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的“后浪们”——「观B站有感」

百尺竿头望九州，前人田土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

B站破圈，成功刷屏。作为B站某不知名up主的我，很想说一句，作为你们口中的“后浪”，某种程度上我却羡慕着“前浪”。

时代的河流永远在向前奔腾，泥石俱下，湮没了一代又一代的「浪花」，谁都幸免不了成为每个时代的「牺牲品」，然而如何看待历史洪流里不断涌现的新生命、新事物、新现象，取决于你的视角。

既然宣传片是以中年人视角，去欣赏年轻一代，恰好今天又是五四“青年节”，那么不妨探讨下「代际」这个话题。

01

我们这一代人吧，最大的优势是没有上一代已有的时代记忆和烙印，对于事物的判断和思维没有枷锁，能在新时代下产生更新鲜的思维，保证种群的思维创造力。这是我们这群“后浪”的优势。

但同样，我们所享受的社会资源倾斜度也不同，“前浪”们承担着社会责任占用社会话语权，因此在同个时间点，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而“后浪”的社会资源和社会环境，是被上几代人左右的，无法改变，这是你们“前浪”的优势。

因此，用60，70 后，80 后，90 后这类标签，将原本生活在一起的一群人剔除共性，按照十年一拨来归类，进而赞歌，嘲讽或鞭鞑，来表达“一代更比一代强”的逻辑真的正确么？

我们在吹捧“亚文化”、“小众”这股「潮流」的时候，有认真思考过一个问题吗？

「潮流」是不是真的代表着先进的方向？如果'潮流'是云，那么谁是'风'呢?

如果风不是自然的，那背后'扇风的手'到底目的何在？推手是数量庞大的一群人还是少数几个叼着雪茄、坐在关键位置上的策划者呢?

“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Z世代的年轻人们为了追寻「潮流」，标榜自我与个性，把玩着几千上万的球鞋，甚至一度让某些App因此而成为资本的宠儿。假如'潮流'的审美是无中生有的，那么青少年热衷攀附潮流的动机，究竟是认同别人“塞过来”的新潮审美观，还是仅仅想借用这些符号为手段去和代表旧势力的父母划清界线呢? 也许你会用新潮的服饰来彰显与长辈抗争的斗志，也可能希望获得用它来赢取同学们羡慕的眼光。至于'你'是不是真正喜欢它，似乎一点都不重要。

一个人每天穿什么衣服，背什么包，其背后经过了复杂的决策过程，真正属于'自我'的意愿成分高么？恨不得将大大的Logo贴得满处皆是。

服饰、歌曲等潮流符号每天都在日益交替变化着，所以其背后到底是观念在变，还是人在变呢?或者，是观念以冲突的方式在较量吗?

至少，我看到大多数的年轻人对于当下“流行原素”的追捧，对“音乐、艺术作品”的鉴赏能力和洞察能力，远不如上世纪的“前浪”们来得真诚、深刻、灼热及从骨子里的热爱。

02

“每一代人都会书写这一代人的历史。”——阿兰·斯丕泽

既然是做代际对比，那么不妨从历史中去寻找一些有迹可循的故事，再来谈谈是否这种「对比」具有意义。

不知道多少人对上世纪“60年代”存有印象？

这是个民权保护、学生运动、反战、女性运动以及新左翼的兴起的年代，这个年代涌现出大量的“叛逆”与“亚文化”潮流——这是一个妇女解放、嬉皮士、大麻烟、摇滚乐的时代。

为什么我要单独讲述60s年代呢？因为这代人是很典型的“成长就是最终我们都活成来自己讨厌的样子”。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今天许多保守主义的领导人恰恰是来源于“60 年代青年” 的这一代。

「1960」

• YAF&SDS的诞生

在60 年代，两个影响着该时代年轻人的组织诞生。一个是美国青年争取自由的右翼组织( 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 简称YAF) 。就在YAF 创立的同一年( 1960 ) , 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 Students for Democracy Society, 简称SDS) ———一个重要的新左翼组织也诞生了。

