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港人的六四创伤———给程翔｜2005年纪念六四

（本文发布于2005年6月8日）

不久前离世的法国诠释学大师利科(Paul Ricoeur)，曾经说过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如果不把未完成的许诺重新恢复活跃起来的话，那么所有的乌托邦都将是空虚的。」的确，所有乌托邦都是对美好未来的许诺。乌托邦之所以显得虚幻缥缈，是因为它们总是未能达成难以实现。然而也正因为乌托邦总是怎么等都等不来，因此它才是那么美丽那么诱人。对很多人来说，1989年的六四民运也是一次乌托邦式的运动，为我们许诺了一个更民主更公正更开放的未来中国；但它终于陨落溃散，消失在胜利者的「平静」历史之中。可是，为了不使它彻底沦落空虚，总还是有那么一些人想要活化那个未完成的许诺。除非认为民主开放公正的中国只是纯粹的虚幻，否则我们就有责任去恢复记忆，让那个乌托邦继续成为有吸引力的美好前景。毕竟，未来与不来，还是有很大分别的。

记忆是必要的道德责任，问题只是该怎么去记。比如说，一年一度的六四纪念晚会就是一种记忆方式。十多年来，它不断被人诟病太过扁平、太过公式化，总是同一批人站在台上(虽然少了刘千石也多了些新面孔)，喊相同的口号唱相同的歌，和大致雷同的程序。在媒体眼中，它最大的意义就是参与者的数字，而这量化的数字就成了香港人熟记或淡忘六四的指标。于是关于六四，似乎就只有记得/不记得(或者「平反六四」/「向前看」)两种选项。但记忆又岂能是这么简单的一回事？就算要记住六四，我们能不能也问一下该怎么记呢？

六四烛光晚会不是不重要，但与其说它是一种记忆(remembering)，倒不如说是一种佛洛伊德描述的病理现象：「重复」 (repetition)。有些受到巨大创伤的人会不断强迫地在脑海中回到那个使他痛苦受伤的场景，但他既不知受伤的原因也不知自己的伤口究竟何在，他未必记得起那桩事件前后的细节，但却再三执迷地回到事发的那一刻，甚且伴以仪式性的固定行为模式。同样地，那些当年签名发表过联署声明，如今却老是梦呓般地要大家「向前看」的人，也很像患上了另一种精神官能症：「失忆」(amnesia)。总是记不起受到创伤的那一刻发生了什么事，仿佛自己从未经过那段折磨。无论是重复还是失忆，都算不上真正健康的记忆。而重复与失忆两种普遍现象的存在，都说明了六四确实是香港人集体经历的一次创伤性经验，有待治疗。要治疗就得毫无保留地回顾那段经历，把它完整地说成故事。但是非常可惜，中国政府固然压抑了记忆六四的复健努力，就连香港人自己也没有试着去挣扎地说出自己的完整故事。自1989年六四事发后一连串的图册见证与资料集出版后，至今没有任何一部著作严肃地回顾与分析六四在香港造成的效应。其他形式的作品也不多见，例如电影，据知也就只有舒琪在1990年拍的《没有太阳的日子》。

六四留下的伤口，至今仍然缠绕香港，它的影响远远超出集会人数和政治人物的诚信这些已知的表面征状。事实上，今天关于爱国、民主化和香港人政治参与的热情等种种争论，其实都走不出它的阴影。

还记得1989年6月初在《信报》发表的一篇评论里，我曾说过这场运动在北京或许是「民主运动」，但在香港却彻底变成一次「民族主义运动」。现在想来，当时那篇文章措辞或许失之武断，但我依然认为其基本判断是没错的。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当年从4月到6月之间，香港社会弥漫的空前热情，其实更多地是与中国人的民族认同相关。例如当时市民们朗朗上口的《做个勇敢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与《龙的传人》，在北京天安门前一片反官倒声中并不常闻。因为对身在北京的内地人而言，中国人的身分是不证自明的，搞民主运动和唱歌表白自己的中国人身分有什么关系呢。所谓「爱国民主运动」的重点就是民主，「爱国」二字是用来定性这场运动的政治正确的前缀词罢了。反观香港，经过20多年的经济腾飞，与对内地政治社会情况的相对隔绝之后，这场运动却是触发港人重新认识国情重新在情感上「认祖归宗」的契机。不少香港人未必清楚广场上群众各式各样诉求的具体内容，但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去看电视听广播，去和同事同学讨论运动走势，心底下贯注的就是一种要把身在殖民地的自己和中国连接起来的情绪力量。因此，我们大可以说，比起关注本土议题的七一，89年香港搞的其实是一次史无前例空前庞大的爱国运动。它发动的激情是再多的《心系家国》都比不上的。

引发这股浪潮的自然是当时在北京追求民主化的学运。早有不少论者指出，香港人的热情是建立在对前途的预想上的。很多市民认为如果中国在97年前就已经开展了民主化的政制改革，那么回归也就不再是一件令人惧怕的事了。对中国民主的热烈渴求导生了港人的国族认同，民主与爱国在这段时期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后来支联会的最大动力，也成为民主党等泛民主派的政治资源和背景。

可是，当香港各阶层曾经寄以巨大希望的运动被碾毁在坦克履带底下，火热的心也就坠入冰冷的深渊了。必须接受现实的香港人发现原来动员了整个社会力量的集体行动，也无法改变中国领导人的意志之后，就再也提不起劲去参与包括集会游行在内的各项政治活动。自此之后，一般香港人开始进入一段政治低气压时期，不只不想参与政治也不大关心政治，反正政治局势的推演与我无关，也不受我影响。情况要等到2003年的七一游行之前才有所改变。

六四的结局不只压抑了香港人参与政治的热情，延滞了曾经可望可即的民主前景，同时使得香港人对于「爱国」产生了抽离的情绪。这就是香港的六四创伤综合症。所以叫香港人透过欣赏国家十多年来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去放下六四，就等于要香港人否定自己的过去，否定自己当年爆发的民族情感，转而认同一种更现实更功利的爱国主义。然而这是哪门子的爱国呢？同样地，把源生于一场爱国运动的支联会标签为「反中乱港」，也等于是叫那批香港人认错，承认自己当年站错边。要民主派与支联会划清界限，就是要部分香港人放弃争取中国民主化的痴想，把注意力集中在深圳河以南就好。无视六四事件在现代香港人民族认同过程里的奠基性地位，否定它掩埋它遗忘它，因此是一种撕裂他们爱国热情的冷酷举动。

如果参加六四烛光集会的人数少了，并不是经历过那段创伤的人早已康复，而是他们一方面不想困在不可解的重复诡局，另一面则日渐接受更加现实的失忆状态。患上了六四创伤综合症的香港人，会在需要的时候得体地回答「我哼的是国歌」，会在恰当的场合别上一枚国旗徽章；但是在心底里，他们就像一些曾经遭受父母侵犯的小孩，有的只是冷默、疏离、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