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紳、附近與普通人——項飚的桃花源

曾經看到某篇文章說，現在簡中媒體有一種風氣，“諸事不決問項飚”，這或許不是誇張。隨手在微信上搜索，這幾年來，項飚談過的內容包括：內卷、愛情、學術生態、青年人的焦慮、優績主義，還有最近的俄烏戰爭。所有能夠在簡中媒體討論的公共議題，幾乎都被他一網打盡。項飚有著顯赫的學術身份，但他卻沒有那種學院派知識分子常有的對大眾的優越感。他自己在學術文章裡旁徵博引，但在訪談中，他傾向於用平實的、描述性的語言對一個問題抽絲剝繭，充分地呈現其複雜性。這對於那一部分對精英主義有著反省，以及厭倦如今兩極對立的輿論生態的人來說，簡直是如獲至寶。

許多人有一個印象，那就是項飚是個立場比較模糊的人，或者說，在一些爭議不大的問題上，他都會站在大多數人/普通人那一邊，比如對內卷的批判；對於那些很有爭議的問題，他通常不表現出鮮明的立場，而是在議題的周邊遊走，給他的受眾展現他觀察到的各個面向。詩人遠子在《把自己當作方法》的書評裡說，書中對談及的眾多議題「幾乎都沒有結論」。 項飚自己也說，“我的特長是很具體地進入，找一個接口，看他的矛盾。我盡量避免從立場看東西。”

遠子對這種「沒有立場」的態度提出了辛辣的批評，於是遭到眾多項颯讀者的激烈反駁。在他們看來，這種不下結論、不站的風格，正是他們欣賞項飚的原因。但我想遠子和這些讀者在這一點上都誤會了項飚。在那些爭議性比較大的問題上，項飚並不是沒有立場，毋寧說，他喜歡在描述事物的複雜性時把自己的立場塞在其中的犄角旮旯裡，所以對於大部分受眾來說，那就是一晃而過，基本上等於沒有。

項飚有些立場，他自己是不隱瞞的。其中一個就是讓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民粹主義」。他在《把自己當作方法》中直接承認自己是「小資產階級式的民粹主義」。對民粹主義有親近感，是因為對“一切掌握權威的人”，“看著都不太舒服”。

借用他給自己貼的這個標籤，我可以稍微拓展一下：項飚的民粹主義，可以從兩個層面上來談，一個是方法論層面的，另一個是規範層面的。方法論上的民粹主義，有點現象學方法的意味，懸置理論，直接地、具體地對事物進行觀察和描述。項飚說自己看問題的方法，跟溫州那些做打火機的人最像。他有一種“自發的對直接性的趣味”，對理論有抗拒。這種傾向一方面和他在北大求學的經驗有關，他感慨自己本科階段閱讀太少，沒有接受什麼理論訓練；另一方面，這也代表了他本人的一種方法，一種風格，這就是他常說的「鄉紳」。

鄉紳作為方法，其要旨是，「把自己小世界的事情說清楚」。 「一方面可以說是很細緻、很實證，另一方面又很注意總體的結構。」鄉紳因為長期浸潤在這個小世界之中，對其無比熟悉，他可以用在地的語言，或者說「行動者描述自己生活的語言”，把這個小世界的事鉅細無遺地講出來。這種方法完全不同於那種從一個普遍的原則出發，再依靠邏輯推演得出結論的演繹法。項飚也不是徹底不要理論，他只是對理論的想像和其他學者不太一樣。他講到自己發表過的一篇英文論文，《作為圖景的理論》，說理論不是給出判斷，而是「給世界一個圖景，同時在背後透出未來可能的圖景」。

項飚這種方法論的民粹主義，與其規範性的民粹主義緊密聯繫，後者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對知識分子，尤其是啟蒙知識分子的不信任。這種態度相當明顯，幾乎貫穿了書中的幾個訪談。 「北京訪談」一開始，項飚和吳琦講到訪談的形式，突然就說到，「今天的一個問題就是知識分子不接地氣，不能從非常具體的生存狀態出發講事情，講的東西都比較無機、縹緲。話語之間的邏輯推演，也許和實際發生的事情想去很遠。不清楚事情，就給你一個論斷。 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他那麼願意接受媒體的訪談，或者說更樂意透過訪談這種形式向大眾傳遞自己的觀點。

