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殖民与文学──日据时期，台湾族群认同的起源与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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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聚焦20年代初与30年代初，台湾反殖民运动，由改良到激进的社会脉动。此外，新的自我认同逐渐在台湾范围内形成。

一、1920年代的日本殖民统治与台湾人反抗运动

20年代之前，以武力抗日为主。 20年代后受现代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抗争渐趋温和。运动者主要为受教育的台湾青年（有的留学海外），分为两群即「改良主义」与「激进主义」。两者都没有透过强调文化的特殊性来正当化其政治诉求。

(1)改良主义反殖民运动

日本留学生为首，组「新民会」。目标：推动政治运动、发行机关报、与中国友人建立密切关系。

首要目标为撤废六三法，追求平等的公民权。受挫后转而追求设立台湾议会，推动自治运动，成为后续改良反殖民的基调。

他们的政治认同相对模糊，但有回归中国的强烈倾向，认为台湾与中国是相同的民族，但台湾相对低劣。长期目标为中国的一统，但短期则处在一个「等待良机」的暧昧状态中。 （相反的观点认为他们依旧希望日本统治，希望被接纳为日本国民）属汉民族一支。

在「认为台湾与中国是相同的民族，但台湾相对低劣」的前提下，改良主义者透过启蒙大众的方式让民众支持运动的进行。 （演说、讨论会、电影放映等）

(2)激进的反殖民运动

受社会主义影响，援引「宰制─被宰制」的论述框架。反对卑屈的「改良主义者」，联合世界各地的被压迫的殖民地起身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组建「统一的共同战线」。

中国此时的共产主义逐渐盛行。 1922年起，开始有台湾学生在中国各地组件反日的组织。 （尽管有些组织并非是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但却以此为媒介投入反殖民的运动）

寻求中国援助（在广东的国民党）的两个理由： (1)共同敌人；(2)「中华民族」的一员，台湾如朝鲜、印度等一样，与中国有共同血缘背景但却是不同的民族。因此若最终脱离日本统治，需给予台湾自治的地位。 （此时期的中共与国民党都持这样的观点看待台湾）台湾是于1943开罗会议后被宣称为与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日本殖民的语言同化

语言同化的媒介载体为公学校，一方面教导「国语」；一方面传授日本的道德观。碍于台湾入学比例不高以即旷课问题，成效有限。

1920后因国内政治稍微开放自由，因此在台湾得以积极推动日语教育。

1930年代后，东亚局势混乱，日本国内政局动荡，殖民地走向独裁。也因政治的紧缩，激进的反殖民团体多被取缔，到1930年末，仅剩下「改良主义」团体苟活。

语言政策在紧缩的政治中被强势的执行。政府设立国语讲习所，并透过各种学习活动推动日语的普及，同时也禁止公共机关讲台湾话。

尽管如此，日语从未取代台语成为日常生活的用语，充其量使台湾人成为双语使用者。

三、殖民地台湾的文学和语言改革

社会背景：日治期间台人文盲比例高，会使用文言或者白话书写的人通常为精英。

(1)1920年代：白话文学和中国国语（白话vs文言，融入在地元素）

1920年， 陈炘受中国新文化运动影响，在〈文学与职务〉中主张台湾应当向中国一般以白话文书写，淘汰早已丧失功能的文言文。此举指出台湾之困境──本地语言即台语并没有一个相对应的书写系统，也无法使用汉字书写。

陈炘的提倡并未受到大规模的讨论，此时期论争的焦点依旧在语言问题上而非书写系统上。即便如此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接受将台湾话作为白话文的一种「元素」 （一种折衷的作法），此观点也反映了这些知识分子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支持以及对日本同化政策的反感。

白话文的提倡在张我军的推动下达到高峰。张我军认为台湾文学仅是中国文学的支流，同时因为台湾话并没有书写系统，所以在他看来，台湾话仅是一种方言或者说「土话」。在此氛围之下，台湾年轻的文人大量的以白话文书写，并不免俗的带上了部分本土的元素在内。

(2)1930年代：乡土文学和台湾话文（台湾话文vs白话文）

政治高压紧缩之下，台湾知识分子开始放弃政治的激进转而埋首于文化领域，此外，社会主义与世界性的反殖民思潮同时深深地影响着台湾的文化发展（关心大众而非菁英的国语使用者）。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了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的论战。

