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政治哲學發源地的廣州

上一次回廣州，是三年前的七月，從新疆回來，在去杭州之前。

此次我住在沙面，也是十餘年前散步時常歇腳之處。 5號下午，我坐上網約車去紅茶的新居，從車窗看到沿江西路熟悉的粵海關博物館和西堤碼頭，當即感到心頭一熱。 2011年木匠兄來廣州開會，我便帶著他沿著此路走過，指著同樣的建築高談闊論；同年的平安夜，我從中大坐上一輛公車，在濱江與沿江之間遊走，看窗外的騎樓下穿行著面帶喜色的男女，最終在恩寧路附近下了車。

從2012年我回深圳，以後每年除了去學校報到，很少回廣州。有印象的是2015年，我和紅茶、大黑、師太見面，在廣州南站構思了那篇《中國自由保守主義的黃昏》。然後是2017年博士畢業，我回去預答辯一次，答辯一次。預答辯的那次，甘陽沒有來，張曦也沒有來。我事後才知道所有本專業的老師在預答辯都有一票否決權，他們不來，等於不打算對我行使這個權利，那是他們為數不多能對我施加影響的場合了。對於這件事，我的朋友們有不同的解讀，有的說是怕被我掌摑，有的說是他們大度，但後來覺得最可能的，還是給我的導師一個面子。

這也是為什麼我心裡知道，儘管翟老師表面上對我進行放養管理，但卻總是在背後保護著我。沒有他，光是《施派的逼格》和《政治哲人胖虎》這兩篇，我的博士學位早就凍過水，更不要說在揭發某大佬抄襲的事情中，我始終沖在最前面。不過，老翟本人早就不參與到這種學界山頭遊戲之中，對我做的這些事也不是太在乎。這次我見他，笑著跟他說，你是身在高校內，心在九霄雲外。如今他有自己的VR實驗室和項目，從不去申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他早年也跟我一樣，心直口快，不懂圓滑（可能現在還是），在給一個大佬的學生做博士答辯的委員時，堅持原則，始終認為水平不足以通過。此後，那位大佬在審核國家社科基金的項目時，看到那種像是老翟會起的題目，一律槍斃。 “其實呀，我從來就沒申請過，只是害了一些跟我有共同旨趣的學者。”

我後來不打算進高校，一方面和我寫的文章有關，另一方面，也和那幾年頻繁在我面前出現的山頭之爭、學界腐敗有關。然而我當年進中大的時候，環境遠沒有惡劣到這個地步，甚至可以說，我是在那裡習得了對學問的熱誠、對真理的敬重。我最初接觸的幾個劉小楓的學生，張口閉口都是“隱微”和“啟蒙”，現在想起也不見得喜歡，不過他們臉上那拳拳的模樣，我至今沒有忘記。最讓我驚喜的是翟老師的學生，當時已經博五的周志羿師兄和吳敏師姐，帶著我們搞讀書會，一直貫徹“將說理進行到底”。有一次吳敏師姐給《畫皮》寫了一篇哲意盎然的影評，我們在讀書會上討論，那個立論相當有意思：她認為愛情是私人領域之事，但在電影裡，卻被趙薇飾演的夫人“政治化”了，夫人引入“人妖之辨”，作為自己爭奪愛情的幌子，表面上是為了夫君和城中眾人的安危，實質只是為了排除情敵。我當時感到驚嘆，沒想到這樣的話題都能進行哲學論辯。周師兄擅長的是分析哲學和現象學，按理說，對施特勞斯的理論和方法並無好感，但討論時他脫口而出就是“城邦”，在這部電影的語境中顯得有點時代錯置，但座中無人覺得不妥。所以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說劉小楓讓當時中國思想界的門徒“言必稱希臘”，並不是誇張。

