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维亚艺术与科学学院1986年备忘录
塞尔维亚艺术与科学学院（SANU）1986年备忘录（转译自英译本）
[时任SANU主席多布里察·乔西奇］
由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经济困难，社会关系日益紧张，种族间的公开冲突，南斯拉夫存在着深刻的忧虑。严重的危机不仅吞噬了政治和经济领域，也吞噬了南斯拉夫的整个法律和秩序体系。工作中的懒散随意，腐败和裙带关系，对法律缺乏信心和无视，官僚主义的顽固，个人间越来越多的猜疑，以及个人和团体公然的利己主义已经成为日常现象。由此造成的对道德价值和领导机构声誉的打击，以及对决策者能力的不信任，在公众中散布了冷漠和怨恨，并导致了对法律和秩序的疏远。对南斯拉夫现实的客观考察表明，目前的危机可能会导致社会动荡，产生不可预见的后果，包括南斯拉夫国家分裂这样一个灾难性的可能。没有人能够对这样的现实和未来视而不见。当然，我们国家最古老的科学和文化创造机构也不能无动于衷。
在这个灾难性的时刻，塞尔维亚艺术和科学院认为有义务表达它对社会状况的看法，因为它相信这将帮助我们找到摆脱目前困境的方案。然而，这份文件的性质使我们不得不将自己限制在南斯拉夫现实的关键问题上。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包括塞尔维亚民族的未确定和困难的地位，这一地位因最近的事件而凸显出来。
为了理解民族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目前实践中的首要地位，有必要考虑共产国际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影响。共产国际在这一时期的战略源于这样一个结论：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后，东欧、中欧和南欧的共产党必须依靠民族运动，尽管这些运动是明确的反社会主义的，是基于民族团结而非阶级团结的思想。斯大林粉碎了对这种战略的所有反对意见（例如，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Sima Marković）。根据这种精神，斯佩朗斯（爱德华·卡德尔）在其《斯洛文尼亚民族问题的发展》（Razvoj slovenskoga narodnoga vprsanja）一书中从理论上提出并发展了民族问题的解决方案，该书总体上为南斯拉夫朝着主权共和国和自治区联盟方向发展提供了意识形态理论，最终通过1974年的宪法实现。
两个最发达的共和国，通过这部宪法实现了它们的民族目标，现在是现有制度最热心的捍卫者。由于它们的领导人在政治权力中心的政治地位，它们（在1960年代的决定性年份之前和之后）在所有影响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问题上都掌握着主动权。他们按照自己的愿望和需要塑造南斯拉夫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这个结构代表了他们的民族目标大部分得以实现，现在他们捍卫自己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建立起来的结构，似乎再正常不过。
毋庸置疑，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社会舞台上很活跃。但人们没有意识到，1974年的宪法使这种趋势在意识形态上成为可能。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不断强化和引发的竞争，使（民族）国家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达到了关键的程度。对语言的操纵，以及科学和文化专家被限制在共和国和地区的队伍中，遗憾地标志着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力量不断增长。所有新的民族起源论都是当地封闭的、区域性的意识形态和逻辑桎梏的不幸产物，也标志着共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正在消解。就好像每个人都希望尽可能快、尽可能远地逃离坍塌的房子。这种心态警告我们，政治危机已经到了临界点，威胁到南斯拉夫的完整和稳定。科索沃就是最明显的表现。
在现代社会，任何形式的基于民族的政治压迫和歧视都不可接受。南斯拉夫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案起初堪称多民族联邦的典范，其中国家和政策的统一原则与少数民族的政治和文化自治原则成功结合。在过去的20年里，统一原则逐渐变弱，民族自治原则得到加强，这在实践中变成了各部分（共和国，通常不是单一民族）的自行其是。这个模式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弱点变得越来越明显。所有的民族都不平等：例如，塞尔维亚民族并没有得到自己的国家权利。与少数民族不同，大量居住在其他共和国的部分塞尔维亚人没有权利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没有权利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组织起来，也没有权利发展自己民族的独特文化。科索沃的塞族人受到的不可阻挡的迫害表明，那些保护少数民族（阿尔巴尼亚人）自治的原则，在涉及少数民族中的少数（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黑山人、土耳其人和吉普赛人）时并不适用。考虑到现有的民族歧视形式，今天的南斯拉夫不能被视为民主国家。
