党员跟现在的中国共产党进行联想跟连结，然而共产党本身的性质已经是很大的课题，回到历史来看那个年代，如此的组织工作者实际上追求劳工的解放、使弱势者翻身，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

近百年来被忽略的工人运动高峰时期

陈柏谦说，台湾将近百年历史里开始有当代意义的雇佣劳动中。第一波是1927到1931年台湾民众党、农民组合、台湾共产党等组成的台湾工友总联盟，上万会员发动全岛总罢工。大家近来熟悉的另一高峰是解严前后1987年到1989年，1984年通过的《劳基法》 兴起很多工会自主化运动，工会期待利用《劳基法》争取更好待遇，直到1989年远东化纤发起大罢工，全台工会皆积极参与。

为了编著本书，陈柏谦进行1945年到1950年资料爬梳过程中，发现这五年来曾在媒体报章杂志或政府档案出现的劳资争议、罢工、怠工数量众多，形式手段之激进让人出乎意料。

邮电案在1949年3月发动两千人包围省政府的游行集会陈情，并不是孤立的。
即便1947年发生了二二八事件，该事件结束后没多久还是有很多工会行动，即便会被镇压，工人还是选择走上街头争取权益。

陈柏谦认为，被忽略的这五年间有一部分是承继第一波工人运动高峰的精神，一直到1949年5月当局宣告戒严才真的中断，戒严时期若发动罢工、罢市、罢课将被判处死刑。包含邮电案中杰出积极的工人运动干部多数都被逮捕判刑，对于一般在工厂内没被抓走的人，看到这样的结果就只能乖乖听话，工会办公室标语变成「保密防谍，人人有责」、「增产报国，反攻大陆」等。

管中祥认为，本书中启发解放工人思想与强调英雄主义的抗争运动不同，受压迫者应该要自己站起来，相互协助、体贴，是这本书除了了解白恐事件以外更多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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