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批判权威？从澳门「疫政」看批判思考之重要性？ ｜投稿#09

作者： 安子Master Andrew

2020年12月，政府发表的《澳门青年政策（2021－2030）》中关于教育的部分以「审辨思维」取代「批判思维」，因而引起争议。毫无哲学以及人文科学背景的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瑜竟然回应指此改动是希望青年「不要为批评而批评」。

后来《论尽媒体》登了一篇长文分享部分教育工作者对欧阳瑜言论的回应，却未有人从哲学角度讨论「批判」之本意，从而推断澳门政府反对「批判」的背后原因。

然而，近日澳门社会里「病毒共存派」对于「清零派」的批判，已展示了批判思考的功能，同时也暴露了「批判」对澳门政府所带来的「不便」。

2022年6月下旬至7月，澳门经历史无前例的「疫政」措施：正当世界各地已陆续基于科学考虑，对Covid-19实施「与病毒共存」政策，重启经济活动、恢复国际交流时，澳门政府竟然倒行逆施，因为重症率与死亡率极低的变种病毒传入，而实施严格的「静止状态」，隔日做全民核酸检测；在当时的禁足令下，出外做运动、吸烟甚至放狗都成为刑事罪行，最后在7月22日将菲籍人士列为「重点人群」，强制他们接受每日检测，引起社会出现强烈的批判声音，迫使政府于24日取消此涉嫌种族歧视的措施。

可是，同一时间，无论疫政措施如何荒谬，网上总有一批热心市民留言支持（包括在《澳门学16号》专页留言），或在群组转发「防疫讯息」，即使他们无力反驳共存派的批判言论。此事例正好反映了批判思考最重要、最基本的功能：根据特定的价值立场，以理性质疑一切权威。而缺乏批判能力的人，就自然失去以理性质疑权威的能力。

「批判」之概念史

批判译自英文critical，本出自希腊文κριτικός（kritikos），解作判断、审判及分辨事物的理智能力与手段，最早可以追溯至苏格拉底的「苏格拉底式的提问」，不断以提问方不质疑一切既有信念。

进入近代西方哲学，笛卡儿将批判进一步扩展成方法怀疑：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最终发现唯有自我的存在不可被怀疑（我思故我在）。但笛卡儿的描述并不准确，因为他在进行怀疑时，已假设了方法怀疑所采用的理性思考方式可信。直到康德于1781年写下《纯粹理性批判》，才明确对理性作出批判，发现理性的限制。因此康德亦被视为批判理论的远祖。

另一批判理论的始祖是马克思，但马克思所言之「批判」多数是指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批判」，似乎跟传统哲学不太相像，令人怀疑哲学与批判理论的差异。若撇除马克思，从苏格拉底到康德，似乎批判等同理性质疑权威。但批判又是为何而质疑呢？这就不得不提哈伯玛斯（Habermas）。

进入当代哲学，法兰克福学派的哈伯玛斯提出三分法，将理论分成（实践）哲学、批判及科学三大类。 科学是实证性（positive）的，可以判断真假。哲学却是进行「规范性」（normative）或目的性（teleological）的论断，提出人「应该怎样做」。而批判理论即介乎两者中间。

如劳思光所解释：「批判理论兼具了目的性和可以假的这两种性质⋯⋯它是有一些纯粹科学的论断，也有一些实际哲学上的目的。」（注1） 例如马克思主义要求推翻资本主义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具有「目的性」；但其对社会经济历史演变的分析，又具有「实证性」。因此批判并非单纯的理性质疑权威，而是基于规范性目的（例如是道德价值）质疑权威，不会「为反对而反对」 。

中国哲学本无「批判」一词，墨家的「辨」却已隐含西方批判之意义。墨子曰：

 「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墨子．非命上》）

「三表法」可被视为墨家的批判理论，其规范性目的在于判断是非利害，因此「辩」是道德实践的手段。

当代的批判思考教育由Edward Maynard Glaser于1941年提出，他定义批判思考为：「1. 倾向以审慎的态度思虑议题和解决难题。2. 对理性探索与逻辑推理的方法有所认识。3.有技巧地应用上述的方法。」（注2）其对批判思考的定义仍停留在「质疑权威」的传统定义，侧重于逻辑思考，并未包括哈伯玛斯对「目的性规范」的说法。

然而，在大学通识教育的实际操作上，批判思考与道德教育依然是双轨并行的：大学一年级学生除了要学习逻辑以外，还要学习道德价值，以做到真正的批判。类似课程设计在英制及美国制大学皆非常普遍（如香港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只是作为「澳门唯一公立综合型大学」的澳门大学的通识课程有点怪异，只有GESB1002「道德价值的基础」（Foundations of Moral Values）是一年级必修科，PHIL1002却不是通识科而是哲学选修科（2021-22下学期还没有开这科！）。这也某程度上反映了澳门官方对于批判思考的态度。

