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網超過十年的用戶可能都會有相似的觀察——內容界面裡，“數字”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可見了。

在Web1.0時期瀏覽一篇博客文章，可能自始至終都見不到一條數據。逐漸地，有一些平台會在文章的末尾處標記一條文章的總閱讀量。再此後，被轉發和分享的次數也能看見了；點贊功能推出以後，點贊數也加入了數據表達的一部分。文章末尾開始有多條數據。

2021年的今天，數據以更激進的方式躍居台前。

比如在微信公眾號的訂閱界面裡，我們點擊之前，首先可以看到這篇文章被多少位微信好友閱讀過或者分享過。點進文章之後，界面還會顯示讚賞的人數，總閱讀量，點讚的數量，點“在看”的數量。在評論區裡，我們還能看到評論的數量以及每條評論被點讚的數量。對於公眾號的運營者來說，後台的數據更加廣泛和細緻：讚賞金額，文章被其他公眾號轉發的數量，閱讀量和點贊數量的比例，閱讀完成率，24小時閱讀量的上漲曲線、閱讀該文章後新增的關注人數……

這些以公開可見的數字為表現形式的數據越來越受到推崇，它們已經儼然成為了我們數字生活可被量化的基本計量單位。在這個環境中進行創作和發表，也是今天線上化內容創作繞不開的基調。這篇文章裡我們對這種情況進行一些反思和自我警示。因為篇幅，我們分了上下兩篇推送。

內容平台對數據的推崇，每個用戶都肉眼可見，實際上這也被科普作家尤瓦爾·赫拉利稱為“數據主義”。在《未來簡史》裡他談了這個新造的名詞，並解釋說， “數據主義”是21世紀興起的一個全新的宗教。其教義推崇“任何現象與實體的價值就在於對數據處理的貢獻。”

如果說在Web 1.0時代，互聯網還只是我們生活的附加品，那麼今天，它正在接管我們的整個生活。伴隨著“數據主義”的興起，人類從物理世界向虛擬世界進行浩浩蕩蕩的大移民，這一信念也極大地改寫著當今的創作和發表行為。創作者需要“上線”，作品需要“上傳”。

但技術進步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一套矛盾。一方面，創作高度繁榮：內容繁多、眾聲喧嘩。另一方面，創作又經歷著深度失落：文學愛好者、建築師、音樂人、影評人感嘆這個時代很難再孕育出偉大的作品。對於這一點，如果說此前我們藉“公共領域”的必要性作為切入點來探討中文互聯網中討論的消亡，那麼這一次則是以“私人領域”的必要性作為透鏡來反思創作的失落。 “創作”一詞作為主題，包含的範圍不止寫作，也包括圖像、音樂、建築、影像等等。

01 數字化的空間，“數據主義”指導的內容

第一，創作發生的空間正在大規模轉移到線上。如果說以前某個小說在交到讀者手中之前需要經曆書房、出版社辦公室、印刷間、書店等一系列物理世界的房間，那麼現在它或許全程發生在屏幕世界的“平面國”當中——可能是石墨文檔、微信公眾號編輯器等二維的交互界面中。即便更年長或者相對傳統的創作者仍然用紙和筆創作作品，互聯網仍然是推廣的關鍵渠道。可以說，互聯網空間正在逐漸成為“創作”和“發表”行為的重要甚至主要場所。

這個數字化的過程也帶來了結構性的影響。沙丘研究所的對談人宗城（點擊這裡跳轉）曾經提到過這樣的看法：“我覺得今天從線下到線上，其實是一個讀者權力變大的時代。我們可以姑且說，一種民主的政治蔓延到了一個寫作的邏輯裡面。這裡面比較明顯的，比如網絡小說裡面，經常是讀者來告訴作者你得怎麼寫。你不這麼寫就給你遞刀子。……”

所以，空間的變化促使創作者-受眾的二元關係也發生了改變。這個關係變化在“飯圈經濟”裡也特別明顯。現在，“飯圈”並不再滿足於扮演被動的接受者角色，相反，他們具備極強的行動力以及對偶像本身的影響力。他們在微博、豆瓣上整齊劃一地控評、公關、刷分，也參與決定偶像職業規劃的下一步發展，變成了家長式的人物。這也是受眾“權力變大”的一個體現——數字空間提供了連接的可能，連接提供了組織社群的可能，社群提供了行動的可能。

