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雪琴：“哪有记者不发声”

（原文發佈於2021年10月26日）

【編按】：本文由端傳媒與NGOCN聲音計畫聯合出品，首發於端傳媒。

黃雪琴，中國獨立調查記者，女權行動者。曾任職《新快報》、《南都週刊》等國營媒體，後來辭職成為獨立記者。 2018年，她深度參與推動中國#MeToo運動，支持多例個案維權，並發起一系列反性騷擾行動。 2019年，她在香港參加反修例遊行並實名發表記錄文章，因此被中國當局以“尋尋滋事罪”刑事拘留，並被採取強制措施“指定地點監視居住”3個月，原定於當年9月入讀港大法學系碩士項目，也因被逮捕而無法前往。 2020年1月17日她被取保候審。 2021年秋，黃雪琴獲得英國志奮領獎學金支持，原計劃於9月20日赴薩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就讀性別與發展學碩士，卻再次因被捕而無法成行。

2021年9月19日，黃雪琴同廣州職業病權益倡議者王建兵突然遭到廣州警方逮捕。警方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於王建兵住處拘捕兩人，並疑對其採取強制措施“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主要原因或涉及日常在王建兵家中的朋友聚會。在家屬一再要求下，警方不但拒絕向家屬出具通知書，亦拒絕告知兩人涉嫌罪名、採取何種強制措施等。另外，警方要求家屬對此事件保持沉默，不可與外界溝通，不得接受媒體採訪。 10月26日，是兩人失聯第37天，親友仍未獲知兩人關押情況（依中國法律，在檢察機關批准逮捕或釋放之前，公安機關可以拘留公民最長37天）。

2020年10月，颱風要來了。黃雪琴打算拆掉樓下的監視器，看到手機上的惡劣天氣預警，感到開心。

距離取保候審已過半年多，但她的生活沒有恢復平靜。因為參加、記錄香港反修例運動，她被關押了三個月，並且進入了一個國保（負責中國國內安全保衛的警察）定期「訪問」的名單。除了應付警察日常騷擾，處理逮捕帶來的傷害，還要想辦法舒緩對家人造成的壓力和創傷。此外，受取保規定限制，她無法公開在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期間的經歷，這對一個堅持自由發聲記者來說，帶來的剝奪感和壓迫感比常人更甚。

有天黃雪琴下樓遛狗，發現樓梯口的垃圾分類站上多了個攝影機。她走遍了社區其它20個垃圾分類站，確定只有她家樓下有。很明顯，這攝影機是為了她而安裝的。

黃雪琴決定，要趁颱風天把這個攝影機砸掉。

「砸掉」的想法鼓舞了她的朋友們，作為用報導拉開中國#metoo運動的開端的記者，黃雪琴一直堅持透過平和理性的方式來爭取社會公義：她做獨立調查報告，書寫記錄社會不公不義，給受害者連結資源進行維權，發起聯名訴求，公開演講和組織訓練。朋友們認為黃雪琴的做法一直都很溫和，所以當她提出要砸掉攝像頭，紛紛表示支持，甚至幫她想了很多砸掉的方式。

颱風天來了又走，黃雪琴最後還是選擇了一種更「雪琴」的方式來表達抗議。她每天出門遛狗的時候去攝像頭下舉牌「非法安裝攝像頭，要求信息公開」；她唱了首《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還準備去攝像頭下讀《1984》。國保再次約談時，她手抄了當時新近出台的《個人資訊保護法案》給他們，要求他們提供安裝攝影機的手續程序、購置費用等。

會面第二天，黃雪琴下樓準備去給攝影機讀首詩，一看，攝影機已經被拆了。她在自己的社交帳號上記錄了這件事，標籤是「#抗爭有用」。

當記者履行監督權，“就像呼吸一般自然”

抗爭者，這並非黃雪琴原本為自己選擇的角色。她曾是國營媒體的一員，相信體制內改良，並為此積極書寫，出謀獻策。

2010年，大學畢業後，黃雪琴成為中國新聞社廣東分社的記者，後來又進入《新快報》、《南都週刊》等新銳媒體做調查記者。

2000年到2015年前後，中國大陸媒體經歷了輝煌而短暫的輿論監督時期。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為核心的南方報業媒體是推動社會改革的傳媒主力之一：2003年《南方都市報》關於「孫志剛事件」的報導參與推動政府廢除了實施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同年該報突破當局的新聞封鎖，報導了非典疫情在廣東省內蔓延的情況，促使當局放開有關疫情的相關資訊。 2012年，《南都週刊》的《起底王立軍》系列文章，更是對中共高級官員的政治鬥爭進行了深度曝光。