我哲學上的開竅，一個是在師門的這種討論之中，另一個是在鄧偉生老師的課上，他當時給研究生和博士生開《西方倫理學經典導讀》（具體可能不是這個名字）的課，第一學期給我們講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康德的《道德底形上學基礎》和密爾的《功利主義》，以英文版為主。後來我聽過無數位學者講課，至今依然認為，在以中文講授哲學課的學者裡，鄧老師無人能出其右，即便他的口音要比其他人重得多。他上課基本不說哲學家的八卦，而是對其論證進行忠實地重構，我們跟著他，一方面嘗試理解這些論證的精妙之處，另一方面也被鼓勵去對它們進行回應。在鄧老師所講解的這種哲學裡，我感到腦子裡的烏雲都被驅趕走了，一切都清晰無比，又感到我們和這些哲學家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任何時候只要我們能進入他論辯的邏輯裡，我們就能與之對話。這便和施派所營造的神秘莫測的氛圍形成鮮明對比，在裡面，我們只能去記誦施特勞斯（和劉小楓）對某個哲人的解讀，不能對此提出質疑，我們更像是這些“哲人”和施特勞斯的信徒。我至今對當時施派使用的某些表達感到厭惡，比如說，我們忘記了某某哲人的“教誨”，後果多麼多麼嚴重。這些甚至都不是施特勞斯的原話，而是中國施派的拙劣模仿。這兩年，我在一些年輕的施派學者的著作裡，依然看到類似的表達。難道他們沒有聽過一句話：學我者生，似我者死？

在鄧老師的課上和後來的元倫理學讀書會，我認識了紅茶和百威，紅茶後來還成了我的室友。我們最愛的外賣是中大南門外的秦人美食，每個人點一份米皮、一個肉夾饃，最愛的堂食是中華廣場的一家日料店，味道過得去，但主要是不貴，因為我們都比較孤寒。他家就在廣州，每隔幾天就會回家一趟，而在學校的時候，我們幾乎每晚都會去珠江邊散步，對理論和學界點評一二。

這次來廣州，其中一個目的就是看看紅茶的同居生活。他的女友曾經是我的編輯，我們雖然是因為紅茶才認識，但算起來也有十年的交情。他們兩人一波三折，去年一起去上海工作，但憑著紅茶敏銳的政治嗅覺，在封城前順利離開，有驚無險。我到他家的時候，他女友正在打switch，因為紅茶剛拖過地，我很識趣地穿上了他們準備好的鞋套。

我們沒有太多地寒暄，迅速進入了學術話題。我一直認為，紅茶的低調與他本身的學術洞察力對照明顯。他和我不太一樣，不輕易將所思所想形諸文字，這方面他倒更像尼采和施特勞斯，認為真理是危險的，說出真理，言說者和聽者都會可能會惹上不必要的麻煩，在如今的環境尤其如此。所以他只會在私密的場合分享自己的一些觀察，在人數超過十人的群裡，他都會將自己的觀點隱藏起來。

他是黃敏老師的高徒，但這些年來，似乎對分析哲學也有不少反思。這與我頗有暗合之處，當年朱剛老師在飯桌上的一句話，對我影響很大。他說，所有的哲學，都要以直觀（intuition）為基礎。他這麼說當然和他的現象學出身有關，而且後來的分析哲學也對“直觀”或“直覺”在哲學論證中的作用進行了質疑（比如我剛讀博那會兒火到沒邊的實驗哲學），不過，從這句話開始，我便思考做哲學的方法，是不是只有“說理”或“交換論證”。像歐美這樣已經有一大堆現成理論、且理論與其現實有密切的相關性的地方，概念辨析、命題陳構和論證交換有其重要意義，但在中國，我當時已經察覺到，並沒有一種規範性理論能足夠貼合我們的生存經驗，分析哲學的方法，尤其是其論證部分，容易變得“離地”，要么是在就一種理想狀態來談（這當然並非毫無價值），要么是在玩一個純粹的思維遊戲。

