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收養走入歷史，那些被計劃生育造就的“棄兒”，她們的愛與痛能隨國家政策一同逝去嗎？

原文刊載於歪腦

文｜夏念梓原文發佈時間｜10/17/2024

24歲的加拿大游泳選手瑪吉·麥克尼爾(Maggie Mac Neil) 上個月宣布退休。這位已贏得三面奧運獎牌的泳手在2021年亮相東京奧運，擊敗中國選手張雨霏奪得100公尺蝶泳項目金牌。一戰成名後，中國觀眾得知瑪吉曾是一名中國棄嬰，她因而被部分中國媒體和網民“認親”，除了呼籲為她“尋親”外，甚至有聲音指瑪吉如果沒有被遺棄，「這枚金牌本應屬於中國」。

讓中國網友驚訝的是，瑪姬公開回應不會「尋親」；更讓人跌碎「玻璃心」的是，她說自己是加拿大人，雖有中國血統，但中國僅僅是她生命中很小的部分。出生於中國江西省九江市的瑪姬一歲時被加拿大養父母收養；她還有一個妹妹，也是從中國收養的棄嬰。像麥克尼爾姊妹這樣被外國家庭收養的中國棄嬰，特別是女嬰，還有很多。中國在1992年推出《收養法》，放行涉外收養。 32年來，估計共有約十五萬名中國兒童被外籍家庭收養，其中超過八萬人被送往美國，數量遠超過它任何國家。

就在瑪姬宣布退休前幾週，中國政府突然宣布收緊跨國收養政策，不再允許外國人收養中國兒童，除非是海外華裔在中國收養「三代以內旁系同輩血親的子女和繼子女」才獲通融。因為政策調整突然，令許多正在走程序的國際收養案例被迫被迫要叫停。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稱收緊跨國收養政策符合相關國際公約的精神，感謝“有關國家政府、收養家庭希望收養中國兒童的願望和愛心”，但就未就政策細節做解釋。中國民政部也表示，不再處理任何與國際領養相關的工作。

對已被收養的華人兒童來說，不少人感到「震驚、悲傷，甚至為政策的終結而感到欣慰」。這十五萬被收養的中國棄嬰中超過一半的人已經成年，第一代被收養兒童也將邁入中年。不少人陸續分享心聲，談論自己被跨國和跨種族收養（Transraciall Adoption）的經歷。這些中國兒童因跨國收養政策扭轉了人生，從中國到海外生活；如今政策無預警叫停令她們成為跨國收養的「最後一代」。但實施層面的結束卻無法抹除這項政策三十多年及以後對每一個個體持續的影響力。就像許多被收養人分享的那樣，「收養並不是一次性事件，而是跨越終生、一波接著一波的連續性事件」。

那些完成「逆襲」的面孔背後，被跨國收養者八成是女嬰、九成有先天殘障

由於審核程序較為便捷，收費相對透明低廉，中國一度成為國際收養的主要來源地。

一般來說，有意收養中國兒童的國際家庭需透過中介機構準備資料，先​​由本國政府進行家庭背景調查和公證，然後再將檔案送往中國收養中心進行審批和等待配對。配對成功後，收養家庭需要親自前往中國到福利院收養子女和赴民政部門處理收養登記和公證等手續。這過程，短則兩年，長則四年。至於花費，有資料揭露，在2011年國際家庭要收養一名中國兒童需3萬美元，包括國際收養過程中衍生的公證費、材料費、服務費、證件費以及旅行費用。此外，收養家庭還需向福利院繳納“捐贈費”，這筆國際收養捐款逐年增加，在2011年已由兩年前的3000美元漲為約5400美元。

在跨國收養中，超過八成被收養的華人兒童是女孩。由於她們大多被歐美中產家庭撫養長大，不少養父母更精心栽培，當中不乏大放異彩者完成旁人眼中「命運的華麗逆襲」。除了從「棄兒到冠軍」的加拿大泳手麥克尼爾外，美國體操隊的李娜（Nina Lee）、摩根·赫爾德（Morgan Hurd）和卡拉·埃克（Kara Eaker）也是出生在中國的棄嬰。美國冰上曲棍球選手李霞（後來轉投中國隊）出生於1992年，在《收養法》出台的同年，她被遺棄在浙江台州的街頭，是第一代被跨國收養的兒童。

