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 文革後遺症：國民認知失調|徐賁

野獸按：今天有個matty說我推介廖亦武的紀實小說《當武漢病毒來臨時》，就是對武漢同胞的污衊，就是漢奸賣國賊反動派，並於截圖做證據，還勸我去讀胡錫進張維為的著作，對此我非常無語。看了一下他的Matter空間，就發了一篇文章，是毛澤東的一首詩詞。看來是一個毛澤東的粉絲，所謂毛左。左派的共同特質就是“我不聽，我就不聽”。再次提醒一下：

“武漢病毒”（Wuhan virus）一說是中共官媒自己最先說出來的。例如：1月19日，英文版環球時報，Wuhan virus preventable，controllable：commission ；1月22日英文版新華網：Wuhan virus sees Olympic football qualifiers moved .

如果說污衊武漢同胞，首作俑者是環球時報和新華網，他可以“漢奸賣國賊反動派”贈送給這兩位。

同時也想起了徐賁先生的一篇文章《文革後遺症：國民認知失調》，分享給這位“永遠偉光正”的這位matty。

文革後遺症：國民認知失調|徐賁

2016年5月2日，人民大會堂舉辦了“在希望的田野上”交響演唱會，從主題、表演方式、標語口號都毫不掩飾地在為文革搖幡招魂。演唱會引發了公眾輿論對文革死灰復燃的憂慮。

這個為文革搖幡招魂的演唱會是否有錯呢？有錯或無錯的理由是什麼呢？從一些部門急於撇清與演唱會的關係來看，演唱會似乎是錯了，但那不過是因為“上頭”過問了。如果“上頭”不過問，那就不錯了嗎？演唱會主辦單位承認沒有查證“虛假材料”的責任。但倘若材料是真實的，開文革演唱會就沒錯了嗎？如果公開頌揚文革是錯的，那是因為我們對文革已經有了充分的反思？還是僅僅因為文革是不便提起的“麻煩事情”？

凡此種種無解的問題，顯示的都是當今國人在文革問題上沒有是非判斷，只有方便考慮的“雙重思想”──不能為文革翻案，但也不能批判文革；文革錯了，但不能給它的始作俑者抹黑；以文革結束時為界，前三十年是正確的，後三十年也是正確的；否定文革是正確的，不否定文革也沒錯。

雙重思想與認知失調

“雙重思想”（doublethink）是喬治·奧威爾在《1984》一書里首創的說法，現已成為英語中的一個標準詞彙，美國《藍登英語大辭典》對doublethink 的定義是“同時接受兩個相互矛盾的想法或信念”。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牛津英語指南》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English Language ）在“兩個都接受”之外，還加上了一條，“以為兩個都正確”，並指出，“這種弔詭在小說中最精煉的表達就是《1984》裡的“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愚昧即力量”。奧威爾所關注的是極權主義制度下的雙重思想，是權力話語洗腦的結果，洗腦越徹底，雙重思想者就越是會對自己頭腦裡的矛盾和不一致無所察覺、麻木不仁。

社會心理學研究也關注人的雙重思想現象，稱其為“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認知失調是一種一般社會狀態，而非特殊極權社會狀態下的雙重思想。它指的是，人在同一時間有兩種互相矛盾的想法，因而產生了不安的緊張狀態。 “失調”是兩種認知之間所產生的一種不兼容的知覺，這裡的“認知”指的是任何一種知識的型式，包含看法、情緒、信仰，以及行為。社會心理學認為，相互衝突的認知會成為一種原初趨動力，強迫心靈去尋求或發明新的思想或信念，或是去修改已在心裡存在的想法，好讓不能彌合的認知衝突程度減至最低。社會心理學研究已用多種實驗說明或證明這種原初趨動力的存在和作用。

認知失調理論是認知一致性理論的一種，它最早是由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利昂·費斯汀格（Leon Festinger）於1957年提出的。費斯汀格認為，在一般情況下，人們的態度與行為是一致的，例如，你喜歡一個人，便親近於他；你討厭一個人，就疏遠於他。但是，有時候態度與行為也會出現不一致，例如，你厭惡你的上司，但是，為了怕冒犯他，害怕他報復，你不敢表示出自己的厭惡，反而去恭維他，討好他。在態度與行為產生不一致的時候，常常會引起個體的內心不適和心理緊張。為了克服這種由認知失調引起的不適和緊張，人們需要採取多種多樣的方法，以減少自己的認知失調。你每天不得不與你不喜歡的上司相處，每天假裝喜歡他，不僅神經緊張，而且心情壓抑、覺得自己憋屈窩囊。因此你會告訴自己，我其實也不是那麼不喜歡他，他有缺點，但還算是個不錯的領導。這麼一來，你喜歡他就不是假裝的了，更不是違心的拍馬諂媚。一旦親近的行為顯得真心實意，可以問心無愧，認知失調也就消除了。

