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社畜的盡頭，是數字遊民

中午12點20分，一群膚色各異的男女老少走進酒店會議室。門口的指示牌上寫著“會議時間：11點”。

人們的腳上，有的是帆布鞋，有的是人字拖。鈕扣襯衫、西裝外套和工裝短褲、背心混在一起。會議室在酒店的19層，從落地窗向外看，是泰國曼谷灑滿陽光的城市天際線。

最後，44個人擠滿了會議室，喝著啤酒或紅牛，聆聽關於系統管理、直銷、外包和“灰帽黑客”的演講。

這些衣冠不整又不守時的人，收入中位數一般都有六位數，正在“度假式”參加來自世界各地互聯網創業者的分享會。這是“數字遊民”馬克·曼森親身經歷的一次難忘的會議。除了曼谷，拉斯維加斯、柏林、東京、邁阿密……類似的會議和組織層出不窮。

利用互聯網遠程工作，叫“數字游牧”，其從業者被稱為“數字遊民”。 “數字游牧”不算新，但在Covid-19暴發後，已經成了全球最熱門的生活與工作方式。

想想看，在巴厘島的海邊，一邊喝著冰汽水一邊工作，累了就下海遊一圈，唯一擔心的就是電腦散熱不太行——是不是特別“凡爾賽”、而且人人真心艷羨的那種？

“每週工作四小時”

選擇“數字游牧”的人，全職和兼職都有，主要特徵就是一邊旅行，一邊工作。

Covid-19已經持續了三年，遠程辦公成了“新常態”。 “數字游牧”這種“邊度假、邊工作”的趨勢由此抬頭。為迎合這一趨勢，全球超過25個國家推出“數字遊民簽證”：和旅行簽證一樣方便申請，但允許持有人在目的地國長時間居留並從事本職工作。

歐洲及加勒比海地區一些高度依賴旅遊業、經濟體量較小的國家，率先為“數字遊民”大開綠燈。很快如阿聯酋、巴西和意大利等國也有樣學樣。

“數字遊民簽證”在各國的具體名稱不同——德國和捷克等國家稱之為“自由職業者簽證”，冰島叫“遠程工作者長期簽證”，葡萄牙叫“獨立工作者及企業家簽證”。不同國家的申請條件也不一樣，一般而言，申請人要繳納旅遊保險，提供在職證明和收入證明。申請費用會依照國家不同、居留時間長短而出現浮動，從200美元到2000美元不等。

只要能“出國”，“數字遊民”剩下的事情就是在哪工作、工作多久、住在哪裡的執行問題了。

工作地點，可以是公共圖書館，聯合辦公空間，也可以是咖啡店，反正有速度快的免費WIFI就行。工作時間表也非常靈活，無需朝九晚五，什麼時候起床什麼時候開工，按照自己的節奏和心情安排日程。

不少城市成立了“數字游牧社區”，數字遊民可以長租，也可以辦公，還可以交友。國內比較知名社區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縣的“DNA數字遊民公社”，加入者一般是自由職業者，渴望自由的鄉村生活。公社也會組織公益性的活動，為村里辦報紙，開電影放映會等。

暢銷作家蒂莫西·費里斯在《每週工作四小時》一書中，把“數字遊民”稱為“新富人”。 “新富人”是經濟全球化和高速通信技術的受益者，每週只需要工作四個小時，就能實現生活和工作的平衡。

“新富人”的定義並不准確。一開始實踐“數字游牧”生活的，多是早些年在互聯網“淘金”發家的人，像幣圈炒家、黑客和獨角獸公司的創始人，資本的回報率非常高，實現了工作地點自由，因此才有文中開頭的曼谷參會者，“身家超過六位數”。

如今“數字遊民”的群體已經大大擴充，和過去“背包客”類似。不見得要財力雄厚，只要賺的錢足夠覆蓋旅行食宿的支出，“游牧”就可以立刻開始。

新名詞，老面孔

不是所有的線上工作，都適合“數字游牧”。

目前來看， “數字遊民”從事的職業，不外乎撰稿、設計、寫代碼和營銷這四種。關鍵是，在沒有“游牧”的時代，這四個工種也有大量的自由職業者。 “數字遊民”和自由職業者的根本區別，只在於是否出門“看世界”。

