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介：《紅鏡：普京的領導和俄羅斯沒有安全感的認同》

《紅鏡：普京的領導和俄羅斯沒有安全感的認同》

前言

古爾納茲·沙拉夫蒂諾娃/文

王立秋/譯

Gulnaz Sharafutdinova, “Preface”, in The Red Mirror: Putin's Leadership and Rassia's Insecure Identity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ix-xiv. 譯文僅供學術交流，請勿作其它用途。

古爾納茲·沙拉夫蒂諾娃，喬治華盛頓大學博士，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俄羅斯研究中心教授。

王立秋，雲南彌勒人，哈爾濱工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師。

弗拉基米爾·普京不是我選出來的總統。但他是我關心的人選上台的。我兄弟以普京為傲。我父親敬重他的對外政策。我表弟在害怕不穩定、看不到其他可行選擇的情況下給他投票。政治學家出身的我知道，是各種制度機制和政策，消除了其他可行政治選項，使普京看似唯一選擇。但難以否認的是，在俄羅斯社會中，人們不只是因為沒有其他選擇才選擇普京，在一定程度上，他們也真誠地支持普京。蘇聯的政治也缺少選擇，可它卻未能使人民以蘇共領導人為傲。普京對許多俄羅斯人的吸引力是真實的，分析者需要嚴肅地對待這個現實，並探索其性質和來源，其意義和可能影響。

不必說，在其超長總統任期的不同時段，普京對民眾的吸引力也不一樣。對本書要解開的謎團來說，最值得考察的，是2014年到2018年這個時間窗——我們可以把這一時期稱作後克里米亞綜合徵時期或“普京主義盛期”。 2018年夏宣布執行的不受歡迎的養老金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中斷了這個時期。不過，這一時期的重要性和俄羅斯社會在此期間形成的對普京的領導的認識還會持續更長時間。

本書的寫作動機主要是我自己的強烈衝動，我想理解我“老家”的許多同學、友人、家人和我在感知上的隔閡，我們對普京的領導的感性認識截然不同。如果我當初選擇繼續在我出生的地方生活，那麼，我們之間可能就不會有這個在思考俄羅斯政治上的隔閡了。這個感知上的隔閡把我的注意力轉向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們的思想是社會環境的產物。我必須嚴肅對待這個事實。我不能把這些差異隨便打發過去。我不相信——像一些觀察者那樣——它們是洗腦和宣傳的產物，也不相信它們起源於文化上的慕強或道德上的破產以及俄羅斯人民在區分對錯上的無能。

新的俄羅斯誕生於蘇聯，後者懷有改造人性、創造新“蘇聯人”的偉大抱負。這個新物種——理想化的蘇聯人——應該熱愛工作，為集體（即祖國）的利益、共產主義的未來和子孫後代犧牲個體的慾望和動機。我父親本人就是20世紀60年代蘇聯社會動員的產物，在那個環境下，他從窮苦的農村一路走上高位，執掌韃靼斯坦共和國一個地區的政治與社會事務。從小深受其影響的我，也差不多就是這樣的背景很可能會培養出來的那種理想的蘇聯女孩，我很早就吸收了犧牲自我和為共同的利益而努力的理念。在蘇聯倒台近三十年後，我發現自己來到新升起的“幕”的另一邊——從一個在農村長大，養鴨子的蘇聯女孩，變成了一個在美國受教育的政治學家。同時，一些德高望重的俄羅斯社會學家宣稱，蘇聯人又回來了，年輕一代身上又出現了蘇聯體制培養出來的人格特徵。生產蘇聯特有的人格模具的蘇聯時代已經過去了。在當前的條件下，怎麼又會出現那樣的人格呢？

本書提出的分析並不中立。與指出哪裡出錯了相反，它更偏向於理解俄羅斯的困境、與俄羅斯人民共情。與怪罪俄羅斯人固有的品質相反，它更偏向於把問題歸咎於行動主體行動的歷史環境。它致力於讓位高權重的個體和行動者來共同承擔責任，而不是把鍋扣到俄羅斯群眾頭上。我相信這種研究進路的價值。從一開始，完全中立的政治分析就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光是研究問題的選擇，甚至領域或學科的專業背景本身，就和研究者先前存在的傾向、意見、興趣和偏見相關。意識到、承認這些偏見是不管做任何研究都需要邁出的第一步。

我們知道，在人際理解中，共情和情商是強有力的工具。那麼，難道我們不是也應該為一種對國際關係和集體進程的高情商的理解而努力嗎？難道我們不是也應該把共情看作一個必不可少的認識論工具，看作一條獨一無二的，通往與理解( Verstehen )相關的知識之路嗎？有學者已經在以“體驗的理解”的名義使用這個工具了，它能給觀察者提供關於另一個人的思想、感覺和行為的知識。在個體心理學中，共情也是一個必不可少的工具，通過它，我們才能給需要改變自己的行動和反應的個體賦權。和在個體心理學中一樣，在社會和群體心理學中，共情的理解的作用也是建構性、轉變性的。美國社會心理學家丹尼爾·巴特森早就論述過基於對他人視角的理解的共情的道德意義。美國作家和演員迪倫·馬倫也認為“共情不是支持。與和你在根本上意見不同的人共情不會動搖你自己的信念，也不代表你是在支持他們的信念。共情僅僅意味著，承認從小養成的思維習慣和你不一樣的人的人性。”

我們已經進入一個新的、後全球化的時代，這個時代以全球範圍內的對自由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和全球化的抵制為特徵，並為更加特殊主義的、群體驅動的承認政治所定義。當前俄羅斯和美國的國內政治及其領導人的領導方式、英國退出歐盟的決定和波蘭、匈牙利、意大利、奧地利的民粹主義趨勢都表明，新的時代已經到來。斯坦福教授、我們時代的敏銳觀察者福山宣稱，認同政治是“能解釋當前大部分全球事務的大概念”。本書也和認同政治——俄羅斯民族國家層面上的認同政治——有關。