一般社會裡的“認知失調”與奧威爾所說的“雙重思想”是有區別的。一般來說，認知失調的矛盾感覺，所造成不適和不快樂要超過雙重思想，由於認知失調會感受到“良心”的作用，所以難以用“理論”（“一分為二”、“辯證統一”）來予以消除。因此，降低和消除認知失調的需要，比克服雙重思想的需要要來得明顯，也更為迫切。當今中國社會中的認知失調特徵，有的是在其他社會中也常見的，有的則是其他社會中很少見的，後一種特徵與當前中國的假面社會有關，在文革後遺症上表現的特別明顯。

雖然近年來懷念文革的事情時有發生，但明目張膽、大張旗鼓地懷念文革，但以交響演唱會公開熱情頌揚，其不多見。國民對文革的災難記憶並沒有完全淡忘，明目張膽、大張旗鼓地懷念文革，仍然是一件觸犯現有道義忌諱的事情──不是沒人會做，但做出來並不光彩，不得不運用暗示而非明言。懷念文革，經常會用一種雖不直接頌揚，但卻明白懷念文革的方式來進行， 那就是“唱紅歌”。

唱紅歌本身並不是問題，問題是政治權力組織和推動的“唱紅歌”。出於懷舊、喜好或別的動機唱歌或者唱紅歌，那本來是個人的選擇，谁愿意，誰就唱，這是他們自己個人的娛樂。但是，政治權力的介入和利用，會根本改變唱歌這一娛樂活動的性質，成為一種思想控制的手段。這是文革的教訓，也是為什麼幾年前重慶倡導的那種高調“唱紅”招人厭惡的原因：在表面的美好詞句和精氣神後面，隱藏的卻是一種仇恨、暴力的政治手段和愚弄百姓的洗腦目的。

用組織化的“紅歌”來標榜文革，這本身就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雙重思想：“文革錯了”和“文革沒錯”，這兩個相互矛盾的認知同時被接受和視為正確。它的特點就是藉“紅”說事、不說破，但大家心知肚明。

在當今中國，但凡能用常識思考的人，都能看出其中的矛盾，問題在於，有的人即使看到了，也不拿這個矛盾當一回事，明知有矛盾，卻依然能坦然為之。這時候，發生的就已經不是單純的認知失調，而是深深打上了文革烙印的雙重思想。

文革懷舊中的認知失調

文革中長大的一代人如今已經步入老年，這一代人中有許多被文革耽擱了青春、庸庸碌碌地過了一輩子，如今生活處境一般，有的甚至相當貧困。他們並沒有理由特別懷念浪費了他們大好青春的文革。但是，他們當中也還是有一些人會把文革記憶成一個信仰純真、理想高潔的時代，自稱“青春無悔”。他們並不是文革餘孽，而是文革後遺症的認知失調的不幸受害者。

社會心理學研究發現，一個人信仰越是幻滅，或者越是意識到信仰的荒誕，反而會越堅持這個信仰或行為看法，這二者之間是失調的。堅持信仰其實是削弱失調感的一種方式。在社會生活中有一種常見的情形：人為了某個目標作出種種努力，但後來發現結果與原來所期待的相差甚遠。在面對與期待不一致的結果時，有的人不能正確地調整自己的認識和行為，卻堅持原來的看法，甚至變本加厲。

1950年代，費斯汀格偶然讀到一篇報導，說的是芝加哥的一位名叫瑪丁（Dorothy Martin）的家庭主婦，她是一個叫“追求者”（Seekers）的地方教派的組織人，她向信眾們宣稱，在1955年12月25日，一場洪水將會摧毀世界，而外星人會駕著飛碟來解救他們，把他們帶到安全的地方。費斯汀格隨後和他的學生來到這個地區，潛伏在這些信徒中觀察他們的日常行為。

