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與聯結——北京篇

我第一次去北京，對它的感情就已經極其複雜。

頭兩天，我覺得這里和深圳沒什麼區別，當晚我對同行的人說，我從來沒見過一個城市可以平庸地如此傲慢。 “站在北大西門的時候，這種他鄉非異鄉的感覺強烈得無以復加，差點讓我拂袖而去。”然而到我離開的時候，它已經帶給我太多的惆悵和困惑：“它的外觀和深圳如此相像，它的內核我又沒有碰觸到；它留著我太多的朋友，比廣州還多，我在這片困頓的土地上最想見的人幾乎都在那裡，我不可能感到陌生。”

北京讓我困惑的還有一點：以它的文化中心地位，它帶給我的衝擊，應該首先是學術上的，然而，這十二年我去了七次，它帶給我情感上的衝擊，遠遠大於學術上的。

2012年我來北京某個大學試講，順便去給周濂老師捧了一次場，也被人帶去過李猛的課堂上。 2018年我見到提出“中國新左翼”概念的陳冠中老師，這是中國“左翼自由主義”的另一個觀念來源。 2019年我又在兩個不同的場合見到大陸兩位最有原創性的自由主義學者，秦暉老師和吳強兄，彼時他們分歧已經極其明顯。麥克道維爾（John McDowell）的高徒唐浩老師，也在清華，我在一次學術會議上聽他用英文講維特根斯坦，感到前所未有地清晰爽朗，後來他也在網上看到我的文章，我們約了兩次，時間都湊不上。

我在這次旅途開始之前並沒有抱太大期望，主要是這十年，在北京的朋友已經四散天涯，甚至已經“潤”了。 2012年接待我的兩位朋友，一位去了英國，一位回了成都。 2016年見到的巫懷宇兄，前幾年就移民了。 2019年我住在一對夫婦家，沒多久他們就去美國和自己的子女相聚了。秦暉老師的一位博士生，與我相識多年，後來也去了福建任教。

這裡面最讓我難過的，當然是2014年大貓的辭世。

這一次我把酒店訂在了北三環，剛好在安華西里的北邊，正對著木偶劇院。以前大貓家就在安華西里，我2011和2012兩次都藉住在那裡。 28號那天沒有約什麼朋友，我中午就逛到了附近，找到一家餃子店，雖然不太能確定是我們2012年一起吃過的那家。那時我一個月只有一千元出頭的補助，要在北京呆兩三週，只能極盡節省。北京的餃子是按斤兩算，一頓平攤下來，我和大貓一人也就十一塊左右。這次我要了四兩的豬肉大蔥餡的，三十二塊。

在2012年之前，我和大貓算不上有特別深的交情，我和他熟起來是因為小新。小新是我在人人網時代最欣賞的一位作者，對政治哲學頗有涉獵，可惜懷才不遇。此前小新也一直借住在他家，我第一次去北京，很大部份原因是為了見見這位神交已久的人物，剛好大貓慷慨地提出家裡的沙發還可再睡一人，我欣然答謝。如今回想起來，我覺得相比追求枯燥論證的政治哲學家，小新應該更像蘇秦張儀和諸葛亮這樣的謀略家，要類比當代的學者，可能更接近布熱津斯基這樣的，但肯定不是羅爾斯或者列奧·施特勞斯。

我在大貓家只住過兩次，但2013年我開始動了在高校以外謀生的念頭，大貓力勸我繼續在高校鑽研學術，他提出，如果我在北京的高校工作，他除了為我提供住宿，每個月額外再給我兩千塊零花錢，因為北京高校的收入確實很難讓人活得體面。後來我還是沒有去北京的高校，當然也沒有享受到這樣的“包養”，但我以自己的方式繼續把學問做了下去，他的話我也一直記得，這種微時之情誼讓我格外珍惜。命運對大貓有眷顧，但終究還是對他殘忍。 2013-2014年，他在自己的行業內越乾越好了，還早我一步出書，正當我感慨他苦盡甘來之際，一場意外奪走了他的生命。