……南斯拉夫与其说是一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民、民族和国家共同体，不如说是一个由八个平等地区组成的共同体。但即使这样的平等也不适用于塞尔维亚，因为它的特殊法律和政治地位反映了将塞尔维亚民族置于持续监管之下的趋势。这一政策背后的指导原则是 "一个弱小的塞尔维亚，一个强大的南斯拉夫"，这已经演变成一个有影响力的思维定势：如果允许作为最大民族的塞尔维亚人的快速经济增长，它将对南斯拉夫的其他民族构成威胁。因此，（当局）抓住一切机会，在塞尔维亚人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巩固的道路上设置越来越多的障碍。这种障碍中最严重的一个是塞尔维亚目前充满了内部冲突的未定宪法地位。
事实上，1974年的宪法将塞尔维亚分为三个部分。塞尔维亚境内的自治省被定为与共和国平等，除了名字没有被定为共和国，以及在联邦中没有相同数量的代表之外。它们可以通过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共同议会干预塞尔维亚本土的内部事务，从而弥补了这一缺陷（而它们自己的议会仍然完全自治）。塞尔维亚本土的政治和法律地位相当模糊——塞尔维亚本土既不是一个共和国，也不是一个省。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关系是相当混乱的。作为共和国议会的一个机构，执行委员会实际上是塞尔维亚本土的执行委员会。这并不是权力限制中唯一的荒谬之处。过于广泛的、在体制上建立起来的各省的自治权，在塞尔维亚民族内部造成了两个新的裂痕。事实是，支持自治和分离主义的势力坚持增加自治权，但如果他们没有得到那些尚未被分离主义消灭的共和国的道义和政治支持，这将很难实现。
塞尔维亚与各省之间的关系不能仅仅简化为对两部宪法的正式法律解释，甚至法律解释也不能作为主要的关系。塞尔维亚与各省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塞尔维亚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一个经过长期血腥斗争恢复国家地位的民族，一个实现了公民民主的民族，一个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250万亲人的民族，居然由一个官僚构成的政党委员会决定，在新南斯拉夫建立的40多年后，只有它注定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家。在和平时期，无法想象会有更痛苦的历史性失败。
塞尔维亚民族被驱逐出科索沃，就是其历史性失败的壮观见证。1981年春天，一场非常特别的，但仍是公开的和全面的战争，由不同时期的行政、政治和法律变化所预备好的战争，向塞尔维亚人民发起了。通过巧妙地运用各种方法和战术，通过职能分工，通过南斯拉夫内部某些政治中心的积极的、几乎不加掩饰的支持（比来自外部的支持更有害），这场公开的战争已经持续了近五年，却还没有被正视并得到正确名称。它比整个南斯拉夫解放战争（从1941年4月6日到1945年5月9日）持续的时间更长。战争结束前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爆发的有法西斯部队参与的巴利（反共民族主义者）起义于1944-45年在军事上被打败，但在政治上似乎没有被打败。其目前的形式，在新内容的掩饰下，进行得更加成功，并即将取得胜利。与新法西斯主义的最后决战并没有实现；迄今为止的所有措施只是将这种侵略转移到街头之外，事实上，其出于种族动机的、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的目标只是得到了加强。为了煽动和激化种族间的仇恨，甚至故意对年轻的罪犯作出严厉的判决。
对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族人口实施的身体、政治、法律和文化灭绝是塞尔维亚在1804年奥拉萨克和1941年起义之间发动的解放战争中遭受的最大失败。这一失败的责任主要在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民族政策中仍然存在的共产国际遗留和塞尔维亚共产党人对这一政策的默许，以及战后整整一代塞尔维亚政治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幼稚无知和长期的机会主义。他们总是处于防御状态，总是更关心别人如何看待他们和他们对塞尔维亚地位的犹豫不决的解释，而不是关心影响他们所领导国家的未来的真正事实。
科索沃并不是塞尔维亚民族受到歧视的唯一地区。克罗地亚的塞族人数量的绝对（而不仅仅是相对）下降足以证明这一论断。根据1948年的人口普查，克罗地亚有543,795名塞尔维亚人（占总数的14.48%）。根据1981年的人口普查，他们的人数已经减少到531,502人，只占克罗地亚居民总数的11.5%。经过33年的和平，克罗地亚的塞族人数量甚至低于战后不久进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而当时战争对克罗地亚的塞族居民数量的影响众所周知。