據費斯汀格記錄，“追求者”們為世界末日做好了一切準備，辭去了工作、變賣了家產，甚至把褲子上的銅拉鍊都剪掉了，以免妨礙飛碟的電子通訊。結果，當那一天到來時，世界並沒有毀滅。按理說，這些受騙的人應該清醒了，但是，完全出乎一般心理推斷：這些堅定不移、付出了重大代價的信徒不但沒有改變他們的信念，反而變得更加堅定和虔誠，他們相信，世界沒有按原計劃毀滅，是因為他們迎接死亡的虔誠態度感動了上帝。 “追求者”們甚至完全改變了他們以前一貫低調、不願與外人來往的作風，變得熱衷於宣揚他們的教派信仰，到處加倍努力向他人證明自己教派的正確。

人對某種目標懷著堅定的信念，並為此投入很多精力，但最終發現那個目標根本沒有實現，這會引起很強的失調感。消除這種失調感是很困難的。因為已經付出的努力是不可挽回的，即使改變原來的信念，也無法讓人接受“我曾為某種信念做出了巨大的付出，但事實證明這種信念是不真實的”的失調。

這時，人只好尋求其他方式，可作的選擇是：對已有的事實作少許讓步。比如找些看上去還說得過去的理由來開脫，或是簡單地承認在一些活動中有些小失誤，但總的信念或信仰是正確的。這在文革一代人的往昔回憶和回顧中是常見的。他們有時候也會對年輕時所干下的一些事情表示追悔，如迫害無辜的老師、參加暴力的武鬥、出賣和背叛的行為等等。但是，在作出些許讓步的基礎上，有的人會以更加堅定的方式信奉原來的信念（如文革所標榜的反官僚特權、打倒封資修、大鳴大放大民主），並更加努力地宣傳它和維護它，以此緩解自己內心中懷有的失調感。以削弱失調感的方式增強信念，在歷史上的許多群眾運動中都可以發現，文革是很典型的。

增強信念是為了削弱失調感，這也被稱作“決策後效應”（post-decisional dissonance）。這指的是：人對幾件各有利弊的事情做出唯一的選擇是個決斷過程。如果決斷之前每個事物的價值，在決策者心目中大致相近，那麼選擇者便會覺得難以決斷其優劣。但是，作出選擇之後，他對這些事物的態度評價就會發生改變。文革中的個人其實沒有真正“自由”意義上的選擇或決策，但卻給人以這樣的幻覺，每個人都覺得是他自己選擇了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立場。他對被他選中的事物會變得更加偏愛，對未選中的事物也會更加採取貶低的態度。文革的“決策後效應”，使得當年的“選擇者”直到今天仍然覺得自己特別熱愛毛的路線（社會主義），特別厭惡反毛的路線（資本主義），他們因此也成為對文革時代的所謂“公正”“平等”“人心純潔”特別懷有幻覺和臆想的懷念者。

大娘唱紅歌的認知失調

人上了年紀就會懷舊，青少年時唱的歌曲，會帶回青少年時期的回憶，會不時在上了年紀的人頭腦中自然湧現，這是人之常情。文革中長大的一代人，他們經常是要么不唱歌，要唱就是文革歌曲，因為這是他們唯一會唱的歌，在情緒激動時會“自然湧現”。

《詩·大序》日：“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文革那一代人唱紅歌，經常是因為一時高興、心情好，未必要表達什麼政治想法。但是，人們習慣於將唱紅歌的動機政治化，好像每唱紅歌必然是因為來了“革命”的興奮勁。因此，簡簡單單的唱歌，也總是被賦予了熱愛和歌頌黨、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祖國的政治動機。不幸的是，那些並無政治動機的人們自己也會有意無意地誇大這種動機。文革中無論什麼事情都高度政治化，上綱上線，這種文革後遺症演變出具有中國特有的“唱歌政治”認知失調。

有一篇《在聯合國總部前唱“紅歌”被罵，當事大媽回應》的報導說，中國大媽組團去聯合國總部前唱紅歌，有人指責“這群大媽是公款旅遊，是跑到美國'丟人輸出價值觀'”。報導引用一位“劉大媽”的話說：第一，團友們旅美“完全自費”；第二，報名參加前彼此並不認識；第三，他們都是普通百姓，“有醫生，有老師，她則是一名已經退休的幼兒園園長”。儘管劉大媽把話說得這麼清楚，還是有網友在跟貼裡懷疑說，“全世界都知道中國大媽是官人老母的代名詞”。指責者顯然將大媽們的唱歌動機政治化了，然而，大媽們自己也是一樣。雙方都突出聯合國總部前唱“紅歌”的動機。所不同的是，大媽強調唱紅歌是出於普通人真誠的個人愛國動機，而指責者則是暗示，唱紅歌是既得利益者（幹部家屬）的歌功頌德。