我後來看到一些師友嘗試從一些日常的現實出發，想一步一步論證那些分析哲學的政治哲學理論對於中國社會一樣適用。這當然是相當有益的探索，不過，我同時也認為，這種做法在某種程度上是“去語境化”的，也就是說，大量潛藏在我們的語境裡面的東西，被剝離掉了，或忽略掉了，而那些東西和這片土地上特殊的歷史記憶和現實經驗有關。我當然不是“國情特殊論者”，認識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一直是個普遍主義者（universalist），我認為人類有一些共同的特質和經驗，有一些共同追求和價值，但絕不僅限於所謂的生存權和發展權。應該這麼說，由於這些特殊的記憶和經驗，中國人對某些本屬於全人類的共同價值的接受，要比別的地方的人更困難、更曲折。

就像有些學者所說，這可能和“秦制”有關，此外，還有這個社會其他方面的權力結構和觀念結構，這些在羅爾斯的“無知之幕”裡會被排除掉的東西，對於做中國的政治哲學來說，恰恰是具有相關性的（這並不一定構成對羅爾斯的批評，因為完全有可能在不同層面上來談論）。這就是我開始思考所謂“中國化”這個問題的緣起，此時已經是2015年了。這一年發生了許多事，但當時我交往的朋友大多是學術界的，對於大環境所發生的事情，也只略聞風聲而已。我對劉小楓和甘陽的批評已經足以讓同齡的施派感到無比震怒，但與此同時，我對“自由派的主流”（張寧老師語）也有相當程度的反思，正是基於這些反思，我不僅成了一個左翼自由主義者，而且成了一個“政治現象學家”。在價值立場上和方法論上，我都和以往的中國自由主義者產生了距離。

在研讀羅爾斯的《正義論》，以及周保松老師的《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以後，我便已經是個左翼自由主義者，2012-2013年看周老師在《南風窗》和微博上與他所謂的“右翼自由主義者”的辯論，我更堅定了自己和這些右翼自由主義者絕非同路人（諷刺的是，這些曾經與周老師辯論的右翼自由主義者裡最有代表性的、鉛筆社的那幾個，在近年都經由“自由主義的旋轉門”，變成了國家主義者）。 7號晚上，張寧老師在酒酣耳熱之際，也談到了自己如何從一個“主流的自由派”變成左翼自由主義者。他說有一次去台灣參加了一個會議，會後錢永祥先生謙虛地向他“請教”中國自由主義的政治藍圖，他便將標準的那一套說法講了出來。錢先生聽完，略有遲疑地問，這藍圖裡沒有包含“社會正義”嗎？這對他不啻當頭棒喝。

張寧老師所謂的“中國自由主義的主流”，是以朱學勤1998年的《自由主義的言說》為代表的思潮，主要受哈耶克和波普爾的思想的影響，一方面強調“自由先於平等”，不僅擁護“自由市場”，而且對政府保護勞工權益的一些做法也深表不滿，另一方面主張“漸進改革”，對中國近代以來的激進主義思潮大加批判，甚至認為後者要為文革負重要責任。巧合的是，我在2015年寫《中國自由保守主義的黃昏》，正是以上述傾向為批評的重心。我在那篇文章裡還暗示了兩點，這兩點在後續的文章中有了更多的展開。一個是這種自由保守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存在某種思想上的連續性，亦即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基本將自由保守主義對“平等”和“激進主義”的批判繼承過來，回頭又用將“自由主義”作為鼓吹“平等”和“激進主義”的一種予以拒斥，這恐怕是當初這些自由保守主義者完全沒有想到的。另一個是90年代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即便是學院派的知識分子，並非只埋頭於學術方面的鑽研，而是對中國的未來有著實在的政治籌劃，這種政治籌劃當然不等於中國語境下的“搞政治”，但卻延續著近代以來知識分子通過學術變革和辯論來參與政治的傳統，甚至可以追溯到帝制時期儒家知識分子對“為萬世開太平”的自我期許。

