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回忆录101:《七十年代》和天地分道扬镳
为脱离天地另组公司出版《七十年代》发起众筹,与近几年的众筹方式不同。当时我们的方式分两种,一是不公开、只向因杂志而同我门结识的朋友征求入股,投资一千美元(当时合五千港元)即成为股东,但最多只接受投资二万港元,以免公司被大股东控制;另一方式是在杂志公开征求「赞助读者」,即预付一千港元,作订阅及购书费用,扣满一千港元为止。
两个方案都得到非常理想的回应。股东有个人投资亦有数人凑一股投资。加上「赞助读者」,很快就筹得足够另起炉灶的资金了。
继续有中共驻港大员直接间接地向我劝说,要我留在天地,另找人去经营新公司的《七十年代》。但那时我关心的两岸三地都处于关键时刻:香港开始出现九七问题;台湾在美丽岛大审后民主运动更趋积极;中国是邓小平在1980年8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提出大范围的政治改革,到1994年出版《邓小平文选》这讲话已大幅改动,我稍后会介绍根据讲话而提出的「庚申改革」方案,其后虽无疾而终,但当时是给人带来希望的。我极度关注这些大转折的后续发展,觉得很难不直接参与报导、思考、分析。所以还是选择离开天地,继续《七十年代》编辑生涯。
我本意是挽救天地图书、也保存《七十年代》,谁料竟被视为「背叛」、「不知好歹」,随后与中共侨办有关系的《镜报》发表了两篇先栽后诬的文章对《七十年代》大张挞伐,而中共内部的《参考消息》则予转载。接下来丽仪在商务出版部呆不下去而离职,所提供的廉价住处也以拆卸为由要我们搬走。在北京任高干的叔叔后来对我说,这叫「扫地出门」。
不过,我仍然保留天地的股份,而且也继续留任董事直至2017年。但董事只是挂名,并没有参与实务。因此,天地虽是我开创,但掌管理权只有五年,1981年后就交棒给陈松龄,其后天地的所有经营、发展、壮大,都是在陈松龄、刘文良等领导下取得的,与我无关。出版方面,除了亦舒是老相识由我引进之外,其他也都与我无关。但宗旨是开创时定下的,即以非左派、至少不是正统左派的面目出现,出版品也基本上不受左派政策规条限制。在陈松龄背后,有中共左派出版界退休的领导人蓝真支持。一些对中共来说属政治敏感的书之所以能够出版,固然有陈松龄的胆色和担当,也有蓝真的背书。私底下。陈赞同我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但公开,就是另一回事了。
2010年我在天地出版了《细味人生100篇》等谈论人生话题的好几本书,都很畅销,陈在我面前展示销售数字并付版税。这是许多出版商做不到的,常有出版商向作者隐瞒销售数字,以减少版税支出,香港叫「走数」。陈是一个诚实、正派的出版人。 《细味人生100篇》自出版以来,每年都至少加印2000本。 2017年陈离职至今,却没有通知我被加印过,我的其他各本畅销书也没有再收到版税。
2013年我要出版政论集《香港思潮》,陈表示天地不宜出版,但我可以自费出版,天地代做所有版面、封面设计工作,并介绍愿意印刷和发行的出版商。这以后我继续出版了好几本政治敏感的书籍,他都让天地帮忙。
2017年由于经营环境困难,天地连年亏损,我提出趁现在资产丰厚,不妨考虑卖盘,也许有资金雄厚又愿意投资文化事业的人士愿意买下来。当时包括最大股东三中商拥有的侨商也同意了。我找到了这样的商人。在带他去天地大致定出价钱后,侨商突然反口反对出售,而且增持股份至接近50%。于是买卖泡汤。这一年陈松龄退休,由中联办持有的三中商派来新董事长。天地的性质也就改变了。