在這種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背後，是對「普通人」的高度認同。他在不同場合多次講到自己和浙江村的研究對象的交往，甚至還在《十三邀》裡帶著許知遠去見那時認識的浙江村村民。他坦言自己受到汪暉影響很大，其中的一點，就是「要跟農工結合，走群眾路線」。在《普通人的國家理論》中，這種對一般人的推崇體現得淋漓盡致。這裡的“普通人”，準確地說應該是“普通中國人”。項飚覺得以往的「國家理論」都是知識分子提出來的，他想基於一般中國人對國家的期待、在談到國家的時候的態度，提出一種「普通人的國家理論」。按項飚的說法，“普通人”的對立面並不是“精英”，精英也是普通人的一部分，鄉紳就既是地方精英也是普通人。項飚說：“這裡關鍵的不是國家——社會、官方—民間以及精英——群眾之間的分野，而是真實生活和專業化的學術、政策文本之間的分野。” 因此，與“普通人”對立的其實是知識分子，尤其是啟蒙知識分子，他們高高在上，他們的理論也是離地的。這就是為什麼需要「普通人的國家理論」。

項飚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和對普通人的推崇，並不是一種簡單的個人傾向，而是帶有明顯的規範性意味。不誇張地說，項飚不僅有規範性的立場，他的立場還涵蓋規範性的幾乎所有層面，包括「國家應該如何組織」和「我們應該如何生活」。項飚在上述的文章裡說到：「普通人的國家理論帶有很強的價值判斷和指導行動的傾向。普通人的國家理論不回答國家究竟是什麼、幹什麼這些實證問題，而是關心國家應該是什麼樣的、應該做什麼、群眾應該如何面對國家這些應然問題。也是人民主權的體現之一。

這種「普通人的國家理論」的特殊之處在於，它特別強調國家的整體性和道德性。所謂的“總體性”，即不對地域意義上的國度（country）、民族共同體（nation）、暴力統治機器（state）以及行政執行機構（government）進行區分，統稱為“國家”。而所謂的“道德性”，那就是“在老百姓那裡，'國家'仍然是最受認同的範疇，'社會'則意味著不正規和不可信任。” 簡單來說，“國家”就是絕對道德正當性的化身。

在倫理生活上，項飚的立場也與「老百姓」有關。在講到鄉紳時，項飚說，鄉紳會做倫理判斷，但他的倫理判斷「要和老百姓的實踐理性對得上」。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這裡將“老百姓的實踐理性”換成“人情世故”，意思可能也差不了太多）其中，“和諧”很重要：“不只是你一個人做得對不對，而且要看你做的事情和其他人是不是和諧。

這就牽涉到項飚常常談到的「附近」。第一次看到項飚提“附近”，正是在《十三邀》裡，他對許知遠感嘆“附近”的消失。這個“附近”，大抵接近他提到鄉紳時所說的“小世界”，也就是個人和廣闊的外部世界中間的那一層。他在裡面有一些“金句”，例如：“個人的意義與尊嚴的出路不在於個人，一定在於關係。沒有一個天然的個人尊嚴，沒有一個東西在那裡。你不能夠去追求個人尊嚴，你一定要建構出附近，重新去想這個關係，建構出關係。為完整。

這裡所謂的“關係”，並不是簡單地指一個個體與另一個個體之間的關係，它指的是個人與小世界中的其他人和其他事物的關係。項飚的“小世界”，有點像秦暉所說的“小共同體”，即由血緣或者其他有機的聯繫所組成的自治單位，但“小世界”與國家的關係，跟“小共同體”與「大共同體」之間的關係並不一樣（詳見《走出帝制》）。秦暉的小共同體能承擔抵制來自大共同體的壓迫的功能，但項飚的小世界與國家，或者說體制的關係，並沒有那麼緊張。項飚說，鄉紳「從自己立足的小世界出發，去看大體制，有距離、獨立地看，而不是簡單的抗拒。」鄉紳代表自己小世界裡的其他老百姓，向體制提出自己的訴求，相當於現行政治體制中的「人民代表」。請願，但不抗爭。

不難看得出，在項飚這裡，規範層面和方法論層面很多時候是糾纏在一起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那句話：「觀點屬於人民，把觀點整理出來，這就是我們的工作」。 正因為觀點來自人民（而不是知識分子），所以那些觀點必須得到重視，鄉紳的作用，不僅是要把那些觀點整理出來，而且還要用它們來為倫理判斷和政治實踐提供根據。