黃雪琴正是抓著這段黃金時代的尾巴進入媒體產業。那時她所在的城市——廣州，有著「中國最接近公民社會」狀態的美譽。她在每週的「市長接待日」上，記錄市民對市長的直接質問。時任廣州市長萬慶良因為一句「在珠江帝景租房子，每月交租600元」的言論，被媒體批評，一市之長淪為坊間笑談。彼時的黃雪琴認為，當記者履行監督權，「就像呼吸一般自然」。

黃雪琴開始用手中的筆揭露社會的黑暗面，期待用報導推動社會改變。她寫的關於越南乳豬走私的調查報導，導致該地檢疫局兩名官員下台；關於深圳自閉症兒童的文章，引來相關人士對該民間機構的支持…… 那時也需要與公權力博弈，與地方幹部鬥智斗勇，想盡辦法拿料，在禁令到來前發稿——這是中國記者一直都要學習的一門功課。

那段記者生涯，黃雪琴快速成長，非常快樂。她還沒有被後來常出現的虛無感困住。至少，身為記者，她還能書寫不公，做自己想做的報導。也因此，雪琴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對體制的自我改良抱持信心。他們相信，透過媒體監督，知識分子建言獻策，法律人士推行法治，公民社會發展，這個體制會越來越好。他們沒想到，言論緊箍咒正在步步緊逼。

2013年初，《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後，情況急轉直下。南方系媒體被納入強力監管範圍。 2016年2月，習近平視察中央電視台，明確提出“黨媒姓黨”，要求新聞報導講“導向”。此前黨報辦都市報、市場化媒體空間，逐漸不復存在。

黃雪琴看著媒體的調查部紛紛被撤除或削減人手，她所在的調查部門被改名為“創新部”，人員從十幾個變成幾個，最後都離開了。體制內輿論空間越來越小，能做的報導越來越少，薪資也大不如前。

肅殺環境下，2015年雪琴從報社辭職，決定當獨立記者。獨立調查報導仍有些許空間，她把略為敏感的稿子交給網路平台，遇到審查，平台可以推說這不是自家的記者，無法管控；作者也可以推說自己只是獨立記錄，不對機構負責。

黃雪琴相信獨立記錄的重要性。她相信在歷史的縫隙中留下一些獨立記錄，未來或許可以對抗國家機器的統一敘事，記錄和見證，讓個體的記憶不再被輕易抹去、改寫。

原來不用依賴一個機構，也能做獨立調查

2015年8月， 天津港危化品倉庫因違規放置危化品引發爆炸，最終造成165人罹難，798人受傷。遇難的人中， 有99名是消防員。

那時黃雪琴剛辭了職，在美國遊學半年。看到消息，又得知國內同行被攔在現場外，她決定去紐約採訪911事件中美國消防員的救援經驗和現狀，以此對照中國消防員面臨的困境。她和國內報社的編輯討論完後，立刻定了從西雅圖到紐約的火車票。

火車上，她找到相關部門的聯絡方式，一個個發郵件說明來意，然後再一個個打電話發出採訪請求。碰釘子是經常的，受訪者反覆問她：你是誰？你屬於哪個機構？你的訪談目的是什麼？為什麼過了這麼久突然對911有興趣？雪琴回答一遍，電話轉接給另一個部門，同樣的問題又問一次，如此反覆。

到了紐約，預定的民宿臨時出了狀況沒有辦法繼續住，她只好拎著行李箱在市政廳、紐約警察局、消防局、咖啡店來回跑。最後，黃雪琴終於找到了受訪者，坐在星巴克一口氣把稿子寫完，已是深夜，她看到放在身邊的行李箱，這才想起來，住宿還沒著落。

《“911”14週年，三千餘救援者確診患癌》發出後，立刻登上國內各大媒體頭條，同行都祝賀她稿子“火了”，黃雪琴沒時間看那些讚美和評論，她在紐約一家洗衣店裡，研究怎麼洗積存了一週的髒衣服。

也是這次差點露宿街頭的經歷，黃雪琴開始對當獨立記者有了信心：原來她不用依賴一個機構，也能做獨立調查。

之後，黃雪琴去了柬埔寨，走進地雷村，探訪曾經的埋雷和排雷戰士，了解內戰對平民百姓的傷害；她去新加坡研究垃圾分類體系，比照調查廣州的垃圾分類現狀；她跑去越南的監獄和醫院，書寫被非洲毒販騙去販毒並被判終身監禁在異國他鄉的中國女孩的故事。

