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那些政治啟蒙事件

起初看到這個徵文活動，我覺得也許不需要用一篇文章去說我的政治啟蒙事件，因為我在以往的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到那件對我影響深刻的事件——北京驅趕“低端人口”。

但仔細想想當時的情景，之所以這件事成為一個拐點，是因為其背後的一系列事件的疊加推動了我的反思。再進一步說，這些政治啟蒙事件之所以能夠成為某個人的啟蒙事件，也與這個人當時所處的環境以及從小到大的生活軌蹟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我還是決定不拘泥於某一個事件，挑選一些我認為比較重要的個人經歷和公共事件，聊一下我到底是如何從粉紅開始轉變的。

為什麼他們不願接近中國人？

初到日本，在學校裡會接觸到一些台灣人，香港人和海外華裔，當你聽到除了中國人之外還有其他人講中文的時候，我也會很自然地產生親近感，有時會去主動搭話，或在對方有困難的時候主動提供幫助，但是與我認為的親近感不同的是，非但文化的相似性沒有使我們成為朋友，甚至他們中有些人會有意無意地疏遠中國人，這當時令我這個初到國外的留學生非常不解。

當時我並不明白，中國人對中國大陸以外的華人的親近感不僅來自於語言和文化，更多是因為教育所形成的思維，它是中國官方統戰思維在教育中的延續。在官方層面，中國對待香港和台灣，在中國人眼中都是在給予他們特權，所以就自然覺得：我都對你這麼好了，你總該有點回應吧？你總得認同一下我們同根同源吧？總不能比”外人“還不如吧？但實際上，你並沒有關心對方是否需要這種所謂特權，你也不去關心對方的訴求是什麼。

這種模式植入每一個中國人的腦子裡，再從群體映射到個體的時候，就會表現出中國人對雙方的差異毫不關心，更不會去在意對方的感受和想法，而是一廂情願地認為：因為我們都一樣，所以我才對你友善，你也必須對我友善，你強調差異就是見外，你疏遠我就是不知好歹。到頭來，你越是想用“我們都一樣”去試圖拉近距離，對方就會用“我們不一樣”的態度遠離你。

但是當時的我僅僅意識到了這些”同胞“並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天然親近，我們之間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相似，終究我們不一樣。但是到底我們哪裡不一樣，為什麼他們對於中國人群體敬而遠之，當時的我並沒有想清楚。

“不討厭中國人，但討厭共產黨”

我記得有個香港同學，在提及香港人身份認同這個話題的時候，說到有香港人不認同中國的現象並非針對中國人，而是共產黨。雖然因為某些小粉紅和內地客的不文明行為等因素，讓香港人非常反感進而導致對中國認同的疏離，這樣的現像或許存在。但這句話在當時確實給了我不小的啟發。

在中國的環境下，往往會刻意營造一種黨和國家和人民是不需要分開看待的氛圍（實際上也是如此）。因此，當有反對中國政府的聲音的時候，小粉紅很自然的就會扣上”反華“和”辱華“的帽子。但是這位同學的一句話讓我讓我意識到，我就是我，我不必和這個黨綁定在一起，也不必代表這個國家。

人死在天安門廣場上和死在其他地方有區別嗎？

那是我剛開始主動了解六四事件的時候。出於好奇，我點開YouTube想看看有什麼”禁片“，當我點開一部關於天安門事件的紀錄片，才開始真正了解這段歷史。不過那個時候雖然人在國外，但其實對外部世界的內容，特別是對”反華勢力“的內容還是有一定戒心的，所以我一邊提心吊膽地看，一邊調整自己的認知失衡，從片中人物訪談和下面五毛評論中（當時我還不知道Youtube上有五毛）找一些比較考近我原本認知的東西。其中就有侯德健說他沒有看見天安門軍隊射殺平民的一段影像。

後來，當我私下和一個同學說到六四事件的時候，提到了天安門廣場上沒有死人。旁邊的另一個中國同學突然打斷我，用質疑的語氣說到：“你確定沒有死人？”，我連忙解釋說是天安門廣場上沒死人，但是其他地方有。他沒有再跟我爭論下去。直到我和另一個外國同學再次聊到這件事，他反問我：“死在天安門和死在其他地方有什麼區別？ ”我無言以對。

直到這個時候，我才發現我必須誠實地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對平民開槍殺人是不對的，不論人是不是死在天安門。死在其他地方並不代表開槍的人比較仁慈，也無法用軍隊情緒失控才開的槍這一藉口去給決策者開脫罪責。鎮壓就是鎮壓，不存在仁慈的鎮壓。

當我有勇氣誠實面對與自己曾經立場相悖的事實的時候，我就不會給自己設置什麼障礙了，再也不用自我審查思想，再也不用各打五十大板來表現“理中客”。

大火之後與低端人口

早在在那場大火之前，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事情就已經發生了。當時據傳某大領導覺得北京太擠了，城市發展不能“攤大餅”，就定下了疏解低端產業（就是把他認為的低端產業扔到河北去），引進高端產業的方針。那時還是愛國青年的我聽到這個口號的時候，真的是一邊為黨國升級轉型設身處地地著想，一邊隱隱約約感受到一絲惡意——因為低端產業的從業者幾乎都是所謂外地人。而外地人和北京本地人的身份並不是因為你住的久了就能轉換的，那一紙戶口就決定了你的身份。