這裡有一點小的方法論上的問題：既然是鄉紳，代表的只是小世界，為什麼項飚可以提出一個代表全體普通中國人的國家理論？這裡有兩種可能，一個是項飚認為自己小世界裡的老百姓可以代表整個中國的老百姓，如果是這樣，項飚的依據是什麼？畢竟中國地域遼闊，群體極為多元。另一個可能，是項飚自己早就超越了“鄉紳”，或者說，跳出了鄉紳自我約束的活動範圍，他的“成為鄉紳”的建議，是給別人的，尤其是給那些青年人的，不是給自己的。我個人認為後者的可能性更大一點。事實上，項飚自己不僅跳出了浙江村，還早就跳脫了中國，他長期在歐洲的頂尖學術機構工作，《全球獵身》的研究對像是印度的IT工作者，這樣一個極其擁抱全球化的學者，自稱為「鄉紳」是沒什麼說服力的。

項飚也會承認，“充分重視普通人的主體地位，並不是全盤接受他們的政治白話”，“普通人的國家理論當然有諸多負面因素。” 但他的態度是很鮮明的：知識分子的觀點並沒有人民的觀點那麼值得重視，除非知識分子自我轉化為“鄉紳”，深入群眾，了解群眾，把群眾的心聲表達出來，把他們生活的世界用他們的語言敘述出來。

項飚自己承認自己是“左派”，但從上面這個角度來說，他應該更接近國內的左派，而不是西方的左派。西方的左派其實有不少正符合項飚所批評的，「要提出一個普世性的原則，提出理論、知識、道德、行為上的典範，做一個批判者。」反而，項飚對這種知識分子的批判，跟十八十九世紀歐洲的浪漫主義者或保守主義者對啟蒙知識分子的批判很像，也就是迷戀抽象的普世原則和對現狀的批判立場。國內的（知名）左派，反而少有基於對抽象的共產主義原則本身的認同而選擇左派立場的，大多是因為對國家體制的認同，或對過往時代的情結，或對民眾的樸素的情感。

我不確定項飚有沒有意識到兩種左派的差別，當他在俄烏訪談中說，經過這件事，左派一定會受到打壓，一種彆扭的感覺產生了。在裡面，他延續了他對知識分子和「宏大理論」的不信任，花了大量的時間去分析杜金和他的歐亞主義，並認為這正是普丁入侵烏克蘭背後的意識形態根源。作為一個“政治認知主義者”，連我也覺得這樣的判斷過於草率。而當吳琦提出能不能對歐亞主義作出一些「識辨」時，項飚顯得相當為難，他的意思大概是，這樣一種意識形態，自己內部的邏輯是自洽的，你只有信不信，或者接受不接受，很難在邏輯上跟他辯論。

項飚對國內那些因為俄烏戰爭而產生爭吵甚至撕破臉皮的普通人感到十分的異。大概在他看來，這種事只會發生在不接地氣的知識分子的身上。 「溫州人因為做生意，社交技巧比較嫻熟，和氣生財，居然出現斷絕關係等等很不愉快的情況。」於是他只能解釋為，這並不是雙方的意識形態差別所導致的，而​​只是情緒上的衝突。 「如果只是意識形態差別，嚴格上講是可以討論的，但是情緒的差別很難去跨越，它聯繫的不是意識形態理論，更多的是意義本身，是好和壞、高興不高興、舒服不舒服這種直覺的反映。

這就讓人覺得匪夷所思了。前面項飚說那種邏輯自洽的意識形態只有接受不接受，沒法辯論，那後面為什麼還說意識形態的差別「可以討論」？還有，為什麼他輕易判斷這些他所熟識的普通人不可能為了意識形態的差別而斷絕關係？更重要的是，這些衝突是否有可能基於更根本的原則問題？

項飚倒不完全是個相對主義者，他也說，要保護那些可以講得清楚的原則，例如「萬隆的五項原則」。如果是這樣，他的那些因為俄烏戰爭斷絕關係的溫州的中學同學，假如支持烏克蘭的一方認為「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正是違背了這樣講得清楚的原則，為什麼他們不能感到憤怒，繼而跟反對這樣原則的人斷絕關係呢？如果他真心相信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行動是一種入侵行徑，觸犯了一些最基本的原則，當他看到一些普通人也有這樣的看法並且感到憤怒，他怎麼會覺得對方只是一種情緒？他似乎是認為，他的同學都是被整個輿論氛圍煽動了情緒，他們的爭吵既不可能是基於意識形態，也不可能是基於更根本的原則。這跟他以往高舉一般人「自主性」的立場相當不同，他在《普通人的國家理論》裡，他甚至批評了其他學者對這一點重視不足，「我們也不能因為對民族誌細節的追求而'拒絕政治'，即把普通人的行為和觀念過度日常化、瑣碎化，忽視他們參與正式討論和社會運動的能力。