對於大部分批判的對象，我都會有所吸收和肯定。這段時期激發我思考的，並非來自任何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而恰好就是來自施派，只不過不是國內的施派，而是北美的施派。施派有所謂的“哲學家的政治哲學”和“政治家的政治哲學”的區分，而後者之集大成者，則是施特勞斯的學生、西岸施派的代表哈利·雅法分析林肯與南北戰爭的兩本巨著，《分裂之家危機》和《自由的新生》。在裡面，我看到作為政治家的林肯如何一方面堅守人的自然權利，另一方面極盡曲折地與反對這些自然權利的勢力進行鬥爭。而國內的施派，早早地將南北戰爭的法理根據定死在“捍衛國家統一”這一原則之上，在某種程度上扭曲了林肯的根本立場，硬生生地讓其為自己的現實政治野心背書。循著這一思路，我開始對列寧和托洛茨基等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政治家感興趣，並基於後世對歷史的多重還原，重新閱讀他們的著作。我不僅想要了解他們如何發展了馬克思的學說，而且更想知道他們如何在具體的政治環境中把握那個“勢”，這是學院內的哲學辯論甚少涉及的。

在2016和2017兩年，我一方面在摸索，如何更加“政治地”思考政治哲學的問題，另一方面，不斷地嘗試拓展自己知識的邊界。這個時期，我在延續著對施派和自由保守主義者的學術批判之餘，慢慢將注意力轉移到更內部的“心力”，和更外部的大環境之上。對“心力”的關注，與張軍老師不經意的一番發言有關，在一個群裡，他犀利地追問群裡的自由主義者：“你們能做到像基督徒那樣，為自己的信仰獻出生命嗎？”與此相關的問題是，為什麼基督徒做得到，而大部分自由派卻做不到？如果做不到，那自由派該怎麼辦？之所以有“怎麼辦”的問題，是因為當時任何關注現實、頭腦清醒的人，都已經不相信漸進的政治改革還有任何可能。借用某個朋友的話，自由派已經不能“躺在自己的立場上”，等著變革自己降臨。從上述問題出發，我能夠理解為什麼有些自由派後來轉變成了基督徒。不管這種信仰在非基督徒的群體中有什麼樣的觀感，但成為一個基督徒，同時解決了他們心力、組織和理論根基的問題。

在6號下午與一位仍在高校任教的朋友會面中，我們再次談到這個話題。我一直感到憂心的是，國內不服從體制的基督教群體，本身對其他不服從體制的群體也不具有足夠的寬容度，這使得其他群體對他們充滿排斥和恐懼。他在整體上悲觀，但在這個問題上，卻難得地樂觀：“這個你不需要擔心，到了那一天，寬不寬容，就不是他們說了算的。”他有疑問的是，基督教是否真的有那麼大的能量，能推動時局的發展？

我說當局對此當然是擔心的，不然基督教所受到的打壓也不會那麼厲害。他說，也不僅僅是基督教，2018年以來，連本土的宗教也被極力壓制。在此之前，國家對本土宗教基本是扶持的，給政策給資源，但2018年發生了“學誠事件”，有些高層領導便覺得這些本土宗教爛泥扶不上牆，乾脆一併打了。我說這個誘因雖然在我的意料之外，但整體來說，符合政權發展的邏輯：它是不會容忍組織性超過一定程度的團體脫離自己的控製而存在的。 2018年後，我從有關部門的人員中也了解到，在中國人裡流行的同姓宗親會，在他們看來也是不穩定因素之一，不能任由它們大肆發展。

根據這位朋友的說法，在這些原本以為自己是體制的友軍的群體裡，最好笑的是所謂的“大陸新儒家”。因為在會議和論文中不斷鼓吹“回到康有為”，並標榜自己是“康黨”（當然也有人自稱“錢黨”，錢穆的擁護者），大陸新儒家終於引起了高層的重視，並被認定是帶有政治目的的，於是他們的根據地之一，《天府新論》，被從C刊裡撤掉了。幾位在上海的代表人物，有幾年不能上課和帶學生。這正好與我最近在寫的一篇文章不謀而合。這十年來，不僅自由主義完全被污名化，連國家主義的學術也一併被壓低聲量。如果說政權對組織性過強的團體不太信任，那對知識分子，它則是始終不信任的，不管你站在批評他的一邊，還是站在為他吶喊的一邊。這在董仲舒那句“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裡則體現得再明顯不過了，站在“君”那一邊，無非就是想“君”按照自己的“道”來行事，“君”怎麼會看不出來？更何況知識分子想以此掌握意識形態的解釋權，這在政權看來，是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的。