俄羅斯和美國一直經常扮演對方的“外部他者”，用對方的形象來建構自己的認同。對像我這樣生長於蘇聯和俄羅斯，但在成年後主要學習和生活於美國的人來說，這個“他者”的視角實際上也是我“自己”的視角。對於這本書，我的最高希望是，它能在增進人們對俄羅斯、俄羅斯社會和在西方的俄羅斯公民的理解上有所貢獻。衝突的邏輯可能使我們很難走到我們認同的同心圓的外圈去感受所有人，無論其民族和文化，從根本上說的共性。對西方來說，穿上合腳的“舊鞋”，重建冷戰時代關於俄羅斯的看法太容易了，就和在過去的二十年裡，在俄羅斯宣傳反美主義和反西方主義一樣容易。在國際政治中，在對俄羅斯和美國的簡單化的政治和媒體再現的驅動下，屈服於群體間的對抗邏輯——但群體間關係的動力機制不只有對抗一種——也很容易。集體總是傾向於認為自己的群體（或民族）在道德和文化上高人一等。這種（一般為集體成員所共享，並由這些成員來表達的）近乎於本能的需求是難以抵抗的。

思想和感覺的社會之維是一個小巧的智識領域。認知科學和對諸如感知、注意、分類、意指、擇時和回憶此類的各種思維進程的研究大多聚焦於這些心理進程的個體的或普世的一面。是對理解社會群體和文化的社會的一面感興趣的學者，注意到了認知的社會面向，並進而發展出像認知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和文化與認知人類學那樣的分支學科，這些分支學科試圖解釋何以以及為什麼不同社會和群體的思維會不一樣。在政治學中，認知是政治心理學這門分支學科的一個核心變量。不過，大多數政治心理學家（特別是美國傳統下的那些）預先傾向於（比如說，在研究投票行為的時候）考察個體層面的機制，他們預期，這些機制是普世的，不會隨文化而發生變化。看起來，除依賴社會認同理論的學者和那些研究基於群體的現象（如民族主義或認同政治）的研究者外，幾乎沒人重視人類認知的社會的一面。在政治學內部，長期以來，國際關係領域的建構主義學者一直在論證社會認知結構對國際政治結果來說的重要性。對比較學家來說，也是時候承認這點了：思考和相信有時也是在群體中完成的行動，並且，它們也是會隨群體邊界而發生變化的歷史和社會語境塑造出來的。我相信，在俄羅斯國內的語境下介入這些問題是有前景的，從分析上說如此，從政治上說也如此。

你不能踏入同一條河兩次——這是經典的說法了。還是說，其實能？我們的感官不是也會逼我們去看我們熟悉的、已知的、預期的東西，不去看我們不熟悉的、奇怪的、未知的東西嗎？我們怎樣用社會心理學的洞見得出不那麼有偏見的理解，公正地評判每個個體？俄羅斯社會是一個多樣的混合體。你總能在裡面找到你想找的東西。除蘇聯人的複興外，你也會發現組織起來與火災和洪水鬥爭、保護公園和森林、開新店做新生意、為有價值的事業募捐的公民人( civic person )。你會發現去教堂或清真寺禮拜、祈禱和齋戒、朝聖和朝覲的宗教人( religious person )。你也會發現用市場的力量來復興族群習俗和儀式，民族特有的服飾、舞蹈和節假日的族群企業家( ethnic entrepreneur )。你會發現匪徒和罪犯、毛賊和江湖騙子。但你也會發現英雄和有遠見的人，這些人會為公共的事業而獻出自己的生命，他們與不義鬥爭，樂於助人。你會發現想在俄羅斯復興斯大林崇拜的活動家，但你也會發現，有人為發現和紀念蘇聯時代發生的政治與社會迫害的受害者而投入自己的生命和有限的資源。認識到這個多樣性是重要的。把這些群體和範疇中的任何一個選作研究的焦點都可能得出對俄羅斯的不同看法，指出這個國家面臨的不同挑戰。強調這個國家不同的社會和政治傾向與成敗，並以不同的方式影響人們這個國家的過去、當下和未來的理解。

把注意力集中在蘇聯的遺產和俄羅斯當下的集體、民族認同上勢必會付出忽視、消除當下俄羅斯社會差異的其他特徵的代價。後者和本書談到的問題一樣真實，特一樣重要。不過，有失也有得，對我個人來說——希望對讀者來說也一樣——這個選擇是有價值的，它能幫助我們理解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裡，在俄羅斯的社會與政治現實中出現的一些難解的心理之謎。

目錄

前言/ix

致謝/xv

第一部分：領袖和追隨者

1. “蘇聯”在後蘇聯時代俄羅斯通過“民族”的回歸/3

2. 白騎士和紅王后：為愛盲目？ /30

第二部分：歷史和認同：近來的和最近的

3. 後蘇聯時期共享的心智模型/53

4. 新俄羅斯認同和蘇聯的過去的負擔/78

第三部分：媒體和輿論領袖：普京的俄羅斯的自上而下的社會政治建構

5. 建構20世紀90年代的集體創傷/105

6. 為VVP（普京）服務的MMM公司：建設現代的媒體機器/133

7.俄羅斯政治馬戲團：俄羅斯的政治脫口秀和公共意見領袖/150

8. 尋找一面新的鏡子：論俄羅斯的人道與集體尊嚴/167

後記/175

註釋/179

參考文獻/205

索引/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