第二，“數據主義”正在成為許多創作的指導思想。創作者從物理世界向虛擬世界移民的過程，不僅僅是一個線上化的技術事件。互聯網這項技術自身帶有很強的意識形態，比方說對於數據的推崇，而這一點會極大地影響發生在它其中的進程。文章開始描述的現象就是一個明確的表現。

這些數據是技術進步的表現，讓互聯網創作的作品價值更便於被量化，也更容易展示、分析其中的經濟價值。

譬如說，web1.0時期，一篇博客文章的好壞，可能全由讀者自己內心來產生一個曖昧的主觀評判，或者通過評論區的留言數量和留言質量來推知文章的受歡迎程度。但在2021年，每一篇發在互聯網的文章都能夠產生大量的數據，這些數據本身也是公開可見的。通過其數字高低，不可量化的作品有了評判的依據。

借荷蘭學者何塞·範迪克（José Van Dijck）的研究，我們可以把社交媒體平台的搭建邏輯簡化成一句話： “採集數據來獲取利潤。”第一步，數據化（datafication）：把平台上發生的訊息交換、交易、行為等變成可被機器處理和算法識別的數據。第二步，商品化（commodification）：把可被處理的數據轉變為了數字時代的貨幣，廣告商是其中重要的變現手段。第三步，自動化內容篩選（automated selection）：用算法計算出的模式來為每個平台用戶打造量身定制的、可以不斷“刷”下去的信息流，增長其停留時間，進一步採集更多的用戶數據。

而數據主義對創作的深層次影響則在於，數據一開始是為內容服務，起輔助說明的作用，但漸漸地數據反客為主，內容倒變成了為數據附庸。為了提升數據的表現，許多運營者並不感興趣提升自己文章的內容質量，而會尋找專門的技術團隊“刷閱讀量”、“做數據”；許多自媒體人和廣告產業工作者也養成了這樣的習慣：點擊一篇文章以後基本不會看正文，而是直接滑到末尾，看一看它的閱讀量、點贊、“在看”數，彷彿掃一眼這些數據也就等同於已經讀過了文章。

圖片分享類社交媒體的領頭羊Instagram平台顯然也看到了這個問題。在2020年初，他們推出了一項讓許多人不免吃驚的舉措——隱藏用戶的點贊數（在部分國家）。也就是說，照片動態的下方不再出現“小A及其他89人點了贊”，而是僅僅顯示“小A及其他人點了贊”。

平台的主管亞當·莫塞利這樣解釋“隱藏點贊數”的決定：“我們試圖為社交平台減輕社交壓力，讓Instagram不再是一場數字的競爭，而是給人們更多空間去專注於連接本身——與他們關愛的人，以及給他們靈感的事物。”Social Media Link的CEO蘇珊·弗倫其的評價是：

“Instagram的未來在於真實的影響，而不是誇張的吹噓資本。”

當然，Instagram的這項商業決策並不是與資本主義或者數據主義的基本邏輯逆向而行的，可以說它是一種更先進也更溫和的表達。

可能是因為社交媒體生態的發展還處於不同階段，中文互聯網中數據的表現和可視層級還處在不斷加碼和上升的階段——我們在文章開頭提到的趨勢就是很好的印證：數字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可見了。或許也是受短期功利主義思維的影響，微信、抖音、快手之類的平台上，數據和變現的關係是比較直白的。我們很難想像在最近幾年會有哪個中文社交媒體平台率先把公開的“閱讀數”、“點贊數”隱藏起來。甚至自媒體人本身也難以接受這種舉措——如果文章末尾的“10萬+”不再能被所有人看見，寫東西的動力和價值感都會大打折扣。

尤瓦爾·赫拉利在暢銷書《未來簡史》裡圍繞“數據主義”（dataism）拋出過一些引人思考觀點。雖然他對歷史和哲學的很多過分簡化的敘述，但這一部分對於反思互聯網創作仍有很強的解釋作用。赫拉里在書中把“數據主義”視作21世紀興起的一個全新的宗教。他認為，“數據主義”的信奉者相信“宇宙由數據流組成，任何現像或實體的價值就在於對數據處理的貢獻。”