正是有這樣的基調，北京對我來說始終帶著一點悲情，所以它學術上的那一面，在這樣的愁雲慘霧之中，總是難以發出光芒。

我在成都的時候，朋友都讓我多呆一兩天，但28號陳冠中老師就要回香港，所以我27號就到了北京，比在其他城市多了一天。從學術上來說，陳老師當年提出的“中國新左翼”，與周保松老師一起，為中國的“左翼自由主義”奠定了思想基礎。除此之外，他還有一本政治評論集，圍繞著對“天朝主義”的批判，與我的問題意識也相當接近。這兩年我寫的三篇批評新左派的文章，他每一篇都看過，每一次都給我發來中肯的評價，他是希望我把這種學術批判事業繼續做下去的。如果說現在我對北京有什麼學術上的期待，那當面聽聽他對當下思想與輿論的分析，一定是其中一個。

27號晚我又去了陳老師的“飯堂”，他喜歡在那家店宴請朋友，於奇老師、徐曉老師，還有吳強兄也在。於奇老師是陳老師的愛人，我那本《自由主義的重生與政治德性》還沒正式出的時候，有一本非正式文集流傳，於老師特別喜歡把這本發給朋友看，大概是因為裡面的議題也是陳老師關注的。徐曉老師則是《財新》副刊的主編，曾經邀請我在這個副刊上開專欄，不過只有2018年底到2019年中的幾個月，2019年暑假以後，我在簡中的公共影響力全部清零，遑論一個專欄。

要說那晚說了什麼，倒還真沒什麼。陳老師問我去成都的體驗如何，就好像他在2018年第一次見，也問我那些左翼青年如何，他可能是想挑一些我有意願表達的話題，也可能是對中國年輕人的現狀特別關心。徐曉老師剛從美國回來，打算靜下心寫一點東西，她是許多個時代的親歷者，也與知識界的眾多人物有過密切來往，她的回憶和梳理將會有寶貴的歷史價值。我笑著對吳強兄說，雖然這是咱們第二次見，但我對你的臉可太熟悉了，經常在油管上看到。

那天晚上沒什麼思想上的交鋒，因為我們所有人在能引發爭端的公共議題上，立場都太相近了。我當時剛好完成一篇論述中國自由主義內部的左右之爭的文章，於是把大概內容複述了一下。我對吳強兄說，在我看來，你應該也是左翼自由主義者，他說，我可更為激進啊，我說，非也，“左翼自由主義”最早的提出者是周保松老師，但它在大陸很快就有了自己獨特的演變路徑，逐漸獨立於周老師的版本，“左翼自由主義”生命力強大，是個未竟事業，兄的理念和論述完全可以豐富之、圓滿之。

儘管我們對一些師友變成鐵桿川粉甚至郭粉感到遺憾，且從學術和公共的角度，中國左右兩翼的自由主義的論爭難以避免，並將延續下去，但我仍然認為，左翼自由主義者與右翼自由主義者並非敵人，只是經過2020-2021年的大撕裂，如今想要修補這個裂痕實在是難上加難。我對在座師友說，我教了十年書，面對的都是年齡16-19歲的年輕人，一開始，大部份都是有樸素自由主義意識的，這幾年，認同國家主義的比例以及認同女權主義和（非官方）馬克思主義的比例都在增長（後者當然也不是壞事），但認同自由主義的比例在明顯下降，長此以往，恐怕自由主義真的要被年輕人拋棄了。

這也是為什麼我在2018年，要去與新生代的左翼青年接觸，要去與那些同情#MeToo受害者的年輕人接觸。這也是為什麼我這一番遊歷，不僅希望見到多年未見的老師和友人，也希望見到那些實實在在關心著社會變革的年輕人。在重慶和成都的活動的後半段，都有一些年輕人真誠地發問，有一位說到他去年封控期間的一次勇敢的經歷，說到後面眼淚止不住流下來。另外有一位，一臉困惑地說，你說你們自由主義者發表過那麼多論述，做了那麼多事，為什麼到我這裡就一點痕跡也沒有呢？我們上哪去了解這些呢？

這些痕跡都被那隻“看得見的手”抹掉了呀。

前幾年我來北京，總能收到706負責人的邀約，讓我做一個講座或者分享，每次都不湊巧，要么那一天有別的安排，要么我已經收到類似的邀約，不想再做一次。這次來，我再也收不到了，因為北京已經沒有706了。