我個人覺得，儘管項飚似乎一直站在普通人的一邊反對知識分子，但他實質上比一些知識分子更想維持「普通人／知識分子」這個區別，「普通人」和「小世界」給他帶來歸屬感，是他疲憊的學術生活的桃花源。俄烏戰爭帶來的普通人的爭吵打破了這樣的幻覺。

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他針對這種情況，給出來的依然是類似關注「附近」這樣的方案：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確實是需要一種方法，對多樣的宣稱和姿態保持一定距離，同時形成和自己的經驗比較符合、比較自洽的意義圖景。怎麼做到這一點呢？我覺得要回歸對自己本身物質生活的日常實踐的理解。怎麼安排，你住在哪裡，小區是誰蓋的，原來這塊地是怎麼被徵用，用什麼建築材料蓋的，多少錢等等，對這些東西多關心，你就知道自己作為一個人的焦慮究竟是哪裡來，知道喜怒哀樂的社會起源在哪裡。 有了這樣一些基本把握，不用把它寫成論文，不一定很系統，有點意識就夠了，這樣你再碰到各種各樣不同的事件或敘說，你可能沒有直接的答案，但是基本上知道自己在這個社會裡面是什麼樣的一個位置。基本會比較清楚。

項颯想用「鄉紳」和「附近」作為當下輿論極化的解毒劑，當他批評杜金沉迷於絕對化的論述的時候，其影射的對像是顯而易見的。 「現在的問題是那種投射，非常簡單地把自己的情緒投射到一種絕對化的論述上面，變成一種執念，產生一種很大的衝動，覺得必須要說服別人，而且覺得說服別人是在救別人，因為別人肯定被蒙蔽。 ” 項飚認為知識分子所提出的“宏大敘事”是一些“絕對化論述”，並將其作為抨擊的主要目標，但拋開這個所指，我覺得他說得並沒有錯，只是那種「絕對化的論述」可能不是來自於知識分子，而是來自於宣稱自己絕對正確的政治權力。而那些把自己的情緒投射到一種絕對化的論述上面的人，正是被官方所倡導的那種絕對化論述所困住的「老百姓」。

項飚將“老百姓”/“普通人”，以及知識分子中回到老百姓中間的“鄉紳”作為其寄託希望的對象。他期待鄉紳像“人民代表”，成為國家和普通人之間的溝通的橋樑，這是個美好的願望，但其天真程度與其美好程度成正比。在中國「人民代表」本身就是體制的一部分，在根本上代表的不是老百姓的訴求，而是官方希望老百姓提出的訴求。然而項飚假裝看不到這一點，他說，在中國要當個獨立學者也沒那麼難，不用過度拔高。 這大概就是學術上的何不食肉糜？

更重要的是，老百姓也不是任何時候都聽鄉紳的，正如項飚自己所說，他們更相信國家。國家對老百姓有著絕對的權力和絕對的塑造作用，如果要老百姓永遠都是善良的、可敬的，那國家也必須永遠都是善的，問題是，這可能嗎？

項飚在自己的小世界裡只看到老百姓溫情脈脈的一面，不知道他有沒有看到那些動不動就網暴公知、求助者和受害者的「普通人」？項飚希望出現更多的鄉紳，希望那些關注公共事務的人能夠先把自己的小世界經營好，這樣大家對公共事務的關注程度下降，似乎公共輿論極化的情況也會減少甚至消失，如果他真的是這麼想，那他就太不了解目前的輿論生態了。厭倦這種輿論極化、願意從公共事務中退回自己的小世界的，正是他所瞧不上的知識分子，但正因為這些人的聲音消失了，輿論場反而被更多的“普通人”佔據。跟項飚設想的相反，普通人佔領公共輿論以後所產生的觀念極化，比公知遍地時要嚴重得多。

