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爾維亞藝術與科學學院1986年備忘錄

塞爾維亞藝術與科學學院（SANU）1986年備忘錄（轉譯自英譯本）

[時任SANU主席多布里察·喬西奇］

由於社會發展停滯不前，經濟困難，社會關係日益緊張，種族間的公開衝突，南斯拉夫存在著深刻的憂慮。嚴重的危機不僅吞噬了政治和經濟領域，也吞噬了南斯拉夫的整個法律和秩序體系。工作中的懶散隨意，腐敗和裙帶關係，對法律缺乏信心和無視，官僚主義的頑固，個人間越來越多的猜疑，以及個人和團體公然的利己主義已經成為日常現象。由此造成的對道德價值和領導機構聲譽的打擊，以及對決策者能力的不信任，在公眾中散佈了冷漠和怨恨，並導致了對法律和秩序的疏遠。對南斯拉夫現實的客觀考察表明，目前的危機可能會導致社會動盪，產生不可預見的後果，包括南斯拉夫國家分裂這樣一個災難性的可能。沒有人能夠對這樣的現實和未來視而不見。當然，我們國家最古老的科學和文化創造機構也不能無動於衷。

在這個災難性的時刻，塞爾維亞藝術和科學院認為有義務表達它對社會狀況的看法，因為它相信這將幫助我們找到擺脫目前困境的方案。然而，這份文件的性質使我們不得不將自己限制在南斯拉夫現實的關鍵問題上。遺憾的是，這些問題包括塞爾維亞民族的未確定和困難的地位，這一地位因最近的事件而凸顯出來。

為了理解民族在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目前實踐中的首要地位，有必要考慮共產國際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對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影響。共產國際在這一時期的戰略源於這樣一個結論：在西歐無產階級革命失敗後，東歐、中歐和南歐的共產黨必須依靠民族運動，儘管這些運動是明確的反社會主義的，是基於民族團結而非階級團結的思想。斯大林粉碎了對這種戰略的所有反對意見（例如，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Sima Marković）。根據這種精神，斯佩朗斯（愛德華·卡德爾）在其《斯洛文尼亞民族問題的發展》（Razvoj slovenskoga narodnoga vprsanja）一書中從理論上提出並發展了民族問題的解決方案，該書總體上為南斯拉夫朝著主權共和國和自治區聯盟方向發展提供了意識形態理論，最終通過1974年的憲法實現。

兩個最發達的共和國，通過這部憲法實現了它們的民族目標，現在是現有製度最熱心的捍衛者。由於它們的領導人在政治權力中心的政治地位，它們（在1960年代的決定性年份之前和之後）在所有影響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問題上都掌握著主動權。他們按照自己的願望和需要塑造南斯拉夫的社會和經濟結構。這個結構代表了他們的民族目標大部分得以實現，現在他們捍衛自己花了這麼長時間才建立起來的結構，似乎再正常不過。

毋庸置疑，分離主義和民族主義在社會舞台上很活躍。但人們沒有意識到，1974年的憲法使這種趨勢在意識形態上成為可能。分離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不斷強化和引發的競爭，使（民族）國家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達到了關鍵的程度。對語言的操縱，以及科學和文化專家被限制在共和國和地區的隊伍中，遺憾地標誌著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力量不斷增長。所有新的民族起源論都是當地封閉的、區域性的意識形態和邏輯桎梏的不幸產物，也標誌著共同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正在消解。就好像每個人都希望盡可能快、盡可能遠地逃離坍塌的房子。這種心態警告我們，政治危機已經到了臨界點，威脅到南斯拉夫的完整和穩定。科索沃就是最明顯的表現。

