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方的故事－－有关马华女作家的思考

我敬爱的友人：

我想知道，妳在最新小说集的几篇作品中，叙述者以男性身份出场的用意？黎紫书的一些小说亦是如此，当中有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刻板形象，如：「我知道女性之间互相仇视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她们往往不能明确的告诉你仇恨的原由又或者她们根本不知道仇恨的种子怎么会落下。」（〈把她写进小说里〉，收入《天国之门》）贺淑芳小说集《迷宫毯子》中我最爱的〈黑豹〉，也是以男性为叙述重心。商晚筠有一些小说涉及性别意识的思考，可惜早逝。

突然杀出这道问题，是因为陆续读了一些非英语源流女作家的小说作品。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交织的迷宫中，性别身份是她们作品的重要议题，可是，我在马华女作家的小说里看不到这点。

有关叙述者性别的问题，要先扯到我「年少时」微量的小说习作经验。当时我在写作过程中构想的叙述者形象、口吻，是男性，或者说，是男性化的。然而那些故事情节换成女性身份的话，并无不当。在尝试写作叙事诗时，也是如此。

如今残忍地正面问自己：是不是我潜意识里认为，男性身份让作品更正当？是不是潜意识里仍然把女性视为第二性？是不是受到马华文学叙述语境的钳制（那些男作家的影响）？我以为这不仅是写作者赋予叙述者性别身份的问题，也涉及写作者本身的性别认同。所以才抛出那样的疑问，想知道妳是怎么选择的。

当然，我有注意到妳的女性叙述者小说。也许应该反过来问：为什么马华男作家鲜少写作以女性为叙述者的小说？他们没有像董启章的《双身》，像苏童的许多小说那样的作品。然而，男作家一旦以女性为叙述者，性别身份和处境必为小说的重点——说得粗糙一点，关注女性地位、对性别议题敏感的男作家才会写这样的作品。

当然当然，前面提及的非英语源流女作家，以及《双身》和苏童，都是因个人阅读品味和视野而筛选的。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和力气去整理这些问题。

另外，我想要谈论的，是女作家的地位问题。 《迷宫毯子》台湾版封面文案有一句「最成熟的马华女作家」，不是我多心，这么说的潜台词无疑是：与马华男作家相比，还有距离。马华女作家的地位、受认可的文学成就究竟如何？象征「终生成就奖」的马华文学奖，到了最近一届（第十二届）才颁给女作家。马来女作家的地位也彼此彼此——国家文学奖颁发了十几届，至今仍未颁给女作家。

女作家该如何是好？我想，《迷宫毯子》里的〈创世纪〉处处都是隐喻：

「当你从那个鬼地方逃出来时，你携带着那本簿子。用文字喂养它，就像暗地里饲养一头动物。它现在是我的了。你想。本来是别人的，现在是我自己的了。」

「你看不出这本簿子到底写了什么。不过别人也不会懂得你写的。……不能给人们发现你在写东西。」

「用只有自己懂得的密语写字。每隔一段时间，那些密语就忘掉它们自己的意思。」

「他们辩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但你知道它变得不同，有时候你看到了前面的这段文字，认出它们是骗人的，是给别人硬塞进来的，根本就不是你写的。」

「你也许会接过那枝笔，然后你会揣想画一条线的可能。」

接过那枝笔，画一条线，写我方的故事。

*本文原刊于《普门》杂志第167期，201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