好吧好吧，既然你大領導心善，見不得北京城裡有窮人，那就走吧。後來我也確實沒有再回去北京生活。曾經你用高考和戶籍制度排斥我，現在你再來個釜底抽薪，那我也就只能忍了。有些和我一樣在北京長大的外地戶口的同學，擠破腦袋也要考回北京或畢業回北京當北漂，我嘛，對不起，沒那個毅力，也沒那個能力，也沒那個心氣兒。中國這麼大，沒必要賴在你天子腳下，再說，世界那麼大，我還想去看看。

本以為大善人們做的已經夠絕的了——長期性制度排斥，強制性砸你飯碗，可是他們不要臉的程度總是超出常人想像。藉著北京城中村的這場大火，我們的大善人們又開始擔心你會被燒死，於是大冬天的把你窩給端了，這個窩，對於那些住地下室的人來說並不是比喻，那裡暗無天日，和老鼠窩沒有區別。就連這麼卑微的生存，大善人們也不能忍。

這時候，我已經在日本了。我知道強制清理低端人口這件事，起初是通過異見藝術家華湧上傳到YouTube上的一系列自拍影片《大火之後》，後來牆內媒體也開始有人轉發相關文章。當然，這些負能量必須被刪除。華湧這個製造負能量的敵對勢力也必須被捕，後來他也確實被捕了，他還把被抓過程用視頻錄了下來。

這給我帶來不小的震撼，我就想，這也沒說什麼，為什麼抓他呢？這也沒反黨反社會主義，怎麼連個討論社會事件的文章都容不下呢？我記的我高中和大學頭兩年還能討論討論社會事件呢，怎麼現在就不行了呢？之前當境外敵對勢力指責中國沒有言論自由的時候我還能反駁兩句說中國還是有一定言論自由的，可現在呢？萬物皆政治，並不是別有用心的人喜歡把事情扯到政治上，而是當局把所有事情都當作政治風險來看，你想不討論政治也不行，因為被消失的人和文章時時刻刻提醒著你，這就是政治，躲不掉。也是從那時候開始，我才開始領略官方對於言論窒息般的扼殺。

後來我時常在想，如果我還在北京，那年冬天我是不是也會被當成低端人口清出去？但事實上，我早就被一股隱形的力量清出去了，都沒等到他來踹我門。後來再一想，我才反應過來，原來我在這個城市當了十幾年的低端人口。

紅黃藍幼兒園的真相黑洞

這件事和清理低端人口幾乎是同時引爆輿論的。當時在網上傳出家長反映幼兒園發生虐童事件，有家長爆出孩子被扎針，猥褻，餵食不明白色藥片。令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其中一個孩子對家長說：” 幼兒園老師說，他有一個長長的望遠鏡，一直能伸到你的家裡，你做什麼說什麼我都能知道。“之後又有消息爆出這件事與軍隊有關，而且還可能存在性侵行為。

然而，我越想知道真相，真相就離我越遠，刪帖封號越來越多。這件事和驅趕低端人口的事情疊加在一起，我再也無法為這種掩蓋真相的行為辯解。從此開始，我理解了中國就是一個真相黑洞，領略到製造這個黑洞的標準流程——刪帖、封號、抹黑當事人、轉移注意力、嫁禍於境外敵對勢力、官方通報蓋棺定論。

你問我幼兒園裡到底有沒有軍隊參與的性侵，對不起，我不知道。但更可怕的是，我們永遠也不可能知道任何他們不想讓我們知道的事情。我們沒有任何可以判斷的材料，任何質疑的話都會變成謠言。無論我們如何圍觀質疑，最終等來的只能是那個藍底白字的官方通告。

從此之後我不再相信官方話語的哪怕半個標點符號。

中國大陸以外的人聽起開可能覺得可笑，生長在“改革春風裡”的我，從小就把言論自由掛在嘴邊，雖然當時我並不理解其內涵；後來，作為一個愛國青年，雖然我支持正能量輿論引導，但哪怕在大學的政治思想課上（這也是中國特色），我還堅持認為一些社會事件應該讓公眾知情，應該有充分的討論。但自從這件事以後，我才發現我從來就沒有過言論自由——讓你說你才能說，不讓你說你連一個字都發不出來，這不叫言論自由。我也徹底放棄了正能量引導下的寬鬆討論氛圍的這種幻想，明白了根本沒有什麼中國特色的言論自由，沒有言論自由就是沒有，明白了言論自由不是一種開明政府統治恩賜下所產生的現象，而是一種不可被剝奪的權利。

說到底，走為上策

以上這一切，都是偶發的外部事件的影響，而對於從小生活在中國的人來說，思想轉變並沒有那麼容易受到單個事件的刺激而改變，因為大多數人還是會在用官方的話語體係來解釋中國發生的事。最簡單有效的方法就是脫離那個環境——信息的翻牆和肉身的翻牆。這也是我能夠發生轉變的關鍵因素，就像脫離傳銷組織和邪教一樣，遠離了那個唯一的信息源和人身控制，自然也就比較容易轉變。

但是有的人會說，不是還有很多海外的小粉紅越出國越愛國嗎？這就要說到環境之外的個人特質了。也就是說，粉紅和粉紅之間也有不同，有些粉紅有一些可以導致“變異”的特質，比如善於鑽研哪怕是錯誤的理論，再比如富有反抗精神，哪怕是用官方話語反抗，哪怕是為了標新立異而反抗，還有就是保持開放心態，好奇心等等。這一部分就不展開說了，快要跑題了，就此打住。

生長在中國，變成小粉紅是個大概率事件，而政治啟蒙的過程，就是給自己補課的過程。不同的是，我們沒有成文的公民教科書，我們的教科書都出自於那些活生生血淋淋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