我被「扫地出门」后,一直没有把被迫离开天地的经过说出来,只在迁离天地的1981年8月号的「卷头语」轻轻提到「曾经被迫考虑要停刊」。不公开披露的原因,是我觉得这是我的选择,怪不得人。香港的中共工委没有执行廖承志「彻底搞垮」的指令,但中共派驻香港有多条不同的线,霍英东应可直通廖承志办公室,作为左派商人他作出的选择理所当然。香港左派领导人直接间接劝我放弃《七十年代》可能出于好意。转让出版《七十年代》的权利也顺畅。我不将经过公开的更实际原因是保护天地,我相信陈松龄、刘文良会秉持始创时的宗旨。后来天地的发展我也必须承认他们比我更会经营。
《七十年代》作为一本政论杂志,应该独立而公正地就事论事,论的是两岸三地及世局,个人的际遇若掺杂其中,格局就小了。
我不但没有把这段「扫地出门」的经历写出来,而且还不时警惕自己,不要在论政时有个人的情绪因素。
《失败者回忆录》连载目录(持续更新)
- 题记
- 闯关
- 圈内圈外
- 杀气腾腾
- 煎熬
- 伤痛
- 动荡时代
- 抉择
- 那个时代
- 扭曲的历史
- 先知
- 自由派最后一击
- 我的家世
- 沦陷区生活
- 汪政权下的乐土
- 沦陷区艺文
- 父亲与沦陷区话剧
- 李伯伯的悲剧
- 逃难
- 愚者师经验,智者师历史
- 战后,从上海到北平
- 古国风情
- 燕子来时
- 在左翼思潮下
- 1948树倒猢狲散
- 猪公狗公乌龟公
- 《苹果》的成功与失败
- 怎能向一种精神道别?
- 自由时代的终章
- 清早走进城,看见狗咬人
- 确立左倾价值观
- 「多灾的信仰」
- 最可爱的人即最可笑的人
- 中学的青葱岁月
- 被理想抛弃的日子
- 谈谈我的父亲
- 父亲一生的辗转挣扎
- 父亲的挫伤
- 近亲繁殖的政治传承
- 毕生受用的礼物
- 文化摇篮时期
- 情书——最早的写作
- 那些年我读的书
- 复活
- 不可缺的篇章
- 不可缺的篇章之二
- 不可缺的篇章之三
- 不可缺的篇章之四
- 不可缺的篇章最终篇
- 没有最悲惨,只有更悲惨
- 归处何方
- 刘宾雁的启示
- 徐铸成的半篇文章
-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 通俗文化的记忆
- 左派的「社会化」时期
- 伴侣的时代
- 那些年的太平日子
- 香港历史的转捩点
- 福兮祸所伏
- 香港辉煌时代的开始
- 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往何处去?
- 二重生活的悲哀
- 《七十年代》创刊背景
- 脱颖而出
- 觉醒,误知,连结
- 非常有用的白痴
- 有用则取,无用则弃(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 中调部与潘静安
- 非蠢人合做蠢事
- 接近绝对权力的亢奋
- 无聊的极左干预
- 从钓运到统运
- 那年代的台湾朋友
- 统一是否一定好?
- 台湾问题的启蒙
- 推动台湾民主的特殊角色
- 中共体制内的台籍人士
- 踩不死的野花
- 文革精神
- 文革缔造中国的今天
- 极不平凡的一年
- 批判极左思潮
- 民主假期
- 裂口的开始
- 太岁头上动土
- 爱荷华的「中国周末」
- 1979年与中共关系触礁
- 那几年,文艺的沉思
- 爱荷华的平和交锋
- 从认同到重新认识中国
- 九七觉醒
- 美丽岛大审对我的启示
- 从事媒体一生的座右铭
- 念兹在兹要记下的辉煌
- 香港前途问题带来的恐慌
- 从来没有「民主回归」
- 和许家屯的一次交锋
- 牢记至今的一段话
- 从创办到离开天地图书
- 《七十年代》和天地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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