“ 人们之间的各种联系，我们将要过一种与父辈不同的生活。我们要拿我们的生活做一场实验。你可以说我们狂妄。但是除了狂妄外, 我们身上有一些更积极的东西。我们有一种无拘无束的青春朝气。我们不怎么觉得受限制，我们明白我们正在做某些事,我们在用新鲜的眼光看待现实，而且我们有一些特别的精神。 ”

这代人都很倔强，这种倔强使得他们坚信自己真的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那么参与这些YAF 和SDS 的行动主义者们都是什么背景呢？大部分为高知人群，并且大多数参与活动的青年中，父母的教育背景也相对较出色，且对政治参与度要远高于一般父母。父母所授予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哲学观成了日后他们加入自己的政治活动的基础。

我在查阅一些历史资料时，看到这个组织里的一位参与者是这么描述那个年代的：

“你不得不明白这一点, 在整个60 年代我们是联合的。你的智力能力、政治能力在那种氛围里都会被提升，我们处于政治和哲学讨论及行动主义的前沿。而且我们擅长于此，否则我们就被驳倒了。

所以我们确实有一定的自信，在那些早先的年月里, 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我们的力量在增长, 我们的能力在提升, 还有我们能够做与众不同的事。即使是一颗小草,它的卷须也能从混凝土中钻出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就是那样的。我们决心不沉寂下来，不被击打败。在我们这里有种使命感、责任感。 ”

当然，许多人之所以能够如此深刻的记住上世纪60 年代,，不仅是因为那个年代的抗议运动, 而且还因为那个年代的反主流文化。

• 反主流文化盛行

留着胡子和鬓角的长发男人,留光滑短头发和穿着流动感很强的裙子的女人， 染了颜色的领结和褪了底色的衬衫，音乐节和前卫商店, 有机食品店和自制的格兰诺拉麦片,印第安床单, 火山岩的灯,大麻和藿香油的味道, 这种情状交织在20 世纪60 年代末和70 年代初。

当时的长发与牛仔最明显的意义在于，他们故意把自己打扮得不像一个传统的人，而是60年代中期的嬉皮士。但这不能简单地解释为趋向一种新潮，相反很多人将其解释为个体对一种替代性生活方式的参与, 以及他与父母、学校、社区为他规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决裂。

而上世纪的音乐恰恰是反主流文化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它进一步表达了一些年轻人对既定规则与体制的反对。弗莱克斯认为, 只有当我们认识到以音乐来形成我们这些被疏远的年轻人的身份并且用音乐来支持我的集会时, 我们才算是真正理解了这场20 世纪60 年代的运动。

民间音乐是20 世纪60 年代早期的特色, 它发出了反抗的声音, 将人们团结到一起, 而60 年代中后期则以摇滚乐为代表：鲍勃·迪伦、披头士、滚石等等一代经典摇滚乐手，都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产物，还有许多其他的乐队, 发出了广为流传的青年文化的声音。

正如马尔库塞( Marcus)所说的:

音乐是一种你可以与你的朋友谈论, 但不可能与你的长辈谈论的东西。它给人们一种在他们这一代内部团结的感觉, 而且让他们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这样, 在某种意义上是独特的、被祝福的音乐也使他们觉得自己似乎处于斗争之中, 或者⋯⋯ 被认为是边缘人、该受谴责的人乃至坏人。

反主流文化者并不是一个单一、统一的整体， 实际上，它涵盖了一系列信仰和行为。

例如, 反主流文化包括了不同的, 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它不仅包括对个体表达和自我满足的强烈渴望, 而且也包括对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强烈渴求。而正是这些不同的信仰与行为使得具有不同背景和意识形态的人能够共同认同一种对抗型文化。