這些報導之外，讓黃雪琴進一步為人所知的，是她對性暴力案件的獨立調查報導和對中國#MeToo運動的推動。

意外成為中國#MeToo運動標誌性人物之一

2017年10月，美國女星艾莉莎·米蘭諾鼓勵女性在用#MeToo標籤來公開被侵犯的經歷，使人們能認識到性侵犯的普遍性，引發全球#MeToo運動。當時，在新加坡參加亞洲記者獎學金計畫的黃雪琴也與眾多的記者談起性騷擾話題，得知，大部分的記者都遭遇過性騷擾，卻幾乎都保持了沉默。

黃雪琴想知道，媒體產業裡性騷擾到底有多嚴重，為什麼常為弱勢族群發聲的記者面對自身遭遇的不公卻沉默不語？於是她10月回國後立刻發起了《中國女記者職場性騷擾》問卷。

彼時，羅茜茜剛實名向她的母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紀委舉報了十多年前性騷擾自己的導師陳小武，但毫無進展，一籌莫展時，看到黃雪琴發起的調查，立刻聯絡她說“我要實名檢舉」。

了解了羅茜茜等倖存者的故事，黃雪琴幫她們收集證據，聯絡律師，聯絡媒體進行報導。但傳統媒體紛紛表示，輿論空間受限，議題敏感，希望自媒體率先曝光，才能跟進報導。

於是，2018年1月1日到1月4日，黃雪琴在自己的公眾號連發四篇關於「北航性騷擾事件」的調查文章，包括羅茜茜的實名舉報信、多位倖存者的講述以及圖片、音訊等證據。 1月4日，她還發出了倡議北航建立校園反性騷擾機制的聯署信。這次聯署得到三千多人的參與。羅茜茜的實名舉報微博當天下午就獲得了超過三百萬的閱讀量。北航破例在假期當天回應，聲稱展開調查，並暫停了陳小武的工作。教育部也發文表示對性騷擾零容忍，並將研究推出校園反性騷擾長效機制。

黃雪琴就這樣和羅茜茜一起掀開了中國#MeToo運動的開端——陳小武被懲治之後，有更多高校性騷擾、公益圈性騷擾、媒體界性騷擾的事件被爆出。最高峰的時候，2018年7月，一個月裡爆出23件性騷擾指控。倖存者出來講述遭遇的性暴力和帶來的傷害，同時要求社會回應，督促校園/職場推出反性騷擾機制，完善國內反性騷擾法。當時，來自94家大學的8,000多位學子參與為母校寫倡議信的活動，一度形成反性騷擾風潮。

深圳一高校教師、黃雪琴的好友Charlotte認為，黃雪琴在中國#MeToo運動中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她用人人可以理解、可以與之產生共鳴的語言講述這些女性的遭遇，讓# MeToo中的每個孤獨個體相互聯結，她寫下的每個故事，都不僅是當事人的故事，也是每位女性的故事。

黃雪琴卻自嘲自己是「矮子裡面拔高個兒」。面對性騷擾，其他記者都不敢說、不願說、不想說，自己才「意外地」成為了#MeToo運動中標誌性人物之一。

深度參與#MeToo運動，為倖存者連結律師、心理諮商師和其他社會資源協助維權，報導監督案件進程，原本正常不過的工作，卻令黃雪琴很快被敏感化。她供職過的媒體、供稿的平台都傳來訊息，說「有人在查你」。黃雪琴也開始頻繁被警察約談，要求她停止性騷擾報導，停止「煽動」學生。在高校的學生透露，校領導在一次演講中，將黃雪琴定義為“校外勢力”，要求學生遠離她。

官方指責她煽動學生參與行動，連結NGO；審查刪除了她大部分的文章，她的人生歷程一點點被當局抹除和改寫。現在搜尋「黃雪琴」的名字，出來的是她被捕的消息，和零星的#MeToo報導，她曾經引以為傲的、帶來些許改變的那些文字，那段她最充實的時光，都被這個有效率、強大的審查機器無情地清除了。

她的一位同行、一外國媒體駐中國的記者Anne說，黃雪琴推動中國高校建立反性騷擾機制方式“不是對抗性的，而是合作的方式”，告訴校方建立這個機制對他們來說有什麼好處，是想一起解決性騷擾問題。

彼時高校性騷擾機制的建立還遙遙無期，但Anne說黃雪琴「總是很樂觀」。

樂觀體現在生活中。雪琴有次和朋友去旅行，半路車壞了，深夜裡幾個人沒有東西吃，沒有地方住，大家都沮喪時，雪琴突然叫起來，“啊，你們看，今晚的星星好漂亮啊！”