在近年來被打壓的群體裡，最讓我抱有同情的是“行動派”的青年。我開始關注到“青年女權行動派”是由於2015年“女權五姐妹”被逮捕，但直到2018年初，廣工讀書會事件引起知識界的廣泛聲援，我才留意到“左翼青年”或“毛左青年”，並研究起他們和“老左派”和“新左派”的不同。那年我寫了《已經打響的“精神內戰”》，對毛派做了區分，引發了不少爭議。我認為，在毛派裡存在著“毛左”和“毛右”。 “毛右”毫無疑問是國家主義者，因為他們是基於毛“反帝”和民族主義的一面對其表示認同，“毛右”也包括在儒家圈子裡比較邊緣化的“毛儒”。 “毛左”裡同樣存在“國家主義毛左”和“非國家主義毛左”的區別。老一輩的毛左基本是“國家主義毛左”，他們一方面確實同情底層，但另一方面認為國家與底層的利益完全一致，但新一代的毛左有不少是“非國家主義毛左”，他們對國家與底層的利益是否一致這點，有著較為深刻的反思，一些比較激進的，甚至變成“反國家主義毛左”。這個區分在自由派和泛左翼裡都引發巨大的爭議，像張寧老師這樣認為“毛左”都是反國家主義者的是少數，更多的人認為，不管毛左表面上有什麼樣的姿態，他們根子裡都是國家主義者。在我與“八青”的接觸中，他們確實讓我感到，不管是對底層人的認同也好，對國家主義的反思也好，他們都是真誠的。這就是為什麼儘管我們在對一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判斷上存在巨大分歧，我始終對他們抱有深厚的敬意，也對他們一些人的遭遇感到遺憾。

2018和2019年，是我嘗試將自己之所學，與實踐結合起來的一年。 2018年周濂老師在修和書院的對談中對我說，你的自我認同已經是一個行動者，而不是一個學者了。這話並不完全符合我的心路：為了跳出學院派自由主義的窠臼，我希望與行動者建立更多的聯繫，希望從他們身上學習如何站在實踐的角度思考問題，這與其說我自我認同為一個行動者，不如說我是為了成為自己理想中的那種學者。然而在這個過程中，行動者裡面的一些，慢慢將我當成“同志”，而不僅僅是“友軍”，接受他們幫助的一些人，也把我當成他們的一分子，向我尋求幫助。由於對他們德性上（有時當然也包括一些理念）的認同，我不願意去撇清關係，這終於把我推到一個臨界點，必須在行動者和學者之間做出一個抉擇。

在與一些仍然在做公共活動的朋友的會晤中，他們對我三年來的境況表示關心。我十分坦誠地回答，我從來不是一心撲在公共事務上，而是一直希望兼顧自己對家庭的責任和對自己的承諾，我對弱勢群體的共情並沒有強到要為他們做出犧牲的地步，即便以後要付出更大的代價，那也是為自己的理想付出的代價。在有過那些與實踐聯結的經歷以後，我並沒有變成一個實踐至上論者，也不認為實踐和行動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反而，我重新相信知識分子和觀念的力量。正如我在前面所說，在中國，自然而然地就會有一些知識分子去思考這片土地會有什麼樣的未來。但如今我不僅關注知識分子的觀念，也關注知識分子外的各個群體的觀念，因為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知識分子對社會觀念結構的影響不斷減弱的時代，這便要求我們對周遭的環境和人群有足夠的感知力和敏感度，而不是揪著某些理論不放來說一些陳腔濫調，就此而言，兩年的歷練依然讓我受益終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