反主流文化向他们提出了一种重塑信仰的方式，这里所用的“ 反主流文化” 的术语， 特指是服装、音乐、毒品、性， 以及与20 世纪60 年代的文化变动相联系的那种“ 另类生活方式” 。这些生活方式也意味着对传统价值观的抛弃:

拒绝接受传统的行为方式和原则，代之以重视自发性与自我表达; 对感情的自我公开以及满足压抑的直接经验; 以贬低功利主义, 寻求强调自我实现和对社会做贡献的工作来代替传统的职业、成功、金钱的观念;并且, 他们以拒绝使用化妆品、香水和除臭剂, 接受裸体, 以及食用有机食品的方式来表达对自然的崇尚。

1960 年关于YAF 的一个很普遍的笑话是, 传统主义者打着平板的领带, 笔直地坐着祈祷, 而自由意志论者却穿着镶花边的衣服, 大声地喝着汤。

对于很多自由意志论者来说, 反主流文化象征着个性自由、心灵与精神自由。它还代表了对既成体制的反对和批判现成制度。

20 世纪60 年代多变的政治和社会事件推动他们去创造历史, 召唤他们为自己的信仰而行动。

随着这些年轻人的批判性的美国观的形成, 和他们与主流离得越来越远, 这种被疏远感反而有益于他们。就如鲍勃·罗斯所说的：

“ 一种特定的边缘感⋯⋯必然形成批判意识。在现成的世界之外, 必定有你能立足的地方。那儿给了年轻人一个重要的位置, 他们不必像别人一样,他们可以持不同意见”。抛开这些孤独感，一旦他们在遇到志趣相投的人时, 就觉得自己受到了欢迎。政治将他们组合成一个团体, 给那些以前看似陌路的人提供了一个家。通过加入SDS，个体至少会觉得自己是另外一个非凡世界的一部分。

有些人教会他们“ 看问题的方式”。他们所接受的那些观念又通过人们的交往传给了更多的人。在同伴中间,行动主义者习得了察觉不公正的框架、学会了怎样去准确表达谁或者什么应当为社会问题负责, 还有社会变更的策略和目标到底是什么。通过谈论经历和分析一些社会问题, 他们建立起一个框架, 一种看世界的方式。

“我们出生时的条件, 哺养我们的家庭, 围绕着我们的价值观和信仰, 都是孩提时代环境的既定成分。”每个个体出生于一个客观的社会结构里, 在其中, 他遇到对他的社会化起重要作用的人。这些人影响了他。对他来说, 他们对他的境遇的解释意味着一种客观现实”。我们继承了对世界的解释和看事物的方式, 这构成了“ 自然的世界观” 的基础。通过这些最初的接触物, 我们的身份第一次形成了。

“我回想起那样一个时代，人们想与某个人同居但是又不想结婚，这种事在那时很少被人提及。但是我们自由意志论者正在这样做，而且我并没有看到这里面有什么问题。我认为, 如果人们想要做什么事情, 那是他的事，与其他人没有关系。所以由于这诸多方面, 我与保守主义者在一起时就越来越感到不自在。

因而，在所有这些因袭传统的方面, 也就是保守者表现得如此僵化的方面，什么是主要的问题? 长发的嬉皮士? 谁在乎一个人头发有多长? 就算是个大问题———这与一个人的价值到底有什么关系?” （莎伦·普莱斯利）

然而，任何的组织都会产生冲突和矛盾，冲突导致组织解体、左翼的分裂, 最终以这一代的衰微而结束。

「1970」

经历了20 世纪60 年代无休止的骚乱之后, 那些行动主义者在70 年代如何生活? 他们如何将那些戏剧性的经历融入现实生活、继续他们的工作?