以批判思考质疑澳门疫政的实例

由于现时批判思考成为多数大学的通识必修科，修读者多数不是主修哲学者，故其内容比起逻辑概论简单，例如自然演绎法的内容较少，其重心往往侧重于非形式逻辑谬误（informal fallacy） 。非形式逻辑谬误是指一个推论符合论证形式，却犯了形式以外的错误（通常是由于内容错误）因而形成谬论；由于非形式逻辑谬误容易应用，因此成为常见的批判思考工具；是次社会反对澳门疫政强检所有菲籍的种族歧视政策，正是以批判思考揭露非形式逻辑谬误的实例。

2022年7月22日将菲籍人士列为「重点人群」，强制他们接受每日检测。卫生局局长罗奕龙声称措施理由是「菲律宾人在众多群组中的感染人数最多，占约1800确诊数字中的10%」、「菲籍社群较多群聚」以及「菲籍社群的感染率高达24%」，绝不涉歧视，甚至连菲律宾领事也调转枪头支持澳门政府的荒谬措施。

对此新闻，我本先在教会群组调侃一翻，说大家「要顺服掌权者」啊，没想到引发多名「清零派」成员（包括一名教师）发烂，骂我「破坏团结」，又说菲籍人士感染率很高，政策无问题云云。后来我又发现，原来这种无知的声音在网上并非少数。于是我决定不再「曲线讽刺」，而是「直线斥责」，在7月23日写了一篇中英对照文章〈澳门政府种族歧视检测计划涉及的基本比率谬误〉 （Base Rate Fallacy Committed by the Racist NAT measures of the Macao Government） ，指出在菲律宾籍与华人人口基数极端不同的前提下，比较双方的感染率根本毫无意义，直斥政府及清零派的说法犯了基本比率谬误，文章得到菲籍朋友们在群组中转发。同时，澳门律师Paulo Carochas 亦直斥澳门政府的措施为种族歧视。结果，7月24日，政府终于取消此歧视性措施。

在此批判思考于公众舆论的应用例子上，我们不难发现一点：批判思考的运用，既有实证性的一面，亦有规范性的一面。反对者既是道德上断定「种族歧视」为恶，同时在逻辑上指出政府理据荒谬绝伦。如果单纯是出于逻辑思考，人们只须把政府罗奕龙的谬论当成茶余饭后的笑话，甚至还为政府砌词狡辩以展示自己的诡辩术。

反之，欠缺逻辑能力的人，若仍有道德意识，一见有反道德之事（如种族歧视），即使不知如何逻辑地表述看法，仍会表达自己的道德批判。在这事例里，批判并非单纯的概念游戏，而是带有价值判断的人以理性质疑权威。

于是，我们就不难推断为何政府近年不喜欢「批判思考」，要以「审辨思维」取而代之了。若我们假设政府官员不是无德无才，我们就有理由怀疑，政府是否恐惧社会太多人基于规范性价值以理性质疑权威，因而损害统治威信。

民主政府并非建基于权威，故然无须恐惧批判思考。但《利维坦》式的威权政府却建基于权威而立，因而恐惧批判思考。若然人民无批判思考，则无论一个政府作出如何荒谬的主张（例如声称食皇帝的屎能医百病，杀死病人以防止传染之类），人民也不会质疑措施是否合理、是否道德，这样一来，则政府可以作出无理或缺德的暴政，而毫无阻力。

在「反疫政」的实例中，我们除了看见反对政府者如何展现批判思考，亦惊觉支持政府者完全欠缺批判思考，面对最荒谬的政策依然会极力支持，甚至砌词狡辩，即使他们也是深受疫政所害的平民百姓。

要解释这种支持者的心态，可以参考拙文〈澳门的平庸恶民：澳门，就是与别不同！ 〉 ，这里不再覆述；但根据上述讨论，我们不难发现，这群欠缺批判思考的支持者并不一定欠缺逻辑能力，更可能欠缺道德意识。

无逻辑而有道德者，仍有善恶判断之能力。但有逻辑而无道德者，即使知道是非，仍会作纣为虐，盲目服从权威。如果这种人占一地社会之多数，那么建议你认真思考移民。

注解

注1：劳思光，《文化哲学讲演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页41。

注2： Edward M. Glaser, An Experi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inking ,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41. 汉译引用自〈批判思考〉，《维基百科》，2022年5月29日。 2022年7月27日截取自https://zh.wikipedia.org/wiki/批判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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