這句話顯得非常激進，但實際上今天許多互聯網用戶都會懷有或多或少類似的信念——一本日記如果放在抽屜裡積灰，那麼它缺乏價值，或者說，它的價值還處在“未被開採”的狀態，而它實現價值的最高效方式則是“上傳”，因為唯有如此，才可以產生閱讀量、點贊、轉發、評論等等數據。

對數據主義者來說，這種記錄之後的上傳保證了作品會匯入信息的洪流中，而且僅當它加入了這個程序，其價值才得到了彰顯。

02 “偉大作品”的整體失落

創作空間的線上化以及數據主義的盛行，使得創作過程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大量、方便、快速、“平等”、平民化，並且便於統計、計算、評價、比較和變現。數據主義是現代性的一種延伸，強調著效率、規範化和增長，這一邏輯也快速蔓延到了互聯網創作上。有趣又似乎毫不意外的是，這種創作的“整體繁榮”和“進步”的同時，伴隨的卻是這個時代另一種強烈的共同感受：“偉大作品”的整體失落。

憤怒一些的文學愛好者會宣判：“文學已死。”溫和一些的也還是會承認，現在這個時代，文學好像變得可有可無。老派的音樂人感慨，現在太少有人靜下心來做音樂了，大家都是圖一時的熱鬧和風頭。不滿的樂評人會這樣嘆息：“聽聽20xx年的年度十大流行歌曲，再聽聽現在的都是什麼東西…”對於很多資深的影迷來說，20世紀電影大師們的火炬沒有人接下去了。這不僅是對於意大利、俄羅斯、日本這樣的地方，而是一個全球的情況：青黃不接、後繼無人。我們時不時還能看到製作精良、敘事有力的作品，但是哪裡還有伯格曼、黑澤明、塔可夫斯基那種直擊靈魂的東西？新的觀眾、新的導演似乎也不再執念於把那些上個世紀的經典當作一生追求的白月光。

技術主義者感到一種樂觀，他們是向前看的，認為烏托邦在人類的未來，因為數據主義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創作繁榮。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產生過這樣巨量與快速的數據流；人文主義者卻感到一種無盡的悲觀，他們是向後看的，認為黃金時代出現在人類歷史的過去，因為他們正在見證真正偉大作品的失落，也悲哀於無人接棒的現實。

03 私人領域被屏幕世界攻占

創作的集體繁榮和“偉大作品”的失落——兩件事是彼此相關的。數據主義崇尚一種隨時隨地的連接、上傳與交互，因此一切都應處在不間斷的、公開可見的聚光燈下。在這種情況下，個體的私人領域不斷被壓縮，也不斷被互聯網的擴張而擠壓。創作者似乎不再能夠奢侈地享有某個與世隔絕的“暗室”。在那個安靜且幽暗的地方，他可以獨自與自己進行商討和對話，在窗簾遮蔽的陰影裡來回踱步，沉思醞釀，在稿紙上塗抹擦拭，並且全然不被外界注視和打擾。今天，不需要跨出家門，他只需要伸手拿起書桌上的智能手機，剎那間，屏幕就會將他帶進那個連接的世界，私人領域的幽暗也就在剎那間被公開的光明照亮了。

我們不得不承認，真正偉大的作品，其創作的過程一定需要有良好的私人領域作為前提。換句話說，我們剛才所描述的讀者權力變大的創作環境，以及“民主式”商榷的創作程序成為了一種有害的壓迫。小說、音樂、圖像、電影、播客可以平等地存在在一個互聯網上公開的領域，但這種平等的邏輯如果侵入到一開始創作的過程中去，它反而會造成極大的傷害。也就是說，在創作的時候，觀看者一定不能夠和創作者平等。一個寫作者沒有辦法在持續處於讀者坐在一旁監視和評論的情況下寫作——一個對創作者友善的空間一定要允許作品在沒有問世之前是屬於創作者私人所有的；在那些正在進行中的稿紙上，他要能夠對自己創造的世界有絕對的統治。如果創作者在構思、畫草圖或動筆的時候要每時每刻承受觀看者的在場和指點，這個作品會變得貧瘠、平庸、缺乏勇氣。