此外，數萬名患有先天疾病或殘疾的中國棄嬰被外國家庭收養。根據中國政府官方數據，2014年至2018年間，外國人收養身心障礙兒童共11,468例，佔涉外收養的95%。有些家庭一口氣收養了多個來自中國的殘疾兒童，並為他們提供醫療和接受教育的機會。由於福利院生活條件差，醫療水平更是低下，一些外表沒有明顯疾病特徵的孤兒多被當成健康的孩子來供人領養。有部分外國收養家庭將孩子接回家後，才發現孩子患有疾病。

2017年，美國廣播公司(ABC)的節目「早安美國」(Good Morning America)就曾直播一對在幼兒時期被分開領養的中國雙胞胎奧黛麗·多林(Audrey Doering) 和格雷西·雷恩斯伯里(Gracie Rainsberry) 相認的過程，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這對被命運捉弄又成全的雙胞胎姊妹出生於2007年，在她們15個月大的時候被兩個美國家庭分別收養，各自長大，一直到10歲時才發現彼此的存在，相認的過程充滿戲劇性。她倆都患有先天心臟病，而兩個收養家庭在她們抵美後才發現病情。她們隨後都獲安排了心臟手術。奧黛莉曾做過兩次心臟大手術，包括一次開胸手術，她在高中時當過美國心臟協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的青年大使。在「早安美國」最新一集節目中，18歲的奧黛麗和格雷西已從高中畢業，即將升上大學。先天心臟病並沒有影響她們的生活，格雷西會進入大學女子足球隊，兩人都獲得了大學的全額獎學金。

不過，對被收養者來說用「逆襲」來形容自己的人生太過片面。中國棄嬰被好心外國家庭收養的故事讓不少人感嘆養恩大過生恩，但當故事聚焦在養父母的愛上，數十萬被收養者個體的經歷往往是隱形的。世人將她們視為應心懷感激的幸運兒，卻鮮少有人知道被收養者因身分的特殊性而經歷的種種心理和文化碰撞。

「幸運」？ 「感恩」？ “不要回頭”？跨種族被收養者的愛與失去

一個在中國被拋棄，在異國跨種族家庭長大的孩子，只有三份文件來定義她的出生和早年經歷：收養證明、出生證明和遺棄證明。這三份文件代表了被收養者的前半生：被遺棄的日期、大致年齡、被遺棄的地點和被送往福利院的過程。除此之外，這些被收養者對過去一無所知，有些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真實姓名或生日。許多被收養人在分享中都會提到，當童年的自己無法在學校裡畫出族譜，甚至無法在看醫生的時候說出家族病史時內心的苦痛；與被收養家庭種族和文化的差異令她們在成長過程中有很強的不安全感。

許多被收養的中國兒童在長大後才明白，自己在成長過程中身份認同的危機是文化再適應(reculturation)的過程，也就是一個人發展出自己的身份，來適應出生地和收養地的文化差異。收養不同國家、種族的孩子，光靠愛心是不足夠的，有被跨國收養的中國孩子表示，雖然養父母非常愛自己，但他們沒有足夠的意識和資源幫自己解決自我認同和歸屬感危機。

此外，跨種族收養的孩子更需應付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的“微歧視”（microaggression），包括被問到“你知道你'真的'父母是誰嗎？”，“你父母收養你花了多少錢？ ”，甚至是對孩子說“你真幸運！

事實上，原生文化並不是容易被割捨的東西。每個個體都是文化的載體（cultural being），我們從父輩那裡學習如何在特定環境中與人互動、溝通、工作等文化知能（cultural competence）。即便被收養的孩子在備受保護的環境中成長，到了發展自我認同與建立角色統整的青少年時期，一樣會面對自我認同危機。他們可能會對原生文化和家庭產生興趣和好奇，渴望獲得原生文化與團體的認同感，因此會迫切地希望回到中國，甚至尋找自己的親生父母。那些勸阻她們不要回國尋親，認為自己應該離中國和原生家庭越遠越好的人，可能並不能了解被領養孩子內心複雜的情緒。 有些孩子會因此感覺到失去， 感覺到拒絕、 悲傷、 羞恥、 罪惡、 自我認同受挫，甚至難以建立親密關係。

