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中的迷途者，你向何處去——評《我的涼山兄弟》

在讀劉紹華的這本書之前，我對彝族這個民族知之甚少，最早聽說涼山彝族（諾蘇人）則是通過央視放映的迷你劇《聽見涼山》，這部小成本製作的電視劇講述了幾個喜歡音樂的彝族青年在外闖蕩的故事。劇中的五位彝族青年怀揣著音樂夢走出了偏僻的大涼山，在大城市中他們經歷了演藝公司的壓榨、選秀節目的暗箱操作、毒品的誘惑和一些漢族人的歧視排擠，而當他們心灰意冷回到涼山後，卻發現故鄉已凋敝不堪，感到無所適從……

導演最終還是給了主人公們一個相對圓滿的結局，太陽照常升起，彝族青年在山坡上唱著對未來的希冀。但在現實中的涼山，苦難還遠遠沒有到頭。而最讓人痛心的是，這是一種不被多數人理解的苦難。打開知乎搜索關於彝族的問題，我們會看到有很多人講述他們從別人那裡聽說的或是自己在支教、扶貧時目睹的彝族人野蠻、愚昧的一面，然後痛斥彝族人多麼不爭氣，多麼浪費國家投入的資源云云。在這裡，我們好像看到了一種十分沉重的“漢人的負擔”，涼山聽上去是多麼不可救藥，像西南大地上的一個膿瘡，不斷地向其他地區流出濃水。

但是，劉紹華，願意來到這個“不可救藥”的地方待上二十多個月，深入了解當地人特別是青年人的生存狀況，為我們寫下了這份寶貴的涼山彝族醫療民族志《我的涼山兄弟》。

剛到涼山時，作者只是和比較有文化的彝族村幹部、鄉村教師交流，並未深入了解彝族人的境況。直到她偶然間經歷了當地許多人都經歷過的靈異事件，並且在警察來“破除群眾的封建迷信”時願意為驚慌失措的鄉民說話，鄉民們便開始徹底信任她，願意為她敞開心扉，訴說涼山幾代人的生命旅程。有時，存在文化差異的人之間建立起信任甚至情誼，往往是在這樣的小事中，看似微不足道的共情行為，恰恰是無數少數族裔人士渴望的。彝族村民不希望自己因為目睹靈異事件就被打成“封建迷信”，正如維吾爾人不希望自己被當成“危險的人”，藏人不希望自己被視為某種肉慾的載體。

涼山和毒品這個現代性的產物的接觸，始於二十世紀初。當時涼山的貴族借助種植鴉片所取得的暴利，獲取大量現代槍支，使他們更有能力鎮守涼山林立的部落，維持相對的獨立，不落入國家政權的管轄。而與此同時，涼山開始與外面的廣闊世界聯結起來，接收第一波現代性的輸入。可以說這一時期，毒品促進了涼山彝族保持獨立，甚至是壯大了彝族的勢力。誰也不會想到，幾十年後涼山彝族也會因為毒品而衰落、沉淪，在現代性中走向迷途。

現代性（modernity）通常指現代社會的性質或特徵，在社會學的定義中，它包括工業化、城市化、世俗化、民主化等進程，與之相關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可以指一種常常由國家啟動、以前述的幾種進程目標為導向的治理計劃。

長期以來，中國人把現代性視為神聖的，把追求民族與國家的現代化視為不可置疑的目標。在中國的中學歷史課本以及市面上常見的中國近代史圖書中，中國近代史就是一段被西方欺凌後不斷尋找現代化道路以走向富強的歷史，而洋務派、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黨人、參加新文化運動的文人、南京國府都沒有開闢正確的現代化道路，被歷史拋棄了。最後是中共引入了蘇式社會主義現代化，讓中國得以解放和走向富強。

很多人特別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會質疑這種敘事，但是他們自改革開放以來所接受的、宣傳的觀念，不過是另一種現代化的金科玉律，比如影響了一代知識分子的紀錄片《河殤》還有影響了幾代青年人的紀錄片《大國崛起》。這些文化製品的主旨就是，中國現在的問題就是不夠現代化，還存在著很落後腐朽的事物，我們必須追求更徹底的現代化而且是自由資本主義的現代化，特別是“第五個現代化（魏京生語）”——民主化。

這固然是有一些道理的，也是值得思考的，但是中國的問題全都是不夠現代化嗎？自由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難道沒有問題嗎？好像除了社會學、人類學的學者與學生外，沒有太多人會思考這個問題。中國的老一輩自由派知識分子大多數也把少數民族視為未開化的野蠻人，在中共宣傳自己如何如何解放、拯救、開化少數民族時，他們也會點頭贊同。同樣的，環保主義、後現代思潮、福音派紅脖子、反智主義這些反現代性的、反思現代性的東西，也讓他們迷失。川普上台後引起的民運人士內訌，其實可以視為某種在現代性中的迷失。

讓我們把目光重新聚焦到涼山彝族身上，審視他們被捲入的（也是所有中國人被捲入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彝族人在中共控制涼山地區後，被迫接受了社會主義政府治理，以前的生產模式、傳統親屬體係與社會階層（名字叫做家支的類宗族權力組織）都被打碎了，取而代之的是集體化發展模式。在這種模式中，黨政機器集中一切權力與資源，將計劃經濟落實到每一片轄區，不論是蒙古人的游牧生產模式還是鄂溫克人的漁獵生產模式，都被以類似於“格式化”的手段變成“集體所有製”下的計劃經濟，彝族人自然也不例外。在這樣的治理中，社會總體上的公平（不如說是均貧或者平均主義）被置於個人的自由選擇之上。