說實在的，懷疑歸懷疑，確實不能證明這次唱紅歌有官方背景。劉大媽在對記者解釋時鄭重回應說，“我們是自費旅遊，也根本不是有人資助或者有什麼背景。”可以相信，劉大媽說的是真話。普通老百姓在紐約唱紅歌，倒真的是可能比有組織的，有背景的人，更會覺得自己在真心讚頌社會主義，也更需要覺得是這樣。這看上去很奇怪，但卻符合中國普通百姓認知失調的特徵。

費斯汀格和另一位美國社會心理學家默里爾·卡爾史密斯（J. Merrill Carlsmith） 曾經做過一個心理實驗：讓71名實驗參與者重複做一件極為枯燥單調的事情，參與者們當然都對這件事非常反感。但是，參與者們被要求去勸說自己的朋友也來做這件事情，告訴他們這是一件非常有趣和有意義的事情。參與者們有的得到1美元的報酬，有的得到20美元的報酬。

所有參與者們都被迫陷入這樣一種認知失調，“我告訴別人這件事情很有趣，而實際上我覺得它非常無聊”。這明明是在說謊，但是，有意思的是，得到1美元報酬的人比得到20美元報酬的人在說謊時更心安理得，因為他們更容易相信，我不是為了錢才這麼說的，我真誠地認為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而那些得20美元報酬的人卻會覺得自己是在為了錢才說的謊，因此反而更願意承認“我不是一個說謊者，但我卻說了謊”這個事實。

得1美元報酬的人比得20美元報酬的人更積極言不由心地勸說別人，當然，他們也更不容易清楚知道，自己說的話到底是不是“由心”。他們因為沒有金錢利益的動機，所以需要相信自己是真心的，沒有說謊，以平息自己的認知失調。但是，得20美元報酬的人則不需要平息這樣的認知失調。

試想，把有限的旅遊時間花在唱紅歌上，倘若不是覺得因為真誠熱愛社會主義才唱的紅歌，豈不等於自己承認是犯傻和丟人？唱紅歌的大媽們不但不覺得自己犯傻，反而覺得光榮，這便能平息她們的認知失調。然而，許多旁人不認同她們這種行為，那是因為他們身處於認知失調的情境之外，所以覺得那是一種非理性和奇怪的行為。

其實，一群中國遊客在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前唱紅歌，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見多識廣，見怪不怪的紐約人也許根本就沒有在意。這件事在中國反倒成為新聞和公共話題，或許是因為人們從這件事聯想到了一些類似的事情。例如，有人一邊想方設法自己或讓家人移民國外或在海外置產，一邊卻狂熱地愛著中國，罵著美國。這樣的行為，可以從“認知失調”來進一步探討。

“愛國裸官”的認知失調

正如奧威爾在《1984》裡所描繪的，極權制度是一種產生普遍認知失調的製度，它強迫所有的人說一套做一套，戴著假面生活，長而久之，成為一種習慣，形成自動化的雙重思想心理機制。

文革最嚴重的後遺症之一，是造就了一個人人帶著假面生活的謊言社會。李慎之曾說：“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並不在於它真能改造好人們的思想，而在於它居然能把八億人口的大國，改造成一個普遍說假話的國度。”這種改造豈止始於文革，葉淺予說：“思想改造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到人人都能自覺地說假話。”

今天，說一套做一套在中國是普遍的現象，也是文革留下的一種嚴重的後遺症。公共人物說一套做一套有時遮遮掩掩，有時明目張膽，越是言行不符，認知失調也就越是嚴重。他們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遭民眾厭惡的就是“愛國裸官”。

新華網博客上有一篇《中央黨校教授建議開除118萬裸官》的文章說，據不完全統計我國有118萬官員的妻子兒女全部移民國外，自己在國內擔任官員。其實，如果是普通老百姓出國，那麼定居也好，移民也罷，都算不上是什麼大事。當然，有人會將此視為“不愛國”的行為，但是，人們對“愛國”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愛國不一定就非要居住在國內。一個普通老百姓，只要不言行不一，不是一邊自我標榜愛國，一邊定居或移民國外，選擇在哪裡生活並不構成道德上的缺失，也不會遭人厭惡。