“ 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现在的处境不同了，再也不是在1965 年了。我已不是24 岁的人。但我仍然基本保持着同样的价值观。我反对压制；我反对不平等；我为平等社会而奋斗。我认为现在是富人越来越富有, 而穷人越来越穷⋯⋯因此应该为此做些事情”。 ——约翰· 布朗· 奇尔兹

「早期的自我会批判如今的自我。」

“ 60 年代的我会认为我现在已经根本性地转入了对个人安逸和家庭利益的追寻之中”。马里克将他青年时代的缺乏责任感与他目前“ 为在一个不错的社区中有一座不错的房子而奋斗” 作了一番对比总结道:

“ 我对自己达成的妥协并不感到很惬意, 我不断地与这一妥协交锋, 并且一直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某天,由于某种原因, 我或许会迅速地改变它。”

还有大量类似于马里克的自由主义者们谈到这种「矛盾性」，“60 年代早期的我会认为我现在很好。60 年代后期的我会认为我已经被出卖了, 因为我现在挣的钱比以前想挣的多，且驾驶着宝马车。然而60 年代后期的我或许会认为我住在山村里，吃有机食物。”

“ 它取决于我的青年时代自我如何看待所注视的60 年代的哪一部分?”

然而，这些行动主义者中一个普遍的一致是，随着时间过去他们变得更加富有包容心。

他们谈到在青年时代, 不宽容和宗派主义是普遍的，随着他们的成熟,他们能够接受不同的观点和背景。他们没有过去那么爱热衷于改变他人的想法。他们现在以更复杂的方式看待，生活和政治。更欣赏生活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复杂性, 并且对时代进展中的传统方面持平和态度，他们现在意识到了妥协的必要性和商谈的重要性。

在幻灭之外，SDS 成员表达的显着感觉是共同体的失落。在青年时代他们与同类的其他人密切来往，经历了与其他行动主义者分享食物、床、政治和友谊的一些年后, 许多成年SDS 成员在与外界隔绝的成年年代过着一种更世俗的生活, 并感到了失落。

团体感与青年时代相联， 并且它不会重新树立，因为现在人们忙于家庭、工作、其他责任和关注点。然而，自那个时代起许多人与其他行动主义者维持着终身朋友关系。

虽然戴夫· 斯特劳斯说说与他生活密切相关者依旧是来自那个时代的人。他评论道: “ 无论何时我们与他们在一起，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对他们而言， 60 年代和70年初缔结的关系是重要的、无可替代的。

「60 年代的孩子们」

60 年代经历继续影响行动主义者的生活的最终途径是他们抚养孩子的方式。政治影响到他们向后代灌输的信仰和价值观，以及他们对孩子们未来的期望。

许多行动主义者谈到他们把孩子培育成非性别主义者，给儿子玩具娃娃， 教他们做菜，或者教女儿强身健体、自信。

“我们对孩子们所做的是,鼓励她们独立并自己自由选择，在让她们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方面，我们离得很远———也许太远了。我们非常非常着急, 不要把我们的价值体系强加给孩子们, 不管是在宗教、政治或其他方面; 我们倾向于只要她们愿意学习、提出疑问⋯⋯如果在我是一个孩子时有人竭力强加价值观给我, 我会强烈抵制。我们认为就他们的自由来说, 他们有权保留自己的观点。”（辛迪）

多数人分享他们父母的价值观。在信仰方面, 大多数人沿着他们父母的足迹。

传统主义者、自由意志论者的孩子们在未来将走过以新的方式继续父母话题的艰难旅程。

20 世纪60 年代行动主义者故事中突出、明显保留下来的是他们生活的延续、他们维持其核心价值观的各种途径。

20 世纪60 年代的一代人的确是分裂的一代。然而，60 年代的行动主义者也不可避免地因为共同的经历而聚集到一起。带着根本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世界观，行动主义者都热衷于政治。

在例证“ 时代精神变化的波浪式韵律” 时, 曼海姆评述道： 「先是走向一个极端, 然后再走向另一极」 。 20 世纪60 年代政治的走向七八十年代政治之途也恰恰是这样。