论战起点为黄石辉的〈怎样不提唱乡土文学？ 〉一文。以劳动大众为目标（黄石辉为左翼文协领导者之一），透过贴近生活的文学形式启迪百姓。 「在地化」、「本土化」成为乡土文学的标准旗帜。对于写作系统，黄石辉认为国语仅是一小群菁英分子把玩的权力工具，应当用台湾话来写作，推动乡土文学。

郭秋生〈建设「台湾话文」一提案〉与黄石辉〈再谈乡土文学〉两篇文章将这场论战推向高峰。前者认为用白话文写作不仅造成台湾文盲问题严重，同时也导致言文不一，将现代知识与台湾人隔绝起来。唯有使用台湾话文才能解决文盲之问题。

反对者认为台湾话低俗，不够成书写工具；「台湾话」过于拢统，并未有一明确标准；将导致与中国隔绝。 （可以从这些主张中看出不同的身分认同）

(3)殖民统治与台湾文化特殊性

萧阿勤认为反对以台湾话文写作的人或许并没有了解其论点所在，台湾话文的推动者正是发现了台湾处于被殖民的特殊状况下，才需要有所谓的「台湾话文」来形构台湾文化的特殊性。此时的台湾既不可能脱离日本统治回归中国，又不可能对既有的殖民政府提出具有威胁的挑战，因此只能在文化一领域作文章，确保台湾认同。

而确保台湾认同最有效之方法即建立台湾话文的写作系统，同时也能抵抗来自日本的同化意图。也即是说一个新的台湾认同在反殖民与脱离中国（被殖民者自身的特殊性）之间逐渐成型。

推动台湾话建立写作的真正目的，不只是为了创造「台湾话的文学」，也是为了建立「文学的台湾话」。 （页101）

以上的主张同时也涵摄了左派的意识形态（如黄石辉），为此叶荣钟批评到台湾文化之特殊性是超越阶级意识的，是包含了各阶层成员在内的特殊性展现。其提倡「第三文学」取代所谓「贵族文学」（白话文）与「普罗文学」（乡土文学，台湾话文学）。认为建立台湾民族之认同必须是超越阶级的理想而非局限于阶级内耗的斗争。

叶荣钟主编的《南音》杂志征稿范围广泛，包含文言、白话等小说、戏曲、诗歌。同时呼吁作家以台湾乡土文创作源头进行书写。正反映其所提倡的「第三文学」之精神价值。

(4)汉民族文化认同的延续

即便如此，那些提倡台湾话文作为书写系统的知识分子的汉文化认同依旧存在，且反映在具体事实上。

初期的提倡者们几乎都同意以汉字作为基本写作单位写作台湾话文，其目的一方面在于能够与汉文化衔接之外，同时也能顾及大部分的孰悉汉字的知识分子与平民。因此多数提倡者反对以罗马拼音作为写作单位的方式，此种方式由蔡培火为首的台湾文化协会所主张，认为台湾人在日本殖民下与汉字逐渐疏离，因此透过字母的排列方式得以学习台湾话。

提倡汉字以即提倡罗马拼音的两方，都并未取得相当明显的成果。随着战争的爆发与皇民化运动的开展，有关台湾话的使用以即论争渐渐的受到当局的压迫而趋于沉寂。

四、结论

台湾反殖民的知识分子将大众启蒙视为台湾作为一个共同体能否与殖民者或者其他现代国家相竞争的主体之关键。而台湾的文盲问题成为台湾于国际竞争竞争的阻力，因而透过与言的改革试图进行启蒙教育。进一步的，该使用哪种语言，用哪种语言进行书写则成为知识分子自我认同的论述争执点。除了此时期一种新的台湾认同逐渐成型之外，文学也在此时期逐渐的被认为是反映台湾现实的一种抒发管道。

五、问题与讨论

认为应当以汉字作为台湾话的写作单位还是以罗马拼音作为台湾话的写作单位？为什么呢？两者背后是否有反映出什么不同的意义？

你认为语言仅是一种工具吗？还是它有更深层的意义？

台语本身也是从中国来的，支持台语的知识分子如何回应？

参考文献

萧阿勤，《重构台湾─当代民族主义的文化政治》（台北：联经，2012）。

无情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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