作品總在創作的私密性與發表的公共性之間流動，二者的關係也不是一錘定音的。我們所擁有的最好的作品放在對公共開放的圖書館、藝術館、博物館、電影資料庫裡，但作品本身不是“對公的”。這些作品收穫了大量的受眾和公共性，但是作品本身的聲音並不是拿著擴音器向所有人外放。

不論媒介，最好的作品總像是在對著單獨一個人說話。這些作品濃縮著創作者的思想與情感，再跨越時間和空間傳達到讀者那裡，引起強烈的共振。卡夫卡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能夠時而帶給人難以名狀的震撼，從心底感嘆這樣的作品何以超越這麼長久、遙遠、迷霧重重的時空，而直接把自己未曾言表的，隱秘、豐饒甚至病態的痛苦和衝動揭露出來。這樣的作品一定先在幽暗中產生，再被拋到出版圈、批評圈的探照燈下；如果一直處在公開的光亮當中，它們一開始就無法完成。

好的作品從某個私人個體的心裡生長出來，最終再深深地接納進另一個私人個體的心裡，在這之間，他們需要一個公共的領域來作為中介，方便彼此找到對方。

用現在的話講，創作者是“內容崗”，中間機構是“運營崗”，私人與公共——內容與運營，二者界限分明，各司其職。然而，數據主義造就的“自媒體”邏輯使得這個界限曖昧不明了，此時運營的思維倒過來侵入內容，使得很多作品本身就充滿一種運營的氣息。互聯網創作追求一種“數據處理”的最大化，內容不再執著於可以直抵內心深處的人性和共同感受；後者被架設在創作者和受眾之間的中介——數字——稀釋掉了。

04 “去理解”與“被理解”的平衡難以維繫

數據主義擁有一種充滿了創造性的破壞力。這大概也是為什麼它可以被視作一種宗教。我們無法否認它為這個世界創造了很多新的東西，但同時也承受著它強大的破壞力：數據主義的信奉者一定要努力將它提升為一個壓倒性的狀況，把“異教徒”趕盡殺絕。換句話說，今天的互聯網創作並不只是多種創作方式中的一個選項而已，相反，它正在變成唯一的。

抖音App最大的競爭對手不是快手，也不是微信，而是用戶的現實生活——我們學習的時間、跑步的時間、旅行的時間……可以想像，數字內容平台與彼此展開激烈競爭，但真正衝擊的還是傳統內容平台——紙媒、物理劇場、實體博物館等等。對“數據主義者”來說，前者可以創造比後者多太多的數據流，也因此應被視作人類更應走上的方向。此時對創作者來說，惟有信奉“數據主義”，加入它，才能成就自己，而抵抗是無謂的，只會使得作品在無人處流浪。數據主義影響下的創作語境正在變成唯一的語境。可以想像，如果今天有一個尚處在成長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輕的他一定同樣面對著如何對話讀者，是否“線上化”這些不斷更加緊迫和擴大的問題。

赫拉利在談論“數據主義”時論述了它和古典人文主義之間的關係，並強調二者並不敵對。但他論述的失誤在於並未認識到“數據主義”實質是現代性的一個延伸——人們在啟蒙時期之後對於科學、理性和效率的想當然式的崇拜。對於這種迷思的破除和批判，許多20世紀初的大思想家早已經站在我們的身後。

思想家漢娜·阿倫特與昆特·高斯的對話展示了這位20世紀重要的思想家對於創作的看法——

高斯： ……您想通過這些作品獲得廣泛的影響嗎？您是否相信，在這個時代不再可能產生這種影響了？又或者，這些影響力本來對您來說就僅僅是次要的？

阿倫特：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不過說實話，在我工作的時候，我不在乎它會怎麼樣影響人們。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事情是對事物進行理解，而寫作是理解事物的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果我有很好的記憶力並且能夠保留所有想法，那麼我有可能什麼也不會寫下。我明白自己的懶惰。對我來說重要的是思考過程本身。每當我設法充分想清了一些事物，我都會感到滿足。如果我設法以書面形式充分地表達了自己的思想過程，那也會讓我感到滿足。 ...至於說我認為自己有影響力嗎？不，我想要做的是理解事物。如果其他人同樣以我理解的方式理解世界，那將會給我一種滿足，一種處於某種平等之中的滿足。