不能出去讀書，就繼續做記錄和行動

這種樂觀延續到了警察開始騷擾她與家人之後。 2019年9月本是黃雪琴赴香港大學攻讀法律碩士的時間。但在此之前，廣東國保因為她發布關於香港反修例運動的文章，關押她24小時，沒收了她的護照，阻止她留學。

她不是不鬱悶，畢竟學校和獎學金也不容易申請。但她隨即又想開了，不能出去讀書，就繼續做記錄和行動。然而情況持續惡化。 2019年10月17日，黃雪琴在國保的要求下去到警察局，此前他們聲稱會歸還雪琴的護照，卻沒料到，這是一次誘捕。

一開始，黃雪琴被關在看守所。起初，她把看守所的日子當作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她傾聽她們的故事，還想為她們寫書，書名都想好了，就叫《女子監獄A101》。 101是她所在的監室。

後來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日子就沒那麼好過了。藝術家艾未未也曾被監視居住，他做過一場展覽，還原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生活狀況。在一個無人知曉的地方，見不到律師和家屬，完全與外人斷絕接觸。在窄小的空間裡，除了不規則的審問，至少有兩個人每天24小時站在身邊，記錄下你的所有動作和表情，伸幾次懶腰，吃幾口飯，喝幾杯水，上廁所、洗澡、睡覺，天天如此。

在如此沒有隱私、備受壓迫的環境下，雪琴還同情看守人員，她們在她上完廁所後，還要去確定她的大便是軟的還是硬的；她們在她睡著時，要記錄她翻身的次數。沒有人可以交談，她只能在狹小的房間裡散步，一邊讓自己的思緒飄到遠方，她試著想像，小王子後來遇到的玫瑰園中那5000朵玫瑰，每一朵都是什麼樣，和小王子鍾愛的那朵有什麼不同。

這種有些浪漫樂觀的情緒，似乎在經歷過生活摧折的人身上並不多見。黃雪琴說，之所以能夠坦然地接受自己的際遇，是因為身為記者，她讀過、看過、聽過、寫過太多他人的遭遇：寧為玉碎的林昭，精神獨立的陳寅恪，那些奔向廣場又回不來的年輕人。

這讓黃雪琴得到了安慰和力量。她也剖析，這也可能是一種逃避。實際上，從2018年開始，她就會時不時陷入一種「失語症」狀態。某一段時間，她會什麼都不想說，什麼都無力做，被一種巨大的虛無和絕望籠罩。

或許2019年是喘息機會，入學前，黃雪琴在香港大學訪學。誰也沒料到，反修例運動就在此時爆發了。

“親身經歷了，就不能假裝無知”

6月9日，為了反對修訂逃犯條例，100多萬香港人走上街頭，用和平遊行的方式表達反對態度。在社會運動的歷史現場，黃雪琴帶著要去「發聲、參與、見證並記錄」的心態，加入了最初的遊行。

她跟著人群走，一邊在朋友圈發著現場的照片和視頻，卻發現相關內容不斷被屏蔽刪除。香港運動成為敏感度最高的話​​題。在大陸，一切關於反修例運動的信息都會受到審查，當局開動宣傳機器，稱抗爭者“與境外勢力勾結”，用暴力反對一國兩制，是“港獨”、“暴徒”。

黃雪琴在現場看到這些官方敘事中的「暴徒」是如何有序地參與遊行，如何有禮貌地給彼此讓路，又如何使用和理非方式表達自己；也看到官方宣傳污名化、妖魔化運動後導致的輿論撕裂，她更明白真實紀錄的重要性。影片照片發不出去，她就發文字「七分之一的香港人走上街頭，反對惡法」。朋友們看到了來問她“香港發生了什麼？反對什麼惡法？為什麼反對？”，她都一一耐心解釋。

後來，微博、微信上關於這場抗爭的痕跡被抹去，她自己的帳號也被禁言，官方媒體只允許「暴徒亂港」一種定論，她感覺這場運動會像30年前北京天安門那場運動一樣被國家機器抹除、改寫，一種使命感和責任感湧上來，她要承擔起一位記者的責任，要記錄下歷史的碎片，要盡力還原現場真實的聲音，抱著這樣一種心情，她實名寫下了那篇《記錄我的「反送中」大遊行》，而正是這篇文章直接讓她陷入牢獄之災。

文章發出來的第二天深夜，警察便去她廣州的家裡找她的家人，要求黃雪琴「閉嘴」。之後，黃雪琴返回大陸家中當晚，就被抓了。

按照同行Anne的話說，「除了履行作為記者的職責報導香港反送中運動之外，她什麼都沒有做」。

黃雪琴考慮過後果，深思熟慮後，她認為自己做不到不去記錄，對她來說，那是記者，尤其是在場的記者的失職。正如《記錄我的「反送中」大遊行》文章最後所說，「親身經歷了，見證了，就不能假裝無知，不能放棄記錄，不能坐而待斃。黑暗無邊，僅剩的一絲真實和亮光，絕對不能拱手相讓。