中共還運用其慣用的手段，在涼山進行所謂的階級劃分，將一部分人變成“進步分子”和黨員幹部，讓涼山內部開展與漢地相同的土改和階級鬥爭，期間有很多人遭受私刑而死去，彝族人被迫建立起對黨與國家的效忠。

彝族人的宗教信仰被中共視為封建迷信，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式打壓。直到現在，彝族人仍把他們的宗教活動叫做“幹迷信”，儘管他們並不理解這三個漢字的意思，但他們仍然用漢語發音念出來，因為上面派來的黨員幹部們就是這樣訓斥他們的，他們已經習慣了。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農業危機與大饑荒，文化大革命中的血腥武鬥，也影響到了涼山：

我一個女兒上吊了，她太餓了，吃了米糠還有草，受不了了，吊死了，才18歲……我們沒有食物辦喪禮，那個時候大家也沒力氣去死人那（弔唁）。又餓又累。 ——曲比奶奶

改革開放後，中國逐步建立了市場經濟，新自由主義大潮下的又一波現代性，撲面而來。但是像大多數後社會主義國家一樣，中國並沒有走出蘇式社會主義，反而是將從前的社會主義治理與市場經濟雜糅，舊的弊端與新產生的社會問題交織在一起。這實在是讓人迷惘啊。

沿海地區快速發展起來，正如同那首歌頌鄧小平的歌曲唱的那樣：

神話般地崛起座座城

奇蹟般聚起座座金山

但涼山彝族人仍陷在貧困中，舊的公社與生產隊都被解散了，而沿海地區的建設並沒有延伸到地處偏遠的涼山，所建立的只有一個高污染的小工廠，在那里工作的彝族村民幾乎都有肺部問題。走投無路的彝族人特別是青年人，設法離開涼山來到成都或者更遠的大城市，他們追求的不僅僅是現代化的生活，還有彝族文化中不懼冒險的男子氣概，他們在現代性中探索、嬉戲。

但彝族青年在文化衝突還有城市紙醉金迷的氛圍影響下，在現代性中走向迷失，許多人染上毒癮，艾滋病通過共享的注射劑傳播，病魔被帶入涼山。涼山人當然沒有束手就擒，一些有責任感的彝族長者和成功解毒的彝族青年組建了以殘留的宗族關係為紐帶的禁毒協會，一度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但是擔心“落後的、反動的”宗族組織死灰復燃的黨政機關，非常忌憚禁毒協會的壯大，隨後停止了對禁毒協會的鼓勵和資金支持，轉而通過自上而下的運動式禁毒來剷除毒品。後者並沒有取得和禁毒協會一樣的成果，涼山的禁毒事業停滯不前。

對於艾滋病的防治，當局也由於沒有考慮當地的具體情況，好心辦了壞事。彝族人本不歧視艾滋病患者，在他們的信仰中因為各種原因生病死去的人沒有什麼區別，但當局出於“教化”目的的防艾宣傳，卻把得了艾滋病的彝族人塑造成一種需要特殊對待的他者，彝族人變得和其他人一樣歧視艾滋病患者。

“我始終如一的初衷，就是涼山和我的諾蘇兄弟們的生命能廣為人知。”劉紹華向澎湃新聞的記者表示。她與當年的調查對象保持著長期聯繫，經常給他們打電話，如果對方不接電話就會禁不住胡思亂想、心急如焚。對她來說，他們就是她的梁涼山兄弟，她多麼想讓外界關注涼山的問題，知道他們的痛苦。

“這是一種污名化！說涼山人好吃懶做、好勇鬥狠、忘恩負義、心術不正，都是對彝族的污名化；而這些污名化中最荒唐、最離譜的一種，就是說他們拒絕現代化！”劉紹華說，“這種種污名化，說到底，都是在繼續怪罪受害者，這種歸咎方式容易而廉價，而且毫無用處。”

《我的涼山兄弟》這本書本應該廣泛流傳，促進當局與大眾反思中國現代化中產生的問題，使我們認識到，地方管理者是那樣傲慢，他們缺乏相關的文化知識卻草率的動用公權力干預涼山彝族內部的修復進程，如果借助家支宗族這種前現代產物的遺產，會更好地促進涼山社會的修復與發展，漢族人不應該強迫少數民族接受自上而下的“開化”事業。畢竟，不論什麼民族，我們都是在現代性中的迷途者，我們應該反思現代性，鼓勵探索更適合各自的發展道路。

可是這本書已經停印很多年了，筆者也是經人指點才知道有這本書，在網上閱讀了電子版，不得不說是令人遺憾。

現代性究竟為少數民族，為這個社會帶來了什麼？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嗎？合上這本書，我一直在思考這些問題，它們是解決當下解決當下迫切的民族關係危機的關鍵。

感謝劉紹華，這位真正做到知行合一的人類學家，她讓我們明白研究任何一門社會科學，都應該把自己的研究變成一種人文關懷，讓那些處於苦難與困境中的人早日獲得解救。

PS：這是我在社交平台發表的第一篇書評，本人知識水平有限，文字功力撐不起表達更多內容的野心，還請諸位見諒。若有值得商榷之處，還請賜教指正。

寫於大一開學的第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