在現代社會，任何形式的基於民族的政治壓迫和歧視都不可接受。南斯拉夫解決民族問題的方案起初堪稱多民族聯邦的典範，其中國家和政策的統一原則與少數民族的政治和文化自治原則成功結合。在過去的20年裡，統一原則逐漸變弱，民族自治原則得到加強，這在實踐中變成了各部分（共和國，通常不是單一民族）的自行其是。這個模式從一開始就存在的弱點變得越來越明顯。所有的民族都不平等：例如，塞爾維亞民族並沒有得到自己的國家權利。與少數民族不同，大量居住在其他共和國的部分塞爾維亞人沒有權利使用自己的語言和文字，沒有權利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組織起來，也沒有權利發展自己民族的獨特文化。科索沃的塞族人受到的不可阻擋的迫害表明，那些保護少數民族（阿爾巴尼亞人）自治的原則，在涉及少數民族中的少數（科索沃的塞爾維亞人、黑山人、土耳其人和吉普賽人）時並不適用。考慮到現有的民族歧視形式，今天的南斯拉夫不能被視為民主國家。

……南斯拉夫與其說是一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民、民族和國家共同體，不如說是一個由八個平等地區組成的共同體。但即使這樣的平等也不適用於塞爾維亞，因為它的特殊法律和政治地位反映了將塞爾維亞民族置於持續監管之下的趨勢。這一政策背後的指導原則是"一個弱小的塞爾維亞，一個強大的南斯拉夫"，這已經演變成一個有影響力的思維定勢：如果允許作為最大民族的塞爾維亞人的快速經濟增長，它將對南斯拉夫的其他民族構成威脅。因此，（當局）抓住一切機會，在塞爾維亞人的經濟發展和政治鞏固的道路上設置越來越多的障礙。這種障礙中最嚴重的一個是塞爾維亞目前充滿了內部衝突的未定憲法地位。

事實上，1974年的憲法將塞爾維亞分為三個部分。塞爾維亞境內的自治省被定為與共和國平等，除了名字沒有被定為共和國，以及在聯邦中沒有相同數量的代表之外。它們可以通過塞爾維亞共和國的共同議會干預塞爾維亞本土的內部事務，從而彌補了這一缺陷（而它們自己的議會仍然完全自治）。塞爾維亞本土的政治和法律地位相當模糊——塞爾維亞本土既不是一個共和國，也不是一個省。塞爾維亞共和國的關係是相當混亂的。作為共和國議會的一個機構，執行委員會實際上是塞爾維亞本土的執行委員會。這並不是權力限制中唯一的荒謬之處。過於廣泛的、在體制上建立起來的各省的自治權，在塞爾維亞民族內部造成了兩個新的裂痕。事實是，支持自治和分離主義的勢力堅持增加自治權，但如果他們沒有得到那些尚未被分離主義消滅的共和國的道義和政治支持，這將很難實現。

塞爾維亞與各省之間的關係不能僅僅簡化為對兩部憲法的正式法律解釋，甚至法律解釋也不能作為主要的關係。塞爾維亞與各省之間的關係主要是塞爾維亞民族與國家的關係。一個經過長期血腥鬥爭恢復國家地位的民族，一個實現了公民民主的民族，一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失去了250萬親人的民族，居然由一個官僚構成的政黨委員會決定，在新南斯拉夫建立的40多年後，只有它注定沒有屬於自己的國家。在和平時期，無法想像會有更痛苦的歷史性失敗。

塞爾維亞民族被驅逐出科索沃，就是其歷史性失敗的壯觀見證。 1981年春天，一場非常特別的，但仍是公開的和全面的戰爭，由不同時期的行政、政治和法律變化所預備好的戰爭，向塞爾維亞人民發起了。通過巧妙地運用各種方法和戰術，通過職能分工，通過南斯拉夫內部某些政治中心的積極的、幾乎不加掩飾的支持（比來自外部的支持更有害），這場公開的戰爭已經持續了近五年，卻還沒有被正視並得到正確名稱。它比整個南斯拉夫解放戰爭（從1941年4月6日到1945年5月9日）持續的時間更長。戰爭結束前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亞爆發的有法西斯部隊參與的巴利（反共民族主義者）起義於1944-45年在軍事上被打敗，但在政治上似乎沒有被打敗。其目前的形式，在新內容的掩飾下，進行得更加成功，並即將取得勝利。與新法西斯主義的最後決戰並沒有實現；迄今為止的所有措施只是將這種侵略轉移到街頭之外，事實上，其出於種族動機的、不惜一切代價追求的目標只是得到了加強。為了煽動和激化種族間的仇恨，甚至故意對年輕的罪犯作出嚴厲的判決。