“裸官” 遭人厭惡，問題不是出在他們的親屬去外國定居或移民，而是出在他們的言行不一。如那篇博文所言，這些裸官一邊宣傳“西方腐朽沒落、光怪陸離、民不聊生、水深火熱，是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云云”，一邊將“親屬和財產都悄悄轉移到了西方……衣食住行吃喝拉撒都優先選用西方產品”。他們在口頭上“千方百計、不遺餘力、想方設法、絞盡腦汁地讓國民反感、厭恨西方，抵制和反對西方”，在心底里卻並不厭恨或反對西方，反倒是特別羨慕和親近。中國是一個有“以吏為師”傳統的國家，官員的行為對百姓有示範的作用。官員是“領導”，既然是領導，那就應該凡事以身作則，老百姓厭惡裸官，最根本是厭惡他們的那種說一套做一套。

一般人會把裸官的說一套做一套視為“虛偽”“表裡不一”或“做假”，但事情並不這麼簡單。裸官不只是說西方不好，而是“千方百計、不遺餘力、想方設法、絞盡腦汁地”地說西方不好——也就是“極度反西方”。這樣的表現行為，除了公開表演的動機，還有認知失調在起作用。人發生認知失調，是因為做了一項與觀念或認識不一致的行為，引發了不舒服的感覺，例如，你明明知道抽煙可能導致癌症（認知），但偏偏還是在抽煙（行為），這時候，認知與行為的不一致便造成了認知失調。這這種情況與抽煙但不知道抽煙有害是不同的。認知失調經常與明知故犯引起的內疚、不安、焦慮和不快樂有關。

一般人會採用以下幾種方式降低或消除認知失調：

第一種是改變行為。例如官員認識到西方不好或當裸官不對，所以不把親屬和財產都轉移到西方國家。按照認知改變行為是最理性的方式，但對不少人來說是很難做到的。

第二種是改變想法或看法，使其與行為一致，例如官員可以覺得西方很好，把親屬和財產轉移出去是好的選擇，無需遮遮掩掩。這也是一種相對理性的方式，但因為條件的限制，也很難做到。

第三種是減少自主選擇的感覺，裸官會說，許多別的官員都這麼做，我不這麼做不但不落好，反而會成為眾矢之的，其實我也不想這麼做。或者，是我家里人自己要出去，我有什麼辦法。

第四種是改變認知的重要性，讓一致性的認知變得重要，也讓不一致性的認知變得不重要。例如裸官會說，親屬和財產出國，又不損害國家利益，有什麼大不了的？誰能證明，親屬和財產出國，就不能是好官？

第五種是過度補償，這是一種缺乏明確意識或自我認識的非理性調適，由於是非理性的，所以經常過度。它起的是對他人的演示作用——讓人看的。例如裸官反西方：別以為我親屬和財產出國就是我不反西方，我偏要讓你看看我多麼反西方，多麼愛國。於是便有了他們十分誇張和不遺餘力的愛國和反西方表演。

“認知失調” 會造成心理傷害，讓人在內心覺得焦慮、自相矛盾、啼笑皆非、不快樂、無所適從。在這種情況下，一般人都會有意無意地用某種方式降低或消除認知失調，以恢復精神安順和心理上平衡。然而，正如費斯廷格提出的，人在減弱或消除失調感的過程中，一般對自己的心理活動狀態缺乏明確的意識，因此呈現出非理性的特徵。當事人訴諸非理性的方式。在一個認知失調普遍化的社會裡，很難有誰能獨自保持健全的理性，因此非理性的認知失調會成為一種被“共同確認”的思維方式，被視為一種正常狀態。

弗洛姆（Erich Fromm）在《健全的社會》（ The Sane Society ）一書裡說，“人們在觀念上的'共同確認'(consensual validation) 非常具有欺騙性。由於大多數人共同具有某些思想或感情，就以為這些思想或感情是正當的，這是十分幼稚的想法……我們可以說'兩個人發了瘋'，也可以說'上百萬人發了瘋'。數百萬人都有同樣的惡習，這並不能把惡習變成美德，數百萬人都犯了同樣的錯誤，這並不能把錯誤變成真理，數百萬人都患有同樣的精神疾病，這並不能使這些人變成健全的人。”

同樣，數百萬人都認知失調，這並不能使認知失調變成可以接受或值得慶賀的新常態。文革後遺症越是使眾多中國人罹患認知失調，我們就越是不能忽視了這個國民精神的普遍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