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我是（好）公民吗？ | 《为药痴狂：乌克兰的药物、HIV与公民》书评

2022 年 10 月 7 日

「你读过Bulgakov 吗？」在这本以乌克兰药物成瘾者、医疗政策系统、诊所及官僚人员为主要田野对象的民族志里，开篇就是这样迷人清冷的一句问话。

注：「为药痴狂」的翻译参考结绳志「乌克兰书单：超越霸权之眼的民族志视角」。

「你读过Bulgakov[1] 吗？」在这本以乌克兰药物成瘾者、医疗政策系统、诊所及官僚人员为主要田野对象的民族志里，开篇就是这样迷人清冷的一句问话。相较之下，Narkomania: Drugs, HIV, and Citizenship in Ukraine（2019）全书所要探讨的却是暧昧含混的各种「纠缠」：

乌克兰有近五分之一的药物成瘾者同时是HIV感染者，故艾滋病毒与阿片类药物的成瘾的双重污名，常同时捆绑在其中一类人身上。像所有社会科学家惯常会做的退一步思考，Jennifer J. Carroll 也在「成瘾」这个常用概念前退后，质疑「成瘾」定义本身与哲学、生物学之间的纠缠；而协助阿片类药物使用障碍者进行戒断与控制的药物辅助治疗政策（medication-assisted treatment，MAT），虽由美国/全球北方的基金会主导、投入重金推行，却在乌克兰当地遇到重重的苏维埃时代阴影[2] 。这些于结构上或弥留或侵入的意识形态，下落在每间诊所、每个医生与患者身上时，便造成了政治结构、社会网络和互惠体系上更蜿蜒幽深的纠缠。 Carroll 以跟踪观察法（shadowing）参与MAT治疗公民的医疗日常，看见介于国家主权灰色地带的吸毒公民，如何被国家、医疗体系及其他普通公民想象；看见在乌克兰三个不同的地缘政治边缘区——基辅的EuroMaidan 抗议活动、俄罗斯并入的克里米亚，和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分离主义控制区——公民权、主权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成瘾想象」（addiction imaginary）的陪衬下，重新打破与配置，文化统一性或政治合法性的主张又如何因而成立。

书中前两章概述了乌克兰当代的药物使用文化。在后苏维埃时代下的乌克兰，「分享的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 of sharing）仍然占据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苏联遗留下的自我监控文化，更令公民拥有强烈的同侪压力。许多药物成瘾者便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接触毒品，也在类似的理由下参与MAT 治疗（见第三章）。而全球基金、乌克兰当局以及像Better Together 这样的地方组织会在治疗的政策中试图相互影响，每一方都希望让彼此实践某种方式符合他们喜欢的工作方式，并在行动过程中各自「召唤」了自己的社会科学网络（例如乌克兰卫生部对MAT病患的兴趣几乎只是掌握其行迹与控制边缘公民）。

到第三章时，Carroll 将焦点放在医疗机构和吸毒者在临床上的互动。在MAT 项目中，医生和病人都经常提到「欲望」是决定治疗成功与否的最重要因素：「你们/我」需要渴望被治疗、渴望健康地活下去。这种有些感性、潮湿的认知，也造成人们想象的「成瘾」是消极态度的代表，是缺乏（改变自己、积极融入社会的）欲望的一种结果。于是「成瘾想象」不仅与哲学、生物纠缠，更是道德与伦理的修罗场。

书后半部分追溯了药物成瘾者的社会公民身份与乌克兰的地缘政治冲突。第四章对比了两种政治表演，其一是全球基金联盟与乌克兰卫生部之间关于MAT改革的书面通信，联盟为了推行、说服乌克兰政府，默许了「普通公民」的社会价值高于毒品使用者，而乌克兰政府亦倾向于强调MAT为社会「其他人」提供的好处，即通过将吸毒者关在治疗机构内、远离其他人而获得的社会稳定（Carroll 2019:119）。另一表演是「互联网党」成员采用了《星际大战》中的反派角色小人Darth Vader的角色名字——以荒诞的反讽手法巩固其所想象的国家公民。除此以外，普京曾经的公开发言「把他们（恐怖分子）赶到屋外去」，让在普京讲话之后的几年里，国家为保护公众而「赶走」（rubbing out）国内敌人是一种可以想象的行为（ibid.:128）。

Carroll 在第五章中以「可分割的个体」（dividual）形容乌克兰的边缘公民如何在物质交换、社群环境里被组装完整，亦更进一步强调这些非正式的联络网界定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因此，MAT 病人并不只是透过治疗实现个体的「融入社会」的理想，更是为实现khoziaistvo （国家；「主权的领域」）对公民的要求。即使用毒品的人对于「社会救赎」的欲望与承诺与乌克兰主权国家的建构共享同一种关系（ibid.:140-142）。最后一章，透过对乌东分离主义冲突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对药物使用者的政治性后果描述，Carroll带领读者看到新政府的政策转变背后囊括的「可接受公民」的定义。