對科索沃和梅托希亞的塞族人口實施的身體、政治、法律和文化滅絕是塞爾維亞在1804年奧拉薩克和1941年起義之間發動的解放戰爭中遭受的最大失敗。這一失敗的責任主要在於南斯拉夫共產黨民族政策中仍然存在的共產國際遺留和塞爾維亞共產黨人對這一政策的默許，以及戰後整整一代塞爾維亞政治家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幼稚無知和長期的機會主義。他們總是處於防御狀態，總是更關心別人如何看待他們和他們對塞爾維亞地位的猶豫不決的解釋，而不是關心影響他們所領導國家的未來的真正事實。

科索沃並不是塞爾維亞民族受到歧視的唯一地區。克羅地亞的塞族人數量的絕對（而不僅僅是相對）下降足以證明這一論斷。根據1948年的人口普查，克羅地亞有543,795名塞爾維亞人（佔總數的14.48%）。根據1981年的人口普查，他們的人數已經減少到531,502人，只佔克羅地亞居民總數的11.5%。經過33年的和平，克羅地亞的塞族人數量甚至低於戰後不久進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而當時戰爭對克羅地亞的塞族居民數量的影響眾所周知。

利卡，科爾敦和巴尼賈仍然是克羅地亞最不發達的地區，這極大地鼓勵了塞族人向塞爾維亞的移民和向克羅地亞其他地區的移民。在克羅地亞其他地區，塞族人作為新來者，是一個社會地位低下的少數群體，非常容易被同化。在任何情況下，克羅地亞的塞族人都面臨著一個複雜和相當有效的同化政策。這一政策禁止在克羅地亞的所有塞族協會和文化機構，這些協會和文化機構有豐富的傳統，可以追溯到奧匈帝國和戰前南斯拉夫時期。政策還強加一種帶有另一個民族（克羅地亞）名稱的官方語言，從而使民族不平等得到具體體現。憲法規定這種語言對克羅地亞的塞族人來說是強制性的，有民族主義傾向的克羅地亞語言學家正在有系統、有組織地將這一語言與其他共和國使用的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言拉開距離，從而削弱克羅地亞的塞族人與其他塞族人的聯繫。這種欣然進行的行動不僅中斷了克羅地亞人自己的語言連續性，還消滅了與其他文化交流時非常有價值的國際術語，特別是在科學技術領域。但是，克羅地亞的塞族人不僅在文化上與他們的祖國隔絕，他們的祖國也不能像南斯拉夫的一些民族那樣，通過與外國同胞的聯繫隨時了解周邊的經濟或文化狀況。塞爾維亞民族及其文化在南斯拉夫的完整性，是一個對塞爾維亞民族生死攸關的問題。

除了1941-45年的克羅地亞獨立國之外，克羅地亞的塞族人從未像現在這樣受到迫害。解決他們的民族地位問題必須被視為一個緊迫的政治問題。如果不能找到解決辦法，其結果不僅是對克羅地亞，而且對整個南斯拉夫都可能是災難性的。

大量的塞爾維亞人生活在塞爾維亞之外，特別是塞爾維亞本土，他們的人數比其他一些國家的總人數還要多，這使得塞爾維亞人的地位問題變得相當重要。根據1981年的人口普查，24%的塞爾維亞人（1,958,000）生活在塞爾維亞社會主義共和國之外，僅僅這些人就比斯洛文尼亞人、阿爾巴尼亞人、馬其頓人的人數多得多，幾乎與穆族相同。在塞爾維亞本土以外有328.5萬塞族人，佔其總人口的40.3%。在主導南斯拉夫的分裂進程中，塞族人受到了最強烈的分裂。這個過程的目的是徹底破壞塞爾維亞人民的民族團結。幾十年和幾個世紀以來，我們一直努力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但南斯拉夫社會目前的路線卻與之背道而馳。