包括《Somewhere between》 、 《Found》在內的紀錄片都揭露出這個問題。多數被美國家庭收養的中國孩子覺得自己“不夠中國”，也“不夠美國”，而是卡在中間（in-between），兩邊都讓她們沒有歸屬感。被跨國收養的中國女孩在青春期不斷詢問著「我是誰」這個問題，甚至會想見一見親生父母，知道自己被拋棄的原因，「如果我是男孩，我會被留下嗎？」。有些被收養者終其一生都在追尋這可能無解的問題，因此也一直無法建構自己的認同認知和民族認同。

在這一背景下，有著同樣跨國收養背景的個人和家庭逐漸形成了強大的社群。不少服務收養家庭和被收養人的機構應運而生，它們為亟需尋找答案的被領養者收集DNA，建立DNA數據庫，為她們尋找親人甚至是親生父母。這其中，不乏由被收養者自己建立的互助社群，幫助更多的後來者走出迷惘。一個名為Navigating Adoption的互助組織，有數千名社群連結和參與者。在中國政府宣布結束跨國收養後，Navigating Adoption決定舉辦一場只限被收養者的分享會，讓參與者可以自由表達情緒。

“哪裡有那麼多“狠心”的原生父母，多是被政策造就的“中國式棄兒”

已於2019年去世的江開安(Kay Johnson)教授寫過幾本探討中國獨生子女政策影響的著作，包括2004年的《想要女兒，需要兒子》(Wanting a Daughter, Needing a Son)，以及2016 年的《中國的隱匿兒童》(China's Hidden Children)。江開安的女兒是第一批從中國領養的孩子之一。在她的書中，江開安寫出了在中國「生而為女」無奈的命運。在與數百個中國父母交談過程中，她了解到其中許多人為了躲避計劃生育政策懲罰而放棄自己的孩子；這些孩子往往是女孩。江也直言，「政府的強制政策是影響中國跨國收養的核心因素」。

事實上，不少幸運的收養故事背後，隱藏著許多悲傷的父母，他們並不如外界想像的「無情」與「狠心」。 BBC在2017年報導一對蘇州夫妻徐禮達和錢粉香尋找二女兒的故事。 1995年，錢粉香懷上了第二胎。為躲避計畫生育政策的追查，她無法在醫院生產，只能在船上偷偷生下二女兒，取名為徐靜芝。當時徐禮達夫婦希望能先把孩子產下再轉於他人撫養，但無人願意接受這個嬰兒，倆無奈將二女兒遺棄，並留下一封信，約定在十年後七夕於杭州西湖斷橋上相見。自2004年起，夫妻每年七夕都到斷橋去等待二女兒前來相認，甚至願意上電視，講述自己遺棄親生女兒的故事，只為和女兒相見。這個故事最後有一個較圓滿的結局，凱蒂·波勒（Kati Pohler）在美國養父母的幫助下，終於與徐禮達夫妻相認。但更多尋親的故事一無所獲。

珍娜·庫克（Jenna Cook）2012年曾回到武漢，試圖尋找她的親生父母。她尋親的消息登上了地方報紙，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竟有50個家庭前來相認。在這些家庭中，有人不間斷地尋找多年，忍受著長時間的痛苦和內疚，他們都迫切希望珍娜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孩子。不少人甚至已視珍娜為親生女兒，對她噓寒問暖。然而DNA檢驗結果讓所有人大失所望，沒有一個家庭與珍娜的基因吻合。

美國夫妻布萊恩和龍蘭（Brian and Long Lan）住在猶他州，他們從中國收養了三個女兒。龍是廣州人，她因幫助赴華收養女兒的布萊恩尋找孩子的尋親公告而相識。兩人結婚後，布萊恩和龍蘭開設了名為研究中國（Research-China）的機構，專門透過DNA檢測讓被收養的兒童與中國的家人團聚。上文所提到的上過「早安美國」節目的奧黛麗和格雷西，她們兩人之所以能相認，就在於龍蘭幫助奧黛麗的養母找到了奧黛麗和格雷西在中國的合照。布萊恩和龍蘭在多年的工作中，發現中國供收養兒童的個人資訊極少，很多甚至是錯誤的，更有造假的現象。這令尋親的過程變得相當艱難，很大一部分的中國被收養兒童無法憑藉領養過程中簡單的「三件套」文件而找到自己的親人。