整本民族志阅毕，复觉纷杂的个人叙述、公共论述与政策表达实际上并非仅仅「纠缠」而已，顺藤摸瓜后仍能见到一路的脉络与纠缠之下的缝隙：正因MAT项目几乎都是由全球基金联盟自主，故项目本身仅能作为预防艾滋病的基础设施运作，而无法如愿切中药物成瘾治疗的网络；但与此同时国家主权又保留了监督国际自主的MAT项目的权利，因而这些被委托的公共服务机构、医疗社工人员，都将「注定」成为「国家政策背叛者」（需准备多份诊室记录、同多个「主人」虚与委蛇）与「国家政策推动者」（无形之中加强对MAT患者的边缘化与「欲望」叙述）。

国家史的影响似是永恒不息的潮浪，在地球的另一边、与乌克兰状况相近的中国亦有照镜般的类似状况。在中国，一些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老年「抗糖战士」[3] 会「将糖尿病看成斗争目标」——毛时代的「斗争」论述延用在五十载的今日，并被放在了在生物身体上；而于此同时，高血糖治疗病患自身对血糖控制的各种要求甚至会成为一种费孝通于社会「差序格局」中所说的「礼」（Bunkenborg 2007:54）——这或许是「欲望」的另一种中国表达：只有隐忍、规律地生活，才值得更广泛的社会尊重；若没有体面地努力，将失去一部分社会性公民身份。同时，在社会福利型国家，「生物公民」（biological citizenship）的权利常与国家（政策、福利系统、医疗体系、税务关系等）纠缠；在「后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该词又更多地指向了包含药物公司的「生物官僚机构」（biobureaucracy）（ibid.:55）；而（无论是地缘空间还是政治制度上）夹在多种体系、国家之间的乌克兰，「生物公民」的范畴显然有更多幽微的弹性空间。

Carroll 在三四章提到了使用毒品的妇女（Women Who Used Drugs,WWUD），并列举「母亲」身份的影响。但不知是个案的偏差还是作者本身的性别视角缺失，很遗憾Carroll 并未深入探讨WWUD往往较男性更难获得戒毒治疗、艾滋病护理以及其他健康社会服务的现况（Des Jarlais 等2009, 2013）；WWUD所经历的治疗不及时等问题亦往往源于性别化的规范（Barnard 1993，El-Bassel等人2010）：有药物/毒品使用史的妇女、尤其是母亲及怀孕的WWUD，将被社会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会面临比男性药物使用者更多的风险，亦被推向更边缘的公民之位（Owczarzak 2021）。回到本篇书评的开头，在报导者Elena问出那句话时，或许她们内心欲叩问的是另一个更凄冷的疑惑：「我，一个积极治疗的我/作为女性的我，还是属于这个国家的（好）公民吗？」。

在Narkomania 的最后，我们看到一个基于克里米亚的MAT 治疗计划随着半岛被俄罗斯并吞而流产。那么在2022年，距俄罗斯政府以「非军事化，去纳粹化」（demilitarization and denazification of Ukraine）为由入侵乌克兰已七个多月的现在，我们更可以想象战争将如何席卷这群边缘公民。文末最后一句「我们需要的变革是社会的，而不是临床的。」（Carroll 2019:193）或许不仅适用于乌克兰国境之内，更应由全球军事前线引导者们反思。

注1：一位苏联小说家。
注2：目前的MAT 是从「第一世界」等富裕国家带来的，即神经生物学和道德学的生物医学逻辑。但原苏联学派会认为MAT 是一种「自毁」的行为（唯物主义逻辑影响）。
注3：中国一些药物公司的组织内部会对高血糖患者饮食控制情况进行评选，此指积极接受治疗者。

参考文献

Barnard, M.
1993 Needle sharing in context: patterns of sharing among men and women injectors and HIV risks. Addiction 88, 805–812.
Bunkenborg,Mikkel
2007 生物公民的塑造：以北京的糖尿病人为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4(3):49-56
Carroll, Jennifer J.
2019 Narkomania Drugs, HIV, and Citizenship in Ukrain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Des Jarlais, DC, Arasteh, K., Hagan, H., McKnight, C., Perlman, DC, Friedman, SR,
2009 Persistence and change in disparities in HIV infection among injection drug users in New York city after large-scale syringe exchange programs. Am. J. Public Health 99 (S2), S445–S451.
Des Jarlais, DC, Boltaev, A., Feelemyer, J., Bramson, H., Arasteh, K., Phillips, B.,Hagan, H.
2013 Gender Disparities in HIV Infection Among Persons Who Inject Drugs in Central Asi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Drug & Alcohol Dependence.
El-Bassel, N., Terlikbaeva, A., Pinkham, S.
2010 HIV and women who use drugs: double neglect, double risk. Lancet 376, 312–313.
Owczarzak, Jill, et al.
2021 “You're nobody without a piece of paper”: visibility, the state, and access to services among women who use drugs in Ukraine."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69(2021): 1135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