「一秒鐘的黑暗不會讓人成為瞎子」——在被關押的黑暗的時間中，也是這句話給了黃雪琴力量。

國家暴力機關對待異見者、行動者一般是先展現「鐵拳」和暴力，然後是漫長的關押，教育，轉化。對被監禁者而言，最初的恐嚇與威脅慢慢失效，後來的敵人，變成了漫長無盡頭的時光。

黃雪琴無數次回憶曾讀過的書，去過的地方，遇過的人，保持讓思維的運作。面對長期的轉化教育，她把自己想像成女特務。女特務不像女英雄，永遠慷慨激昂，在那種環境裡，用本色去應對會很快被消耗。女特務懂得斡旋，她聰明、狡猾，在保護自己的同時，也不會忘記自己的使命。

但黃雪琴又對這套「把自己想像成一個女特務」的方式非常警惕，因為這樣就達到了轉化教育的目的：讓真誠的人變得沉默、逢場作戲、表裡不一。她厭惡這種做法，她喜歡坐在草地上和身邊的人暢談。坦誠、真實，對她來說非常重要。

曾經在2020年參與聲援黃雪琴的小北，初次見面便覺得她是個特別有原則的人。當時他們分組玩遊戲，規則是，如果每組都選擇同一個數字，便都可以獲得加分，如果其中一組和其它組選的不一樣，則選擇不一樣的組可以加分，其它相同選擇的組別要扣分。組與組之間可以交談，以協商或欺騙的方式說服對方，最後哪個組得到最高分，哪個組獲勝。

一場遊戲中的爾虞我詐開始了。有些組別為了勝利而選擇拉攏、欺騙。但黃雪琴堅持認為，大家一定要共贏，建立彼此信任的夥伴關係，不能被遊戲規則操弄。小北說，雪琴當時非常激動，說到最後甚至哭了出來。

對黃雪琴來說，保持敏感，保持對痛苦和憤怒的感知才能在這個荒謬時代中，做一個更好的記者。

“哪有記者不發聲”

取保候審出來後，黃雪琴有時會做惡夢。有一次她夢見自己又被關進監獄，夢裡有一位暴君，不知為何暴怒要蒸煮犯人吃，卻又覺得犯人太低賤，便煮了一個大臣，吃到手指發現還有戒指遺留在上面，暴君大怒，又要繼續吃人。雪琴在夢裡又驚又怒，要出去聲討暴君，卻被家人摀住嘴，「吃的又不是你，別瞎操心，不准喊」。雪琴驚醒了。她想起被消失的公民記者張展、陳秋實、李澤華。

她不斷提醒自己，不要陷入自我感動。相較於很多人，她的生活沒有被毀，她沒有遭遇身體酷刑，沒有太多的創傷，貓狗雙全，有空和朋友去喝小酒。已經是很大的幸運了。她依然願意把精力放在觀察和記錄這個荒謬時代，以及在時代中掙扎的人。

當然，牢獄之災在她身上留下痕跡。警察的騷擾和監視仍在繼續，她不能離開廣州，她害怕自家小狗的叫聲，因為每次國保突然來訪，她的狗都會狂吠不止。

儘管她被要求不能公開講述自己在裡面的經歷，但保釋幾個月後，黃雪琴終於可以拿起筆寫日記，並分享給少數朋友。據她的朋友透露，她日記裡清晰記錄著，國保如何刺激她，監控她，阻撓她正常工作，透過記錄，雪琴一點點找回了自己的力量。

“哪有記者不發聲”，這是她寫過的文章標題。她堅持報導和記錄，只是只能以匿名的形式發表文章。她採訪寫作的女性抗爭者李翹楚，獲得了2021年SOPA「卓越女性議題報道獎」金獎。只是沒有想到，她又步入了和她們類似的命運。

訪談的最後，我問她，你理想中的社會是什麼樣子？

她說，是「群魔亂舞」的，每個人都可以自然地自由地生長，有人做妖孽，有人做鬥士，要像一個百草花園，盛開著各種各樣的花朵。

我問，那你在其中的角色呢？

她毫不猶豫，「我是那個記錄者，我會拿著我的筆、我的鏡頭把每一朵花如何生長、盛開、凋零都記錄下來。」然後她補充了一句，「當然，我自己也要盛開。

除黃雪琴外，所有受訪者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