利卡，科尔敦和巴尼贾仍然是克罗地亚最不发达的地区，这极大地鼓励了塞族人向塞尔维亚的移民和向克罗地亚其他地区的移民。在克罗地亚其他地区，塞族人作为新来者，是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少数群体，非常容易被同化。在任何情况下，克罗地亚的塞族人都面临着一个复杂和相当有效的同化政策。这一政策禁止在克罗地亚的所有塞族协会和文化机构，这些协会和文化机构有丰富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奥匈帝国和战前南斯拉夫时期。政策还强加一种带有另一个民族（克罗地亚）名称的官方语言，从而使民族不平等得到具体体现。宪法规定这种语言对克罗地亚的塞族人来说是强制性的，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克罗地亚语言学家正在有系统、有组织地将这一语言与其他共和国使用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言拉开距离，从而削弱克罗地亚的塞族人与其他塞族人的联系。这种欣然进行的行动不仅中断了克罗地亚人自己的语言连续性，还消灭了与其他文化交流时非常有价值的国际术语，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领域。但是，克罗地亚的塞族人不仅在文化上与他们的祖国隔绝，他们的祖国也不能像南斯拉夫的一些民族那样，通过与外国同胞的联系随时了解周边的经济或文化状况。塞尔维亚民族及其文化在南斯拉夫的完整性，是一个对塞尔维亚民族生死攸关的问题。
除了1941-45年的克罗地亚独立国之外，克罗地亚的塞族人从未像现在这样受到迫害。解决他们的民族地位问题必须被视为一个紧迫的政治问题。如果不能找到解决办法，其结果不仅是对克罗地亚，而且对整个南斯拉夫都可能是灾难性的。
大量的塞尔维亚人生活在塞尔维亚之外，特别是塞尔维亚本土，他们的人数比其他一些国家的总人数还要多，这使得塞尔维亚人的地位问题变得相当重要。根据1981年的人口普查，24%的塞尔维亚人（1,958,000）生活在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之外，仅仅这些人就比斯洛文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马其顿人的人数多得多，几乎与穆族相同。在塞尔维亚本土以外有328.5万塞族人，占其总人口的40.3%。在主导南斯拉夫的分裂进程中，塞族人受到了最强烈的分裂。这个过程的目的是彻底破坏塞尔维亚人民的民族团结。几十年和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努力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但南斯拉夫社会目前的路线却与之背道而驰。
半个多世纪以来，塞尔维亚一直承受着作为其他南斯拉夫国家狱卒的耻辱和障碍，无法从自己的历史中获得支持。这段历史本身的许多方面甚至受到了质疑。由于官方史学的狭隘和缺乏客观性，塞尔维亚在19世纪成功争取的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直到最近仍掩盖于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的阴影之下。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社会对法律、文化和国家的真实贡献被淡化和限制，以至于扭曲畸形。它不能提供精神和道德支持，也无法成为维护或恢复历史自信的立足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塞族人和包括波斯尼亚青年在内的所有南斯拉夫青年也经历了类似的命运，他们为解放所做的勇敢而光荣的努力，被强行嵌入了阶级斗争的历史背景中。这种意识形态的支持者和创造者是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坚定反对者。
受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塞尔维亚人民的文化成就正在异化，被他人篡夺或诋毁，或者忽视和退化；语言正在被取代，西里尔文字逐渐消失。在这方面，文学领域正成为反复无常和无政府状态的主要舞台。没有任何一个南斯拉夫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完整性像塞尔维亚民族一样受到如此粗暴的挑战。没有其他民族的文学和艺术遗产像塞尔维亚民族那样被蹂躏和打压。官方意识形态的政治标准被强加给塞尔维亚文化，凌驾于科学或历史原则之上。
在世界大战的剧烈的民族冲突之后，沙文主义似乎已经失去了生机，甚至走上了灭亡的道路。事实证明，这种表象具有欺骗性。没过多久，民族主义又开始抬头，宪法的每一次修改都促进了其发展。民族主义是由上级推动的；其主要支持者是政治家。这种多层面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败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产生的离心过程将南斯拉夫社会带到了毁灭的边缘，破坏了旧的价值体系。
根源在于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和战前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这个政策中，将塞尔维亚民族作为“剥削”民族的复仇主义，对民族关系，社会组织，经济体系，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道德和文化价值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塞尔维亚民族一直被历史罪责感所困扰，并且一直是唯一没有解决自己民族问题的民族，没有像其他民族一样得到自己的国家。因此，首要的行动必须是消除塞尔维亚民族的这种历史负罪感的负担，断然否认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享有特权经济地位，并避免诋毁塞尔维亚在解放斗争和在创建南斯拉夫中的贡献。