半個多世紀以來，塞爾維亞一直承受著作為其他南斯拉夫國家獄卒的恥辱和障礙，無法從自己的歷史中獲得支持。這段歷史本身的許多方面甚至受到了質疑。由於官方史學的狹隘和缺乏客觀性，塞爾維亞在19世紀成功爭取的資產階級民主傳統，直到最近仍掩蓋於塞爾維亞社會主義和勞工運動的陰影之下。塞爾維亞資產階級社會對法律、文化和國家的真實貢獻被淡化和限制，以至於扭曲畸形。它不能提供精神和道德支持，也無法成為維護或恢復歷史自信的立足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的塞族人和包括波斯尼亞青年在內的所有南斯拉夫青年也經歷了類似的命運，他們為解放所做的勇敢而光榮的努力，被強行嵌入了階級鬥爭的歷史背景中。這種意識形態的支持者和創造者是奧地利的馬克思主義者，是民族解放運動的堅定反對者。

受官方意識形態的影響，塞爾維亞人民的文化成就正在異化，被他人篡奪或詆毀，或者忽視和退化；語言正在被取代，西里爾文字逐漸消失。在這方面，文學領域正成為反复無常和無政府狀態的主要舞台。沒有任何一個南斯拉夫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完整性像塞爾維亞民族一樣受到如此粗暴的挑戰。沒有其他民族的文學和藝術遺產像塞爾維亞民族那樣被蹂躪和打壓。官方意識形態的政治標準被強加給塞爾維亞文化，凌駕於科學或歷史原則之上。

在世界大戰的劇烈的民族衝突之後，沙文主義似乎已經失去了生機，甚至走上了滅亡的道路。事實證明，這種表象具有欺騙性。沒過多久，民族主義又開始抬頭，憲法的每一次修改都促進了其發展。民族主義是由上級推動的；其主要支持者是政治家。這種多層面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社會主義在意識形態上敗於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產生的離心過程將南斯拉夫社會帶到了毀滅的邊緣，破壞了舊的價值體系。

根源在於共產國際的意識形態和戰前南斯拉夫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在這個政策中，將塞爾維亞民族作為“剝削”民族的複仇主義，對民族關係，社會組織，經濟體系，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道德和文化價值的命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塞爾維亞民族一直被歷史罪責感所困擾，並且一直是唯一沒有解決自己民族問題的民族，沒有像其他民族一樣得到自己的國家。因此，首要的行動必須是消除塞爾維亞民族的這種歷史負罪感的負擔，斷然否認它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享有特權經濟地位，並避免詆毀塞爾維亞在解放鬥爭和在創建南斯拉夫中的貢獻。

無論生活在哪個共和國或省份，塞爾維亞人民完全的民族和文化完整性是他們的歷史和民主權利。實現平等和獨立發展對塞爾維亞人民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在不到五十年的時間裡，在連續兩代人的時間裡，塞爾維亞民族經受瞭如此嚴峻的考驗——兩次面臨肉體滅絕，強迫同化，宗教轉換，文化滅絕，意識形態的灌輸，以及在強加的罪惡感下對自己傳統的詆毀和放棄，從而在智力和政治上被解除武裝。在這個技術大騰飛的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他們不能不留下不可忽視的精神創傷。為了在文明開化民族的國際大家庭中擁有未來，塞爾維亞民族必須有機會重新找回自己，成為歷史的推動者，必須重新認識自己的歷史和精神存在，必須正視自己的經濟和文化利益，必須找到現代社會和民族目標，以激勵當前和未來幾代人。

塞爾維亞民族令人沮喪的現狀，某些圈子裡越來越激烈的表露的沙文主義和塞族恐懼症，刺激了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的複興。塞爾維亞的民族敏感性日益激烈，可能導致動盪甚至危險的反應。在任何情況下，我們一刻也不能忽視或低估這些危險。但是，反對塞爾維亞沙文主義的原則性鬥爭不能建立在歷史有罪論的意識形態和平均主義的政治統治上。拒絕這種對精神和士氣致命的平均主義，拒絕其中陳腐的謊言和不公，是發揚當代塞爾維亞文化中民主的、南斯拉夫的、人文意識的部分的前提。