從靈活就業的便利，以及高風險、低保障的就業條件而言，“數字遊民”和“零工經濟”很接近。

一開始，零工經濟也是“新富人”的玩法。 “新富人”需要一份對沖職業——時間自由、財務分散、無視組織約束。對沖是一種奢侈品，適用於那些生活中本來就有太多吸引人的選擇的“成功者”。

零工經濟剛在美國流行時，波士頓學院的社會學教授朱麗葉·B.肖爾（ Juliet B. Schor）採訪了43名受訪人，大部分是年輕人，他們從Airbnb、Turo（相當於汽車租賃界的Airbnb）和TaskRabbit（日常工作分包應用程序）賺錢。她發現，他們絕大部分都是白領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

零工經濟依託於壟斷性互聯網平台的“發包”模式，投資人大筆投入，平台瘋狂燒錢，早期進入的“玩家”，收入都相當可觀，吸引了更多謀生而不是“玩票”的人進場。

漸漸地，零工經濟成了謀生者的唯一選擇。像印度的外賣送餐員，經歷了送餐應用程序Swiggy帶來的“高期待”的滑落。該應用程序能為送餐騎手提供高達5萬盧比（約合660美元）月收入，但隨著疫情擴大，經濟低迷，汽油漲價，如今的送餐員基本處於“賺不到錢”或者勉強維持溫飽的狀態，而這份工作沒有醫療保險、社會保險等任何保障。

相比之下，“零工經濟”從業者階層下移的現象更為明顯：它們從“新富人”的對沖遊戲，變成了失業者再就業的“救命稻草”。

“數字游牧”還沒有出現類似的問題，一是由於這一類工種以腦力勞動為主，從整個社會的收入階層來看，也是排名中上的；二是由於其“看世界”的性質，包含了身份的建構，會吸引更多“波希米亞”分子的加入。

身份的焦慮

職業身份意義重大。

耶穌的職業選擇，是後世身份理論的基礎。加利利地區的木匠屬於半技術工種，不怎麼穩妥，賺錢也不容易，但他是上帝之子，萬王之王，是拯救人們罪孽的人。兩種迥異的身份在他身上結合，一個人既可以是走街串巷的手藝人，也可以是最聖潔的人。

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有同樣的經驗，同時擁有毫不相干的身份：世俗的身份來自職業、收入和他人的評價，靈魂的身份取決於他的道德素養。

即使世俗的身份再平庸、再低下，靈魂的身份依然可以保持高貴。兩種身份的差異，對絕大多數普通人而言，都是充滿救贖的安慰。

19世紀“誕生”的“波希米亞人”，就是靈魂高於世俗的時代顯影。這是一個作家發明的、用來抵抗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群體。一大群遊蕩在劍橋、馬薩諸塞和威尼斯、加利福尼亞的人，極端討厭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比如昇官發財，極端重視對自然和自身感受的體悟，比如搞藝術。

“波希米亞人”是今日“數字遊民”的先驅。當傑克·凱魯亞克當眾嘲諷那些“領口緊緊打著領帶，被迫每天凌晨在米爾布雷或聖卡洛斯趕5:48分的火車，去舊金山上班”的社畜，大肆稱讚“大路之子，觀看運貨列車隆隆駛過，體驗天地之大以及感受古老美洲的重量”，“垮掉的一代”堅持用自由的原則衡量世界。

“波希米亞人”的傳統也是搞社區。社區才能確保他們接觸的人都是真正的朋友，而不是滿腦子“知識經濟”的傢伙。因“波希米亞”社區聞名於世的地點，有蒙帕爾納斯、布盧姆斯伯里區、切爾西、格林威治村和威尼斯海灘。

“數字遊民”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來自“波希米亞”傳統對主流社會的挑戰。這是當下信息社會靈魂高於世俗的時代顯影。當遊民們在世界各地的海灘上仰望星空，敲下一行行代碼，那些令人窒息的“內捲”、“996”、高通脹、能源危機、瘟疫和戰爭，都在靈魂的喜悅下變得微不足道。

身份的焦慮普遍存在。如何定義“成功”，今日的標準和過去數千年曆史上的標準，差別不是很大。人們對身份的需求，是毋庸置疑的，但人們如何滿足需求，並在滿足自己需求和社會標準之間做出選擇，是值得思考的。

“數字移民”希望在固定的標準下，嘗試一些新的身份等級，並試圖告訴其他人：不是一種方式才能證明一個人的“成功”。

不過別忘了，一個人如果當得上“數字移民”，他已經算半個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人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