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什麼懷疑極權政府？ ——後真相時代更需要常識

近期中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根據4月對34,000多人的血清調查，武漢地區居民中有4.43％是抗體攜帶者。如果該研究抽樣可靠的話，以武漢市總人口計算，這意味著約有48萬人被感染，幾乎是官方通報的5萬人的十倍。

一個報告，三種解讀──算不算這道小學算術題很重要？

許多外媒對於這條訊息都進行了報道，這裡以法廣和新加坡聯合早報的報道為例，讓我們看看同一件事， 中國官方， 西方媒體和現代文明世界的非西方外媒是怎麼樣呈現同一調查報告的。點選連結大家可以先自行甄別，這裡就不佔用篇幅了，直接說自己看完的感受。

看完中國官方的報告，你會發現通篇沒有用4.43％去估算當時的感染人數，就算這個計算題只是小學程度，它都不會提醒你從武漢真實感染人數這個角度去解讀，而是強調其他地區的感染比例很低，彷彿在試圖證明：我們的封鎖是正確的決定！我們控制的很好哦！另一方面，其他區域測出陽性抗體的比例極低，也意味著接下來在其他地區出現疫情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到時候出現了，大家也別太驚訝。

再看以法廣為代表的西方媒體的表述——不僅幫你算好了武漢可能的實際感染人數，而且還搭配李文亮去世一周年的新聞，暗示當局之前撒了謊。那麼聯合早報呢？感染人數也幫你算出來了，也和法廣一樣聚焦於研究結果中武漢感染人數和官方通報數字的巨大差距，但不同的是，早報這篇報道同時在最後指出：考慮到檢測能力或有限，醫院因患者突然激增而人滿為患，衛生當局在疫情爆發期間低報病例是很常見的。暗示這份報告的結果並不能夠說明中國官方有意隱瞞竄改數據，也就是說，官方可能不是刻意隱瞞，而是當時客觀上無法統計出正確數據。

都是」真相“，要如何甄別？

我並不是要去分辨哪一種報道更」理中客“，理性中立客觀並一定等於真相，它們只是我們探求真相時的相對可靠的工具而不是真相本身，我也暫時不想討論它們誰報道得更”真“。我想強調的點是：同一個研究報告（我們假定報告是真的），經過不同的媒體的詮釋，表現出的是不同的」真相「。然而很不幸，這也許是今後世界的常態。對於這個常態，Hector Macdonald的《後真相時代: 當真相被操弄、利用，我們該如何看？如何聽？如何思考？ 》進行了全面細緻的剖析。

這本書主要討論的並不是謊言，而是各種各樣的「真相」（這裡是較廣義的概念）。確切地說，作者重點討論的範圍不包括事實真相（fact）和絕對意義上的謊言（完全無中生有），重點討論的真相被作者分為四類：部分真相，主觀真相，人為真相和未知真相。在書中作者舉了許多商業的，社會的和政治的事例，來說明政府，大公司和媒體們是如何讓利用這些形形色色的真相誤導大眾以達到他們的目的，從而讓我們警惕那些操弄真相故意誤導他人的「誤導者」。

台灣和中國大陸都有出版這本書，我先讀的是台灣出版的繁體中文版，然而當我剛剛讀到第一部分【部分真相——歷史】的時候，我就看到了文中提到了中國的六四事件，雖然只是一筆帶過，但是即使是這樣在簡體版中也應該不會出現。帶著一絲好奇，我找到了簡體版來比較。不出所料，這部分的確在簡體版中是不存在的······我忽然感受到了一種莫大的諷刺和幽默感——一本講述真相是如何被操弄被裁剪的書，居然書的內容本身就是被裁剪的」真相「，這彷彿是用實際行動呼應了本書的主旨。呵呵，活像個行為藝術。

憑著直覺，我意識到凡是關於中國的實例，很可能簡體版會和繁體版之間都會有較大出入，於是在接下來的閱讀中，我有意識地去對比了兩個版本，發現簡體版中另一個成段缺失的部分，那就是在【人為真相－社會建構】這一章節中，關於中國推進」社會評價系統「的事例。所謂”社會評價系統“，就是對每個公民進行社會信用評分，以達到對社會整體和公民個人全方位控制。

極權的好工具－操弄部分真相與人為真相

以上提到的兩個部分－【部分真相】和【人為真相】，正是我重點想談的部分，因為國家（特別是極權政府）天然對這兩種真相有著近乎絕對的操控能力，相對於公民個體，國家有著壓倒性的優勢。所謂部分真相，就是對於一件事情進行有利於自己的解讀，而淡化甚至隱瞞對自己不利的哪一方面。所謂人為真相（簡體譯為人造真相），指的是根據人們的共同想像而創造出來的名稱，定義，法律，制度，機構組織等等。

當國家的權力既不來自民眾，又不受任何程序的實質制約，而且有著控制社會方方面面的能力和動機的時候，國家就很可能動用公權力對真相進行掩蓋和粉飾，甚至動用官方媒體和假民意操弄輿論，製造人為的部分真相。我相信熟悉中國社會事件發生後政府維穩的標準手法的朋友一定不陌生——對，就是刪帖封號，歪曲敘事，惡意抹黑，人身威脅，最後淡化處理。例子太多，甚至國內接觸到的一大半新聞都」被部分真相「了，我就不一一列舉了。

