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書3 ｜語言是有靈力的

我似乎算是個language person，學語言很快。我的大腦似乎能很快抓到一種語言背後的某種精髓之處，進而找到某種感覺，然後就學會了這個語言。

我從小到大也搬過好些地方，所以我真的會說幾樣方言呢。

我們家是湖州人，後來因為工作調動全家搬到了南京。據說一開始家裡都是說普通話的，因為覺得講方言很“隨便”，“不嚴肅”。大人們忙於工作，所以我被不同的保母撫養過。有一個江寧縣來的小保姆，很愛跟我講話逗我玩兒，所以我在牙牙學語講普通話之餘，會時不時講講江寧縣的方言。例如計算機，我會用江寧的語調說「計送機」。再大一些，我的太姥姥搬來跟我們同住，跟她呆久了之後​​，我又開始講湖州話。我對太姥姥的記憶已經不太多了，只記得冬天我們坐在一個看起來好像金屬桶似得大爐子前面，兩人穿著棉鞋把腳搭在大桶上，熱乎乎的。她是舊社會的鄉紳小姐，裹過小腳，總愛跟我比誰的腳大。我如今還記得她的棉鞋，黑色的傳統老太太樣式，很像古裝劇。

再後來我開始上學，不可避免的開始學會了南京話，而且說得非常順溜，非常習慣。家人說是我帶著全家人開始講南京話的，我曾經還很愧疚，覺得是我把他們帶得又隨便又不嚴肅的。現在想想，三、四十歲的成年人怎麼可能被六、七歲的小孩帶著講方言，分明是他們在南京工作久了，自己開始講了，又要找個人背鍋。

再後來據說是因為改革開放之後的經濟軟著陸，我們家所在的研究所和集體工廠效益不行了，大家開始自謀出路。我爸因為是個技術骨幹，而且政治過硬，被派往香港工作過一陣子。他是個很精明很有彈性的人，見過世界另外一個樣子的他，回來後開始考慮離開南京。當時王氏港建曾招攬過他，但是因為他”政治過硬“，婉拒了那個機會；後來與他同在研究所的同事去了斐濟，來信請他同去，他覺得斐濟語言不通，還是算了。

後來，他去了深圳打前站，覺得不錯，邀請了我媽和我在某個暑假去玩了一趟。玩完回來我還高興著呢，我媽就找我談話，說她也要去，等條件成熟了，再回來接我。啊，寫到這裡，我才突然反應過來，原來我也算當過留守兒童了。

之後幾年留守兒童的生活，不是很好過，就不提了。

過了幾年，真的去了深圳，國中時還好，講普通話也沒什麼。上了高中，青少年總是很mean的，不講廣東話，會被霸凌。那時候連霸凌這個概念都不存在，只要不出大事，老師才不會管同學之間鬧成什麼樣子。所以我又被迫學會了講廣東話，可惜這也無法避免被欺凌的命運，因為我不是廣東人，而且我的廣東話並不精準，曾經因為向同學借”紙巾“被好多人圍攻，一群人圍著我哈哈大笑，我為什麼要藉」紫金“，可真是窘迫極了。

可能因為被霸凌了好幾年的緣故，我後來一度很抗拒講廣東話。但沒想到從外地的大學畢業回深圳找工作，卻因為會講廣東話，能夠跟香港的同事流暢溝通，獲得了第一份工作。

再後來，我又換了一個地方。這回是自主換的，直接從北半球搬到了南半球。

出國的原因，跟我爸當年離開研究所的原因有些相似之處吧，總覺得那樣的社會體係不適合我。我又不精明，又不靈活，也不夠會」來事兒「。

出國後半英文半中文生活了好些年，後來因為工作的原因，除了在家，或是跟幾個朋友聊天之外，生活裡絕大多數時間都在說英文。語言甚至成了我的工作工具。

我漸漸發現語言背後是有一個龐大的信仰體系的。一個語言，代表的是一種價值。

有個叫Viorica Marian的心理學家說過一句我特別認同的話：to have another language is to possess another soul.

我在我的諮商師那裡，不知道怎麼說我身上的兩種價值體系的時候，會用」英文的我“，和”中文的我“來指代。

「英文的我「似乎更鬆弛，更自洽，而」中文的我「總是焦慮，恐懼，和自我厭惡。

後來我漸漸明白，語言其實是人的思想，人的靈魂，人的潛意識。

我曾被母親充滿焦慮和恐懼的言靈限制，失去了力量；如今我希望我的言靈能帶我的孩子溫暖和力量。

說到這裡，我突然明白了為什麼我們的教育體係要重理輕文，要提倡」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為思考的力量是很強大的，語言是有傳染力的。上位者當然不希望下位者思考。因為人們一旦開始思考，他們會開始看見龐大的系統性壓迫，會看穿那些用來操縱人心的話術，也會有一場有一場的白紙革命。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火，是思考，是靈魂，是語言的靈力。

中國龐大的sensor system，害怕的就是這種力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