普通公民和工人階級在聯邦議會的委員會中沒有適當代表，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對民族主義分子的得勢；這也是試圖將塞爾維亞置於不平等地位，從而削弱其政治影響力的結果。但是最大的災難是塞爾維亞民族沒有像其他所有民族一樣擁有國家。的確，《塞爾維亞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的第一條規定塞爾維亞是一個國家，但問題馬上出現了：一個在自己的領土上沒有權力，沒有辦法保護公民的個人財產，沒有辦法防止科索沃的種族滅絕，沒有辦法防止塞族人從他們古老的家園移民出去的國家是什麼樣的國家？這一地位凸顯了對塞爾維亞的政治歧視，特別是當人們想起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憲法把內部聯邦制強加給塞爾維亞，在塞爾維亞本土和各省之間製造了永久的衝突根源。除非塞爾維亞不再是唯一一個內部關係由他人命令的共和國，否則科索沃境內咄咄逼人的阿族沙文主義是無法遏制的。

聯邦憲法在形式上確立了所有共和國的平等地位，但這在實踐中卻變得一文不值，因為它迫使塞爾維亞共和國放棄許多權利和權力支持自治省，而自治省的地位在相當程度上受聯邦憲法的管控。塞爾維亞必須公開聲明，這是一種強加的安排。各省的地位尤其如此，它們實際上已成為共和國，它們更多地將自己視為聯邦的組成部分，而不是塞爾維亞共和國的一部分。南斯拉夫憲法不僅沒有考慮塞爾維亞民族的國家，還為建立這樣一個國家製造了不可逾越的困難。為了滿足塞爾維亞的合法利益，對憲法的修改是不可避免的。自治省必須成為塞爾維亞共和國真正的組成部分，必須保證省的自治權不破壞共和國的完整性，這樣才有可能為更廣泛的社會的共同利益而行動。

塞爾維亞國家地位這一不愉快的事情並不是唯一必須通過修憲來糾正的缺陷。 1974年的憲法將南斯拉夫變成了一個非常不穩定的國家共同體，容易傾向於南斯拉夫以外的其他選擇，這一點在斯洛文尼亞公眾人物最近的聲明和馬其頓政治家早先採取的立場中已經很清楚。這導致了南斯拉夫有進一步解體的危險。塞爾維亞民族不能在這種不確定的狀態下溫順地等待未來。因此，必須讓南斯拉夫境內的所有民族都有機會表達自己的願望和意圖。這樣，塞爾維亞就能宣布並確定自己的民族權益。這方面的討論和協議必須先於對憲法的審查。當然，塞爾維亞在這一過程中不能採取消極的立場，不能像她過去經常做的那樣，只是等著別人發表意見。

塞爾維亞必須爭取平等地位，在關鍵的政治和經濟問題上要有與其他民族一樣的決定權。四十多年來，塞爾維亞的消極態度對整個南斯拉夫來說都是有害的，因為她沒有根據其較長的國家傳統、增強的民族獨立感以及與本國侵犯政治自由的人進行鬥爭的豐富經驗來提出想法和批評意見。除非塞爾維亞境內的塞爾維亞民族平等地參與整個決策和執行過程，否則南斯拉夫不可能強大，南斯拉夫作為一個民主、社會主義共同體的存在也將受到質疑。

南斯拉夫社會和塞爾維亞發展的整個時期顯然以過時破舊的意識形態、整體停滯以及經濟、政治、道德和文化領域越來越明顯的倒退而告終。這種情況迫切需要對南斯拉夫民族共同體的整個官方思想體系和社會組織進行深刻的、審慎的、理性的、果斷的改革，並通過社會民主迅速地融入現代世界。整個國家的人力資源必須最大限度地參與社會改革，以便我們能夠成為一個有生產力的、開明的和民主的社會，能夠依靠我們自己的勞動和創造力的成果生存，並能夠為人類做出我們的合理貢獻。

塞爾維亞藝術與科學學院就此機會再次表示，它願意利用其掌握的所有資源，促成這項艱鉅的事業和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