如果中國普通人的民意就是反美、反公知、要抓斗內姦，那鄉紳怎麼辦呢？項飚覺得公知如今的境況有一點咎由自取，他是左派，反美也是常規操作。如果說民眾的極化傾向有一點讓他憂心，他也早已找好了要為此承擔罪責的對象：現代社會、全球化、網路科技、資本主義……這次俄烏訪談，他又找了一個，那就是知識分子發明的「絕對化論述」。但有一個顯見的因素，他永遠不肯提及。

他的「普通人的國家理論」是閉環的：普通人是絕對善的，所以要從普通人的觀念出發去構建一個國家理論，而普通人認為這個國家是絕對善的，因此，國家在這個理論中就是絕對善的；國家對一般人有著絕對的塑造作用，所以絕對善的國家所塑造的普通人也是絕對善的。如果有些人所做的事情不是絕對善的，那要不是這些人不是普通人（知識分子），就是他們只是被（知識分子）蒙蔽了，普通人依然是絕對善的。不知道項飚自己有沒有想過，他自己這套理論跟杜金的「歐亞主義」真的有那麼大差別嗎？

有一點我和項飚意見相同，我們都認為存在著一些最基本的原則，這些原則是普適的，不僅知識分子能夠把握，普通人也可以理解。我認為一般人也有可能基於這種普適的原則去行動，去產生情緒。從理論上來說，項飚應該也是這麼認為，例如他在《普通人的國家理論》中就提到，普通人的國家理論具有“抽象和一般化的能力”，其中還引用了於建嶸的「抽象憤怒」的概念，即「超越自己的直接利益，對社會的整體利益格局形成判斷，對國家應該扮演什麼角色等一般問題作出表述」。但當這種「抽象憤怒」牽扯到國際事務時，項飚似乎感到不可思議。因此，吊詭的是，他一方面過分美化了“普通人”，另一方面又嚴重低估了他們的“主體性” 。一種被定義被絕對善的“普通人”，是不可能有真正的主體性的，只當他們有可能為善也有可能為惡，他們才具備真正的主體性。

與項飚相反，我認為跳出絕對化論述的辦法不是“重新發現附近”，而是要嘗試超越自己的小世界，重新發現“公共理性”。局促在自己的小世界裡，接觸到的都是和自己持有類似觀點的人，他們一旦相信了某種絕對化論述，那就只會不斷地加強這種信念。反而是那些相信某種宏大理論的人，反而更常意識到自己和周圍的人不太一樣，因為ta周圍的人不太可能跟ta一樣相信這些理論。

如今的問題是，究竟是什麼力量在引導老百姓到絕對化的論述上？又是什麼力量在阻礙公共理性的形成，防止對這種絕對化論述提出挑戰？

我和項飚對一般人的觀察是一致的，我也認為一般人區分開來的是知識分子，而不是一般說的精英，中國的絕大部分菁英只是混得比較好的普通人，觀點態度並沒有太大差別。我同樣贊成他說的，一般中國人對國家的觀念有一種總體化和道德化的特徵，但正因如此，我更感到知識分子的存在有其必要性：除了吃力不討好的知識分子，再也不會有人頂著被污名化和送去夾邊溝的危險，敢對這樣的觀念提出強烈質疑。項飚認為儒家化的知識分子是鄉紳，我則認為孟子和範仲淹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發現「附近」也不是沒有價值。如果我們能在「附近」發現自己之所以成為自己的痕跡，並且和自己內心的信念（即便這些信念是建立在宏大理論之上）產生呼應，如果我們能在附近發現那些「小而確定的幸福”，以抵禦癒益壓抑的大環境對我們心靈的腐蝕，如果我們能在附近發現那些受到疫情波及的鄰人，並為之提供溫暖和幫助，那發現附近確實有重大意義，但這種意義並不意味著從更廣闊世界退縮，不意味著向大體制妥協，不意味著放棄自己作出普遍判斷的權利，更不意味著只能成為被體制收編的「鄉紳」。

項飚在解釋自己為什麼是小資產階級式的民粹主義時說到，他覺得自己比較懦弱，做不了革命者。 如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他覺得自己經常被一種總體的反叛精神所驅動，但我們卻很少看到他對那個龐然大物表達過什麼“反叛”，只有一些類似“不要追求中心”這樣的諫言。他的反叛，幾乎都指向了中國那脆弱的市場體制和那些不得勢的知識分子。有一個字叫什麼來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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