——1964年，漢娜·阿倫特與昆特·高斯（Gunter Gaus）的對談題為What Remains？ （中譯沙丘研究所）

這一部分仍然延續了此前“創作時必要的私密性”這一觀點。而私密與公共的區別，則體現在去理解（to understand）和被理解（to be understood）兩者上——前面一種活動屬於我們自己腦子裡的智識操練，後面一種活動發生在創作者和受眾之間。

我們也可以藉此理解為什麼創作一定需要發生在私人領域：這個過程一定是極端私人的，關涉的是個人的記憶與想像。發表、被認可、獲得影響力這件事是公共的，但創作和發表兩件事應當有明確的邊界。

關於記憶這一點，在對話裡，阿倫特稱記憶的缺陷是她創作的原因，但是當然，也是記憶的能力使得創作成為了可能，就像古希臘人埃斯庫羅斯（Aeschylus）在他的戲劇裡寫：“記憶是一切智慧之母。”借助記憶，無形的思想被轉化成了有形的、具體化的表現。

至於想像這一點，阿根廷文學大師豪爾赫·博爾赫斯的寫作實踐也一定體現著私人領域的必要性。他的短篇小說《環形廢墟》或許可以被當作是創作過程本身的一個絕妙的寓言。如果我們把他筆下的主人公“做夢人”理解為創作者，那麼這位創作者最大的努力就是把一個腦海中想像的模模糊糊的形象覺察、塑造、把玩出具體的形狀。大多數創作者也會有這樣的同感——創作的過程就是把腦海中朦朦朧朧的、虛無縹緲的、缺乏順序的凌亂思緒整理成一個具有結構的、更可感的材料。繪畫、雕塑以及很多其他創作過程也都是這樣。

在一次和大學教授的談話中，博爾赫斯說： “我是不得不寫時才寫點東西。一旦它發表了，我就盡量把它忘記，這也很容易。”對博爾赫斯來說，寫作開始於一種類似於“催促”的感受，一種靈感、思緒、圖像、形狀和觀點在腦海裡的積累。當它們積累到不可不傾瀉而出的程度，作者就“不得不”將這些抽象的概念付之於具體的文字。在這個表述中作者幾乎像是被動的，他彷彿只是受到了某個崇高的存在——一個“創作之神”——的召喚，以至於創作是一項必須完成的使命。

同樣，對於阿倫特來說，創作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去理解”的部分——創作過程幫創作者更好地認識了自己，幫助她釐清了思路，讓一些糾纏不清的胡亂想法像島嶼一樣明白無誤地浮現了出來。我們許多人都有強烈的同感：如果一件事情自己想不清楚，不妨試著把它寫下來，通過寫作這個實踐，自己也就幫自己把原本的事情想明白了。至於說“被理解”，即在讀者和受眾中獲得廣泛的影響力，這一點對他們兩人來說似乎都是一個額外之喜，或者甚至是額外的負擔。

可以說，阿倫特和博爾赫斯的創作都推崇一種“沉思”狀態——他們在完美的“獨自”中去理解真理，嘗試在創作中通過語言去抵達一個更高的東西（古希臘哲學家把這個更高的東西稱為“永恆”）。但同樣重要的是，我們應該意識到他們和他們的作品並沒有永遠處在“獨自”中。我們現在正討論著他們就是最好的證明——他們的稿紙並不只是幫助了自己的思考，此後就一直靜靜躺在書房的抽屜裡，相反，這些作品得到了發表，得到了理解，而且獲得了世界性的聲譽。所以可以說，前數據主義的創作環境允許這兩件看似相反意圖的共存——創作者為了“去理解”而寫作，而作品最終“被理解”了。即便他們在“被理解”了以後嘴上還不斷推脫和否認。

*待續

文章的後半部分《互聯網時代的創作（下）》我們將會探討私人領域對“夢”的庇護、對“思想污垢”的容納，以及作品內部的掙扎與創作者內在的對抗，最後我們也會觸及到私人、公共領域的互相支撐關係。

（歡迎關注微信公眾號“沙丘研究所”，一手內容會更新在這裡。 如果你對設計和建築學習感興趣，歡迎關注微信公眾號“空地實驗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