无论生活在哪个共和国或省份，塞尔维亚人民完全的民族和文化完整性是他们的历史和民主权利。实现平等和独立发展对塞尔维亚人民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在连续两代人的时间里，塞尔维亚民族经受了如此严峻的考验——两次面临肉体灭绝，强迫同化，宗教转换，文化灭绝，意识形态的灌输，以及在强加的罪恶感下对自己传统的诋毁和放弃，从而在智力和政治上被解除武装。在这个技术大腾飞的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们不能不留下不可忽视的精神创伤。为了在文明开化民族的国际大家庭中拥有未来，塞尔维亚民族必须有机会重新找回自己，成为历史的推动者，必须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和精神存在，必须正视自己的经济和文化利益，必须找到现代社会和民族目标，以激励当前和未来几代人。
塞尔维亚民族令人沮丧的现状，某些圈子里越来越激烈的表露的沙文主义和塞族恐惧症，刺激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复兴。塞尔维亚的民族敏感性日益激烈，可能导致动荡甚至危险的反应。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一刻也不能忽视或低估这些危险。但是，反对塞尔维亚沙文主义的原则性斗争不能建立在历史有罪论的意识形态和平均主义的政治统治上。拒绝这种对精神和士气致命的平均主义，拒绝其中陈腐的谎言和不公，是发扬当代塞尔维亚文化中民主的、南斯拉夫的、人文意识的部分的前提。
普通公民和工人阶级在联邦议会的委员会中没有适当代表，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对民族主义分子的得势；这也是试图将塞尔维亚置于不平等地位，从而削弱其政治影响力的结果。但是最大的灾难是塞尔维亚民族没有像其他所有民族一样拥有国家。的确，《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的第一条规定塞尔维亚是一个国家，但问题马上出现了：一个在自己的领土上没有权力，没有办法保护公民的个人财产，没有办法防止科索沃的种族灭绝，没有办法防止塞族人从他们古老的家园移民出去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这一地位凸显了对塞尔维亚的政治歧视，特别是当人们想起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宪法把内部联邦制强加给塞尔维亚，在塞尔维亚本土和各省之间制造了永久的冲突根源。除非塞尔维亚不再是唯一一个内部关系由他人命令的共和国，否则科索沃境内咄咄逼人的阿族沙文主义是无法遏制的。
联邦宪法在形式上确立了所有共和国的平等地位，但这在实践中却变得一文不值，因为它迫使塞尔维亚共和国放弃许多权利和权力支持自治省，而自治省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受联邦宪法的管控。塞尔维亚必须公开声明，这是一种强加的安排。各省的地位尤其如此，它们实际上已成为共和国，它们更多地将自己视为联邦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部分。南斯拉夫宪法不仅没有考虑塞尔维亚民族的国家，还为建立这样一个国家制造了不可逾越的困难。为了满足塞尔维亚的合法利益，对宪法的修改是不可避免的。自治省必须成为塞尔维亚共和国真正的组成部分，必须保证省的自治权不破坏共和国的完整性，这样才有可能为更广泛的社会的共同利益而行动。
塞尔维亚国家地位这一不愉快的事情并不是唯一必须通过修宪来纠正的缺陷。1974年的宪法将南斯拉夫变成了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国家共同体，容易倾向于南斯拉夫以外的其他选择，这一点在斯洛文尼亚公众人物最近的声明和马其顿政治家早先采取的立场中已经很清楚。这导致了南斯拉夫有进一步解体的危险。塞尔维亚民族不能在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下温顺地等待未来。因此，必须让南斯拉夫境内的所有民族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意图。这样，塞尔维亚就能宣布并确定自己的民族权益。这方面的讨论和协议必须先于对宪法的审查。当然，塞尔维亚在这一过程中不能采取消极的立场，不能像她过去经常做的那样，只是等着别人发表意见。
塞尔维亚必须争取平等地位，在关键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上要有与其他民族一样的决定权。四十多年来，塞尔维亚的消极态度对整个南斯拉夫来说都是有害的，因为她没有根据其较长的国家传统、增强的民族独立感以及与本国侵犯政治自由的人进行斗争的丰富经验来提出想法和批评意见。除非塞尔维亚境内的塞尔维亚民族平等地参与整个决策和执行过程，否则南斯拉夫不可能强大，南斯拉夫作为一个民主、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存在也将受到质疑。
南斯拉夫社会和塞尔维亚发展的整个时期显然以过时破旧的意识形态、整体停滞以及经济、政治、道德和文化领域越来越明显的倒退而告终。这种情况迫切需要对南斯拉夫民族共同体的整个官方思想体系和社会组织进行深刻的、审慎的、理性的、果断的改革，并通过社会民主迅速地融入现代世界。整个国家的人力资源必须最大限度地参与社会改革，以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生产力的、开明的和民主的社会，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劳动和创造力的成果生存，并能够为人类做出我们的合理贡献。
塞尔维亚艺术与科学学院就此机会再次表示，它愿意利用其掌握的所有资源，促成这项艰巨的事业和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