那个年代给人一种难以置信的共同性，他们不仅有共同的年龄基础，而且共同度过了“ 一段沸沸扬扬的岁月”。

就像一位行动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这些经历决定了他们的自我定义， 并且超越意识形态地把个体联系起来。60 年代“建构了我的一生。 “ 毋庸置疑, 这些人被这个60 年代改变了。

03

我们这代人，没经历过那个年代，从小在物质充沛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甚至在读史书时都无法具备那种时空的感悟能力。

但作为一个90后，每当我看到上世界涌现出的经典作品、诞生的一些革命运动，只能透过一些影像资料去感受。

纵然那个年代充斥着战乱、炮火与不安定，但人们却不会停止去思考，与命运做斗争，充满着韧性和顽强，对于情谊的态度忠贞不渝。

回头看这个时代，信息技术的革命，催生了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加速了信息的传播和制造，为我们提供了超越时间地理限制的渠道去了解一切事物。在信息泛滥成灾的现状下，真正愿意花时间去了解某种事物在权威体系中的解释，又有多少人？

多数情况下，人们更愿意去问一问身边的人关于这个事物的看法，而周围人的看法往往会成为讯问主体对这个事物评价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也很难建立，因为不确定这一秒是朋友，下一秒会不会变成敌人，毕竟现代生活中的利益纠纷和角色扮演极其复杂

科技的进步，无形中解决了人们日常的许多问题，但作为人类，基本的常识和能力却在逐渐丧失。信息制造与获取的难度降低，思考力下降，价值观容易被轻易左右。

社会生活变得越来越动荡。例如，当婚姻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转向自由恋爱，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社会对于分手、离婚的评价也从负面慢慢转向积极，认为放弃一段不良的亲密关系，可能更加有利于身心健康。

因此，现代社会的两性关系无疑是更加自由和流动的，但毫无疑问，亲密关系也是更加不稳定的，因为大家都随时可以有其他的选择。

“获取”不再受到如以往那样狭隘的空间和时间限制。随着“得到”这一行为的容易度的提升，往常与其相伴而来的仪式感也相对减弱。在这种“便捷感”之中，我们也丧失了一种，叫作“仪式感”的东西。

随着意义感的丧失，个体在自我与外部世界互动的过程中，在这个效率为王的竞争型社会当中，得到的，是现代性外部世界越来越高的要求，获取的，是越来越消失殆尽的意义感。

池田信夫的《失去的二十年》，讲日本的“代际差距”：

“日本的代际差距世界第一，在这一点上大家都达成了一致。按照铃木亘的计算，一个人一生中退休金、健康保险等返还和缴纳的差距，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这批人是正4850万日元，但2005年出生的这批人就变成了负3490万日元。这两代人的差额达到了8340万日元”。

仅仅由于晚出生了60年，现在的年轻人交养老金，就从被别人养变成养别人，而且还是强制的，不能不交。养老金作为一种税负，在代际之间存在巨大的不平衡。一旦这种不平衡转化成不公平感、被剥夺感，年轻人抗拒的方式只有一种：干嘛那么努力呢？赚得钱都拿去养不认识的老人了，我们老了谁来养呢？算了，宅着，丧着，低欲望的一生。

焦虑、不安、选择困难……牢牢束缚着这代人。

在我的观点里，每个时代都有优点和缺点，重点不在于时代，而在于个体本身，所以代际对比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后浪“这个概念永远都是相对的，每个时代都会有”后浪“，但从时代和年龄的角度去划分和抽出”后浪们“，未免显得单薄了些。个体之间的差异放在整个历史的长河去看，时代不过是一个最微不足道的基准，总有人是时代的弄潮儿，推动着时代进步，挑战旧世界的秩序，也总有人是时代的牺牲品，如蝼蚁般来世上恍恍惚惚走一遭，留不下任何痕迹。

无关于时代，只关乎个体。

对「后浪」的这首赞歌，或许若干年后，当Z时代的人成长为中坚力量，谁知道之后的”后浪“们会给予这代人嘲笑还是赞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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