甚至很多親生父母不知道自己的孩子被送到國外被人收養。 2011年，湖南省邵陽市計劃生育部門為收取社會撫養費，將十多名被掛上「非法生育」的嬰幼兒強行帶走送入邵陽福利院，並統一改名，其中部分被海外家庭收養。 「邵氏孤兒」的事件先由財新集團旗下《新世紀》週刊記者上官搙銘揭發，震驚社會。上官搙銘的調查揭示，邵陽市計生辦和福利院系統性地偽造文件，包括家屬自願放棄撫養的申請書和村委會證明等，將這些非法行為合法化，致使無數家庭在痛苦中失去自己的孩子。 2014年，上官搙銘以英文出版《邵氏孤兒》 （The Orphans of Shao）一書。至今案件仍無結論。

因「一胎化」而生，又因「鼓勵三胎」而死：跨國收養從高峰到谷底的32年

先於持續32載的跨國收養政策存在的，是中國長達35年的「獨生子女」政策。中國從1979起在全國城鄉全面實施嚴格控制生育的「一胎化」政策。為了執行這項計劃生育政策，中共政府執行了嚴厲的罰款和懲罰措施，迫使成千上萬個中國家庭遺棄嬰兒。加上“重男輕女”思想作祟，大量女嬰和殘疾兒童被送到福利院，社會救助系統“嬰滿為患”，備感壓力。

為了解決計劃生育政策的這一“副產品”，中國在1980年代開始了涉外收養工作，1988年放寬涉外收養政策，規定華裔、與中國有密切聯繫的外國人或長期定居在中國的外國人可以收養中國兒童。而1992年施行的《收養法》進一步開放限制，外國人可依《收養法》在中國收養兒童。同年即有232名兒童被外籍家庭收養，其中206名前往美國。

其後十年，涉外收養數量逐年大幅增加。 2005年4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跨國收養方面保護兒童及合作公約》，成為公約的締約國。同年，中國涉外收養的數量達到頂峰，有1.3萬多名兒童被國外家庭收養，佔收養比例的25.49%。

2007年，當局開始收緊跨國收養，對收養方的家庭婚姻狀況、收入水平、甚至生活習慣提出要求。例如30歲以下或49歲以上的申請人，以及人均年收入低於一萬美元，淨資產低於八萬美元的家庭，還有身心健康有問題或體重指數超標的申請人，都會被判定為不具備收養中國兒童的資格。而2020年頒布、2021年1月1日起開始實施的《民法典》，其中的收養政策對涉外收養進行進一步的規範與限制。

從數據上看，2007年後中國的國際收養數量已大幅下降，以美國這個中國兒童最大接收方的數據變化為例，2006年，中國有6,492名小孩被美國家庭收養；在2012年，這個數據跌至2,696人。目前，國內收養轉而成為最主要的收養方式。根據中國政府公開數據，2014年至2018年5年間，全國共辦理收養登記97819例，其中，中國公民收養85581例，佔全部收養登記的87.5%。 2019年，僅有819人被美國收養。至2020年，國內收養佔全部收養個案超過九成。

新冠疫情期間，中國暫停了跨國收養業務。據美國國務院報告稱，美國領事館在2022 年10月至2023年9月的12個月內為來自中國的兒童簽發了16份領養簽證，《紐約時報》在有關中國終止跨國收養的文章中引述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社會學教授王豐表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也是長達35年被稱為『獨生子女政策』的社會工程之最可恥篇章的結束」。在2016年宣布取消獨生子女政策之前，嚴厲的罰款和懲罰措施迫使成千上萬個華人家庭遺棄嬰兒。中國並沒有承擔起照顧這些兒童的責任，而是把跨國收養中國棄嬰當作問題解決手段。

但當中國的人口紅利開始逐年流失，甚至當生育率連年負增長時，原本被視為「負擔」的人口開始變成「財富」。當局卯足勁地鼓勵國內育齡婦女生育，將人口視為戰略資本，自然希望用「國內收養」的路徑消化棄兒，做到「肥水不流外人田」。

無奈的是，孤兒的數量並不會因為當局開放生育而減少或消失。在跨國收養政策縮緊後的2020年，中國祇有5.7%的孤兒被領養。 2022年，政府數據指出，中國有約15.7萬名孤兒，其中37%在福利院生活，另有10萬名無人供養的兒童。被留在中國的孤兒只能獲得有限的醫療和教育條件，或將在福利院度過童年，她們年滿16歲後將被迫離開社會照顧系統，進入社會。失去了跨國收養的「對照組」後，她們的處境更為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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