至於書中所說的人為真相──法律，社會規範，機構組織，貨幣等等支撐這個社會的要素，相較於個人，作為創造這些人為真相的主體，國家天然就有絕對的優勢（雖然國家本身也並不是自然存在的東西）。不僅如此，極權國家對在事物的命名和概念的定義方面，有著個人和社會所無法比擬的權力。例如，武漢肺炎不能叫武漢肺炎，要叫新冠疫情，大饑荒要叫三年自然災害，十年浩劫可以在教科書中被改成”社會主義曲折探索“；它們還可以定義什麼叫疫情”清零「，可以定義什麼叫病毒」有限地人傳人，可防可控「，還可以定義哪些人算死於疫情，定義什麼叫謠言，哪些詞是敏感詞，什麼才是正能量·······

面對被強暴的真相，我們需要常識

說到這裡可能有人會說：「這些我們都知道，但是能怎麼做呢，你也沒有實錘的證據，你不也拿不出真相嗎？你沒有證據就做有罪推定，確定不是雙標？ 」

我只能說：很遺憾，面對強大的“真相黑洞”，大部分人需要且僅能依靠常識。面對永遠不可能知道的那部分真相（不論是本來就無從查證，還是人為隱瞞），面對被極權政府及其吹鼓手們肆意歪曲的人為真相，在我們無法自由地獲得準確的信息的情況下，我們需要依賴常識。當我們建立了健全的常識，如果再能對比幾個不同的觀點，就很有可能更接近真相。

什麼叫常識呢？我無法給出一個精準的定義，我認為常識是一個透過排除法得出來的概念。就像我們無法給桌子下一個完整無誤的定義一樣，我無法給出一個涵蓋一切常識的定義，但是哪些是違背常識的東西，哪些是符合常識的，這個我們可以是可以分辨的。常識不是一個可以抽離現實背景而獨立存在的純粹概念。

舉個極端例子說明問題。假設我無法查證《後真相時代》這本書的英文原版，當我看見簡體中文版比繁體版少了好幾段，而且少的那幾段恰好是與中國有關的內容，這時候我自然地就可以判斷是簡體中文版刪掉了原本的那幾段。如果這時候有個邏輯大師跳出來跟我說：」你這個就是老雙標了，你有證據嗎？你怎麼就知道不是繁體中文版故意添油加醋移花接木，添加了中國的例子來黑中國呢？你憑什麼懷疑中國對書的內容進行刪減呢？難道你這不是偏見嗎？」。對於這樣的大神，我只能拍拍手，然後豎起大拇指說：確實邏輯滿分，但是常識負分。

想必有正常認知的人，都不會認為是繁體版添油加醋故意黑中國，為什麼？因為我們知道，在翻譯出版過程中刪減原著內容要比無中生有添加內容更常見，這是常識；中國存在出版審查制度，沒有出版自由，而台灣並沒有審查，這是常識；一個出版不自由的國家刪除書中對自己不利的內容在過去發生過，它還有同樣的動機繼續這麼做下去，這也是常識；讀一下刪掉後的上下文能感覺到文脈不通順，這也是常識。

當我們面對官方公佈的疫情死亡人數和感染人數，我們一般人誰也沒辦法知道到底真實數據是多少。但我們有這樣的一些常識：在當代中國的眾多重大社會事件中，有關死亡人數或受波及人數總是不準確的，而且並非技術上無法統計；獨裁政府為了政權穩定，有動機也有能力淡化錯誤造成的影響，誇大取得的成就；如果官方公佈的數據和事後抽樣調查得出的數據差出去10倍，我們會稱其為很大的出入，而不是有些許差異或在誤差範圍內。

讓我們回到疫情剛被發現的時候，我們當然沒有充足的科學依據證明這種未知的病毒的傳染性和毒性，但是在我們經歷過SARS的前提下，並且已有多人感染並出現與SARS類似症狀的情況下，是相信官方的“沒有明顯證據人傳人”或“有限人傳人”，還是出門帶上口罩不要亂跑？常識告訴我應該選後者：第一，我們知道戴口罩，並且盡量避免去人多的地方可以減少感染幾率。第二，面對未知，政府不僅和我們一樣是無知的，還會說謊。我們應該把事態的嚴重性想得比政府發布的更嚴重，這才是更安全的。

所以說，沒證據就不能懷疑極權政府了嗎？就不能做出接近真相的估計和判斷了嗎？不，我們有常識，健全的常識比虛假的數據更可貴。面對這個可以吞噬真相並隨意製造真相的怪物，中國人不是受常識誤導犯經驗主義錯誤的人太多了，而是有健全的常識並有勇氣相信​​它的人太少了。

再多說幾句

常識不是反智，並不是要求我們固執己見，只信謠言不信科學，而是在我們沒有辦法對真相進行查證的時候，可以作為我們判斷基礎的那些也許不那麼可靠的知識。

常識並不總是正確，常識也經常犯錯。常識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用來修正和更新的。當我們發現常識真的錯了，我們要對它加以修正，而不應該因為常識會犯錯就隨意捨棄它。畢竟，面對這樣一個人造的「後真相」時代，常識是我們最後的武器，也是最後的底線。

僅以此文，追念僅依靠醫生常識和勇氣成為疫情「吹哨人」的李文亮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