跟川渝的活動不同，最後我和一些讀者朋友在一個非公共的場所見了面，他們確實是衝著我來的，但因為那一天講話的人比較多，我就講得比較少。我覺得我講得沒有前兩個活動好，但這種意識在這樣的場合是多餘的，因為當天的主題與其說是“分享”，不如說是“看見”。這裡與我見面最勤的一個，也已經四年沒有見我了，對於這四年來擔心我的朋友，讓他們看看我還好好地，沒有被恐懼和政治抑鬱擊垮，這個很重要。同樣地，讓我看看現在還有哪些朋友仍然在關注著這些話題，不惜以身犯險，這個也很重要。

我在幾個場合都被人問到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現在可以做什麼？

我說，保持身心健康，好好地生活，與值得的人建立更多的聯結，當然也包括你在這樣的場合認識的人，邊說我邊用手指在胸口逆時針地劃了一個大圈。

我的文章寫到這裡，其實已經充滿矛盾：我要寫到我和他們之間的聯結，但這種聯結卻是不可描述的；我們想通過這種聯結克服恐懼，但我卻恐懼這種聯結給他們帶來麻煩。

這種聯結曾經給了我巨大的力量。 2019年8月我被網爆，有一些朋友率先站了出來，用另一個hashtag來抵製網爆。有幾個被小粉紅追著罵，還跑來跟我說，嘿，我也罵回去了，他們罵不過我。 30號那晚，我也聽到了這樣拳拳的聲音。有一個大學還沒畢業的男生，說他以後就想當維權律師，想去保護那些無法免於恐懼的人們。另一個已經畢業的，說他已經在做這樣的事，有些事即便看起來是徒勞的，他也能從中發現意義。

那晚他們的兩個前輩也來了，兩位律師也想知道現在的年輕人在想些什麼。其中一位發言較多，與在座的朋友討論到#MeToo，討論到川大女生的事件，意外地，他對#MeToo已經有相當多同情的理解，不會動輒想到“誣告”，也知道這是一般的司法程序所無法解決的問題，相比#MeToo幾年前在自由派中流行的印象，這已經是不小的進步。

有些人下班後匆匆趕來，也有些人提前走了，但大部分聚到午夜，遲遲不願離去。討論結束以後，變成一個個人的私下交談。有一些人激動地過來抱我，有的人拉著我，講著那三年的感受。一位玩朋克的朋友說起紅色說唱，極其不屑，說我們玩朋克的，沒有見過那樣的。

這樣的情景，可能跟一些來的朋友設想得不一樣。十一年前，我去參加一個青年組織的活動，在路上我設想的活動是這樣的：我們每一個人都講一個自己熟悉的題目（我自己想的題目是《麥克道維爾論康德》），每個人講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最後集體提問和討論。這次活動我一開始也是這麼跟人說的，然而慢慢地，每一個人的情緒就像扎入地下的深根，根與根在土壤裡面交錯，互相牽動。我們前面展示過什麼樣的花與葉，已經不重要了。

走的前兩天，我還是和小新見了面。我想起他和大貓也曾經屬於那個標榜“自由主義”的青年組織，雖然我們和這個組織的主要成員已經不再來往，但還是邀請了因為它而認識的另一些朋友，他們與大貓也基本認識。這次我說話更少了，小新火力全開，更勝當年。他與幾個朋友，借了某位友人的暱稱開了一個公號，就宏觀形勢發表一些判斷，常常贏得喝彩。他借助政治心理學（當然也不是學院裡的那種），對世界主要大國的領導人的執政風格和外交政策進行分析，其合理性倒也不輸一些國際大報的時事評論，比中國絕大部份的文科學者高到不知哪裡去。

和他們分開以後，我又騎著車回到安華西里。 2016年夏天，有一個朋友陪我走到附近，我們兩個左拐右繞，一直沒有找到那條我和大貓經常去吃宵夜的街道，其實那就是外館斜街，而我們在安華路兜兜轉轉，居然沒有找到那裡。

外館斜街沒有什麼美麗的風景，然而我一個人推著那輛單車，在那裡佇立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